这位84岁学界泰斗 被关进牛棚仍坚持研究核潜艇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时指出：五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的确，当下的中国正在用创新书写一个一个新的“中国骄傲”，而今天科技成就的井喷，离不开四十年前的一场大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从那以后，这片曾诞生“四大发明”等伟大科技成就的古老土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40年后的今天，在同样春意盎然的季节里，让我们一起走进几代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故事。

他曾在牛棚里坚持搞科研四十年“科学的春天”里硕果累累

星汉灿烂，深空浩渺。中国人探索浩瀚宇宙的飞天梦想，从未停止。40载光阴荏苒，“神舟”、“嫦娥”、“天宫”，这些凝结着祖先无尽想象的名字，成为一个个航天重器，巡弋九天之上。

从载人登月，到深空探测，人类信步太空，需要拥有更强大运载能力的超级装备。这些超级装备，就好比人体的骨架，行业内有“一克重就是一克金”的说法，因此，如何让这副“骨架”既结实又轻便，是航天人永恒的课题。

40岁的王博，是大连理工大学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过去10年时间一直从事工业装备结构优化研究。他们为长征5号运载火箭20多个部段“瘦身”，减重达到645公斤。单发火箭节约成本3600多万元，让世界竖起了大拇指。

为了把结构重量精减到极致，王博和团队眼下正在研究未来减重的新方向。今天，他们要进行一个关键的原理性实验。此前他们用了三个月时间，整理了100多页实验报告，用计算机“算”出了一套新方案，这个新方案能够模拟出航空装备真实的受压情况。这套“算”出来的方案是否可行，今天的实验结果尤为关键。

实验人员往气囊内加了0．12兆帕的压强，气囊一点点涨起来，然而变形越来越严重，实验暴露出了问题，不得不停止下来。

运用计算力学不断优化航天结构，让中国的航天装备更轻便更灵活，是王博和团队一直努力的方向。平均年龄不足37岁的团队正在打造着中国航天的新高度。而在他们的身后不仅有国家的期待，还有团队里一位耄耋老人的守望，他就是中国计算力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钟万勰。

星期日的早晨，已经84岁的钟万勰仍然像平时一样，出门上班。每天从家到学校，他都拄着拐杖，走上将近半个小时。

中国科学院院士钟万勰：人家车来接，我其实并不十分欢迎，少了锻炼怎么行。

上世纪60年代，钟万勰的伯乐钱令希先生承担了核潜艇复杂壳体稳定性的研究课题。当时作为团队骨干，钟万勰冲锋陷阵，课题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1967年，钟万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牛棚”。可是艰难跋涉的文革岁月，并没有减弱钟万勰对科学的虔诚，阴暗的小屋里没有纸，没有笔，没有参考书，更没有有关的资料，他就用脑子一遍遍地“过电影”，硬是在牛棚里算出了核潜艇耐压壳关键理论。

钟万勰：我一直就在想这个问题，又想出来点新的名堂，写了一个小条，就趁放风的时候溜出来，塞给钱先生，这挺有意思。

就是这张出自牛棚的纸条，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耐压壳设计提供了新的观念与理论。直到1978年，万物复苏的时节，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在这次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扫清了十年动乱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治障碍，被誉为“科学的春天”。

40年间，钟万勰年纪越来越大，但脚步越来越轻松。眼下，他仍然在从事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的研发工作，这套辅助软件，可以说是所有计算力学项目的基础，如同地基一样重要。

事实上，从“牛棚”放出来后，钟万勰就亲自挂帅，成立了大连理工大学计算力学软件团队。上世纪80年代，软件开发就已经有了规模。然而，成果转化之路却走得坎坷又漫长。

大连理工大学计算力学软件研究所副所长陈飙松：当时政策也不支持，现在看来很可惜。

1978年的科学大会点燃了科学家们的希望，但是政策机制的落后仍然束缚和桎梏着科技成果的转化。作为团队第四代负责人，2012年拿着沉甸甸的研究成果，陈飙松甚至难以在市场上找到一家愿意合作的公司。

陈飙松：50次出差，能拉到三十万或者五十万的合同已经很高兴了。

原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也就是说，包括钟万勰、陈飙松在内几代人的研发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带来的困境就是投资方担心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而无法保证自身的正当权利。

陈飙松：一涉及到国资，他们就认为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

就这样，四十年的研究成果不得不束之高阁。直到2016年，事情突然发生转机，投资人和企业突然纷至沓来，主动要和陈飙松谈合作转化。从无人问津到踏破铁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投资方的态度发生大逆转呢？原来，2015年10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正式出台，将科技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下放给了高校。高校可以与研发团队共同协商决定权益分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困扰着成果持有人、高校以及企业的所有权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大连理工大学技术研究开发院办公室主任郝涛：国有资产流失恰恰就是这次简政放权，科技成果转化简政放权，一个非常明显改善的地方。

随着新政策的出台，所有权明晰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和周期大大降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积极创业，把自己的成果推向市场。陈飙松公司所在的科创大厦，就是大连高新区管委会为高校院所老师创业项目提供的免费场地。仅仅7个多月的时间已是一房难求。

教授当上董事长产学研不掉链科技更接地气

3月8日，成都火车东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戴着帽子，背着双肩包，看起来十分普通的乘客，正是复兴号动车组轴端接地装置的研发者。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戴光泽：这个车在世界上，运营速度是最高的，我们轴端接地装置，在这个车上性能是最稳定、最好的。

轴端接地装置是保障动车组安全运行的关键零部件。如果把动车当成整个电路，那么接地装置就是电路的关键开关。

55岁的戴光泽，是西南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四川城际轨道交通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作为象牙塔里的教授为什么要成立公司当上董事长？这还要从2009年说起。当时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外供应商无法向北车集团提供铝合金推杆。对于列车来说，铝合金推杆就像是人的膝关节一样，直接影响着动车组运行的平稳性。

为解燃眉之急，北车集团找到了戴光泽，希望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发出铝合金推杆并稳定供货。

当时团队只有戴光泽和一个博士生，两个人夜以继日，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研发出了铝合金推杆，还升级了国外的材料。

本以为产品研发成功之后，就可以松了一口气，但是成果转化同样碰到了“拦路虎”。

学校是教育机构，戴光泽的研发团队是科研团队，两者均不具备向企业供货、销售产品的主体资格。苦心研究的科研成果同样只能束之高阁，无法产生实际效益。

学校和戴光泽等人立即决定成立公司，这也是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第一家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康凯宁：这个公司实际上，最开始的成立时候有三个股东，两个教授，还有西南交通大学科技园，代表西南交通大学入股，三个股东，它就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公司。

然而公司成立后，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股权的划分。因为铝合金推杆的成功研发，是戴光泽教授的职务科技成果，按照专利法，属于国有知识产权。

戴光泽：我们做的东西，做完了以后，就白费了，就是等于零，你付出的工作就等于零了。

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康凯宁：我们那个时候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把国有的知识产权进行分割确权，让戴教授和西南交通大学共同所有，这个进行了三七开，也就是会说戴教授这个团队，有70％所有权，西南交大有30％所有权。

分割确权极大地激发了研发团队的积极性，然而这样的处置毕竟没有先例，学校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直到2015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正式出台，这才让大家都吃下了一枚定心丸。

西南交通大学校党委书记王顺波：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科技管理的创新是创新的两大翅膀，知识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一种科技管理的创新，实现科技成果的巨大奔放。

60岁的昝月稳从事“车载探地雷达系统”的研究，就曾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

所谓中试就是产品正式投产前的试验。社会投资人一般不喜欢投资还处于中试阶段的产品，因为没有形成最终的商品，投资会有很大的风险。

然而如果资金不到位，昝月稳的科研就无法进行下去。

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昝月稳：做到这个时候就终止了，我们前面也是差不多十五年，那十五年的心血基本上就白费了。

一筹莫展之时，西南交大率先提出了“天使前投资”的理念。由当地政府为成都西南交大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8000万元的中试资金，对尚未到孵化阶段的科技成果进行中试投资，以占有一定比例的知识产权作为回报，帮助项目跨越“死亡之谷”。

资金、政策的支持，让昝月稳和更多科学家们的研发有了坚实的基础。2018年的春天里，越来越多的项目正在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可燃冰资源开发紧锣密鼓科研助力解决世界难题

中国南海，水下1266米，中国首次海底可燃冰试开采，正在进行。

地球上可燃冰的储量可以供人类使用千年。怎样将这种深藏在海底沉积物当中的天然气水合物开采出来是一个世界难题，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控制能力，更需要强大的科研实力提供开采技术方案。

早上7点半，博士三年级的王朋飞像往常一样，带着两份早饭准时出现在大连理工大学综合二号实验楼前。

王朋飞所在的项目组专门研究可燃冰的资源开发。通过一次次实验数据，找到最优降压方案，用于今后的开采中。由于数据模糊，忙了一晚上，只有不到十组可用数据。王朋飞说，这是眼下实验的常态。

王朋飞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不管结果好还是坏，还得做下去，不能放弃。

几个小伙子换完班，接着开始新的实验。西部校区能动大楼内，团队大boss宋永臣教授带领骨干教师们开启了2018年课题组主要工作讨论会议。2005年，宋永臣从日本学成归国，从光杆司令到现在将近80人的团队，13年的时间，课题组关于可燃冰的研究，已经位列世界第三。如今，每个实验室的角落里都放着的行军床，这是宋永臣在日本求学时留下的习惯，现在传给了自己的学生。

宋永臣：一个大学或者一个学院，一个课题组，如果晚上一过来看，灯都是灭的，就不要搞研究了。

眼看就要到晚上十点，宋永臣准备回家。临走前，他还要去实验室看一眼。

几个实验室看下来，宋永臣离开时已是晚上11：07。现在，整栋大楼就剩下博士二年级的郑嘉男。

为了得到水合物分解过程随时间变化规律，郑嘉男需要每隔五分钟扫描一次天然气水合物，连续4个小时。

凌晨12：03，郑嘉男在实验中，迎来了新的一天。

半小时观察：拥抱“科学的又一个春天”

距离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已经过去整整40年。40年前传出的那声春雷宣告了严冬的结束，春天的到来。40年来，从体制到政策，从人才到资金，开放与进步成为科学界的主旋律，众多科学家也因此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今天我们迎来了科技创新的“又一个春天”，这既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响亮号角，也是改革的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