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安徽省查处的一名巨贪村官，让公众震惊。淮北市烈山村原党委书记刘大伟，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据调查，他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将村集体资产用各种手段或侵吞或挪用，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涉嫌犯下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贪污罪、行贿罪等七宗罪名。他的亲属及有关公职人员共19人也参与其中涉嫌犯罪。这一案件涉案金额之大、时间之久、人数之众、罪名之多，实属罕见。一个村官为什么能够贪腐至此？我们前往淮北进行调查。

    安徽淮北是一座曾经因煤矿而兴的城市，运煤的火车不时穿城而过，是这座城市里常见的景象。在国家整顿关停小煤矿之前，这里的不少村子都有村办集体煤矿，烈山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到烈山村时，村口的友谊二矿已经关闭停产。在90年代，这座煤矿曾经是村上的支柱企业，烈山村也因为煤矿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而现在，整个村子却是一片破败凋敝的景象。

烈山村原党委书记刘大伟

    村民A：十个人有十一个人讨厌他。

    村民B：都是恨之入骨。

    村民C：钱让你贪完了，我们老百姓分不着。矿是我们的矿，底下煤是我们烈山村人民的煤，是国家的，你掏了你自己卖了。

    刘大伟的发家史，与村上的煤矿密不可分。村民告诉我们，刘大伟是外来女婿，早年入赘到烈山村的况姓家族，先是在村办水泥厂当业务员，因为脑子活、会来事儿，一步步走上企业管理层。1998年，刘大伟当上了友谊二矿的矿长，在这之后，这个村上的集体企业，逐渐被刘大伟和他的家族把持。

    记者：我看这个，板上当时还有刘大伟的名字呢？

    王新资：有有有，这个是刘大伟。

    记者：这个当时他是矿上的党支部书记是吧？

    王新资：党支部书记，兼矿长。矿长，书记，都是他一个人。这不也是刘大伟吗这个？

    记者：中间开会这个？

    王新资：这是刘云宏，他兄弟。往后呢，他到村里去当书记了，让他兄弟当矿长。

    记者：你说刘云宏是他的兄弟是吧？

    王新资：对，他弟弟。

    由于刘大伟妻子的家族人头多、势力大，当上矿长后，他在采购、销售、会计、管理等关键岗位都会安排自家人。2002年到2012年被称为中国煤炭产业的“黄金十年”，一吨煤往往能卖到一千多块钱，而刘大伟却多次以“不挣钱”为由，不向村集体交钱。

    记者：那个时候集体企业挣的钱，是怎么处理呢？

    王新资：都是他一人说了算。要给五万块钱办公费都要不来，都不给。

    检察院朱超：应该说在煤炭发展黄金期的时候，这个矿每年带来的纯利润至少应该在几千万元。他这个煤矿每年只给村里面上缴很少一部分资金，然后剩余的资金都是他说了算。他的经济实力的铺垫形成，主要就是通过这个煤矿。

    掌握了全村的经济命脉，刘大伟也因此成了村里的实权人物，一步步从矿长，当上了村委委员、村党委副书记、村党委书记。2006年，刘大伟在村上又成立了一家惠尔普建筑陶瓷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由友谊二矿作为主要出资方注册成立的，收益也应该属于村集体。但是，在刘大伟担任企业负责人期间，这家公司到底投资了多少钱？产值和利润是多少？村民们一概不知。2012年，刘大伟擅自将惠尔普公司中友谊二矿出资额为1490万元的74.5%的股权侵吞，并无偿转让给由他个人实际控制的安徽金和美陶瓷有限公司。

    检察院李胜利：金和美这个公司是一个以他个人的名义实际操纵的，是一个私营的企业，这个公司成立以后没有做什么实际的经营。他成立这个公司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把这笔钱转到这个公司来。这个钱都是村集体企业的钱，然后化公为私，完成了这个侵占。

    除了侵吞股权，刘大伟还涉嫌挪用惠尔普公司的资金4700万元，注册成立或增资淮北市大伟房地产、绿意农业等多个企业。这些企业有的以他个人名义成立，有的用别人的名字成立，但实际控制人都是刘大伟。十多年来，刘大伟用尽各种方法转移挪用集体资产，并利用自己的亲信，将这些钱在几十家公司间不停地转账，试图模糊外界的视线。

    公安张洪涛：他大概二三十家公司，相互之间进行转账。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个人之间，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像我们看了，第一感觉，好乱，但实际上经过认真梳理以后发现，他自己不乱，他的会计也不乱。他形成一整套体系，他的会计有很多，在按照他的指令为他服务。

    调查发现，刘大伟早已做好各种布局企图逃避查处。除了用几十家公司、400多个账户转移资产掩人耳目，刘大伟还在2003年与妻子况桂兰办理假离婚，将大部分资产转移到况桂兰名下，并让妻子前往海外。而他的儿子刘龙博和多名亲属，除了协助他转移资产，还在南京、上海、美国等地购置了多套房产。

    检察院李胜利：房产有十来套，刘大伟的名字是一个没有的，他的儿子刘龙博，还有他的儿媳妇刘晨晨，还有他一些亲戚名下的房产，还是比较多的。这个钱的来源，很多都与刘大伟和况桂兰有关系。他和他妻子在2003年的时候，通过法院调解离婚，那时候肯定他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了。

    2014年5月，安徽省委第五巡视组进驻淮北，烈山村数百名群众闻讯而来，举报刘大伟的贪腐问题。省委巡视组将线索移交淮北市纪委、烈山区纪委立案调查，刘大伟闻风出逃美国。2014年8月，他在偷偷回国时被警方抓获。

    我们见到刘大伟的时候，他正在接受调查。虽然他明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调查处理，但面对我们的镜头，对于每一个具体事实的追问，他都用一种完全答非所问的方式回避闪躲。

    记者：每年给集体的五万块钱管理费，甚至有时候企业都不愿意交，他们说的情况属不属实呢？

    刘大伟：这个情况一部分群众的怨言应该是有的，不管从主观上客观上说，这应该说是存在的。但是我很自信地说，大部分的群众应该说还是理解的。因为烈山这个村，它从历史的由来，和一般的农民村又不一样。一个它是属于塌陷，比较古老的一个村。原来我们这个村就是安徽第一村，小孩上学不要钱，点电吃水都不要钱，是我到了这个村包括接手这个煤矿以后，才恢复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这么一个基本雏形。

    记者：我觉得这个您可能说得有点远了，就说到这个煤矿，咱们具体的每年经营得怎么样，每年挣多少钱，花在哪儿？

    刘大伟：这个是这样的，财务公开呢，区政府当时有个区经贸委，区经贸委要派，就是说我们井口上你出煤…

    记者：您就说区里监管这个事儿，您说当时你们整个的这个账目，我问您在哪儿公开，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向村里公开的？

    刘大伟：它这个除了区政府派驻财务总监以外，区政府有一个三表一书四排名…

    只要是对刘大伟不利的说法，他都一概予以否认，有的绕来绕去，有的说不记得，有的说不知情，有的把责任推给其他人。然而，一个资产被掏空的村庄，就真实地摆在所有人眼前。虽然刘大伟现在已经落网，但烈山再也不复当年的模样。颠簸的乡道、破旧的房屋，稀少的人烟，只有偶尔穿梭而过的运煤火车提醒着这个村落曾经的富足。

    记者：我们在村里走，感觉到这个村里好像人不多。

    王新资：老百姓是啥都没有，只有去打工。你挣钱都让他败完了，最有钱的村败成最穷的村。

    记者：原来这村是最有钱的，附近？

    王新资：最有钱的。原来说句难听话，人家外边都编笑话，烈山狗都能说着对象。

    记者：狗都能谈到对象？

    王新资：对，现在人都谈不到对象。现在东边榴园村，西边洪庄村，人家现在都住上洋楼了。我们这个村为啥下降呢？这什么原因？老百姓哪个不清楚。

    刘大伟多年来侵吞集体资产，村民们并非没有感觉，但是，为什么多数人选择默默忍受？为什么他能够把持村子十多年，无人反抗、无人制衡？村民们有没有试图反映过、反抗过？当地镇、区、市各级监管部门有没有介入过呢？

    村民A：他那时候，他要看你不顺眼，他找杠子队，找外面小伙子，不认识的，一人一个杠，在七号井门口。

    村民B：那时候来工人，就在矿上打人。他做得再错，你都不许说他，他在后面劈头就揍，你抗议什么你抗议。

    刘大伟打人，是我们在村里采访时听到人们谈论最多的事。除了曾经在他矿上工作的矿工有这样的反映，村民们提起刘大伟，也说他经常当面动粗，甚至雇佣打手来殴打。老汉况成高的儿子况新志，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况成高：就帮村里说句话。

    记者：这位是？

    况成高：儿子。

    记者：这是您儿子。刚才听你爸爸说，我们来问问，说你们家当时被刘大伟打过的事，是什么情况？说是你被打？

    况新志：是我，是我被打。

    记者：能讲讲吗？告诉告诉我们，当时什么情况？为什么被打？

    况新志：当时是，时间我记不清，就2012年的事吧。当时村里面现在盖的那个小区，这个地方占用我们烈山二队，就是占用我们烈山村，具体说就是占用我们二队和一队的这个土地。理论上讲你占用土地，你该把这个土地的补偿款给我们是吧，他没有。没有呢，后来他就开会，我觉得这样不合理知道吧。他的两个打手使个眼色就过来了。当时我一看到，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我就坐那儿，两个人过来了，一人抓着我一个手，照着我的头就开始打起来了。

    记者：旁边还有别人吗？不劝不拉吗？

    况新志：因为这两个人，他们就是刘大伟的保镖，大家都知道他们是那样，都怕他们。所以大家只是看，家门口老少爷们也拉，但是他们那种疯狂的举动，不是老百姓能拉就能拉住的，是这么一回事儿。

    刘大伟蛮横的行事作风，不仅村民感受强烈，即使是村两委成员也被他殴打过。张成伟是烈山村的村委委员，他说，一旦有什么事让刘大伟不满意，他不仅会打骂，还会用各种方法排挤报复，甚至曾经一度自作主张解散村委会。

    张成伟：他安排任何人干什么事，任何人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有很多不情愿，有很多无奈。

    记者：不听他的，会怎么样呢？

    张成伟：他给你小鞋穿，打击报复你。或者他在背后找人揍我一顿，这都是有可能的。友谊二矿的那个副矿长，都让他打了，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这呢。

    记者：当时村委你们大家也都是干部，但是很多事情他说了算，你们就不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吗？

    张成伟：从我们来说也是敢怒不敢言，稍微不听他的，他能把村委会解散了。组织原则还有组织程序什么的，他也不管，他说了就算，他说啥就是个啥。在烈山村，可以说他就是法了。

    村民反映，刘大伟不仅在日常村务管理中使用暴力甚至动用打手，在拆迁等重大问题上，他也使用暴力手段，引发了村民的极大反感。这里是淮北南湖湿地公园，曾经是一片因采煤塌陷形成的湿地，如今经过改建，它已经成为了淮北市著名的景区，供市民休闲娱乐。当年，南湖公园的建设开发牵涉到周边的不少村落，烈山村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一部分村民不满意拆迁补偿条件拒绝搬迁，镇里要求村干部去做工作。但是，在2013年11月，有村民在网上发帖，指控刘大伟动用暴力手段，对南湖边一家养殖场和饭店等房屋进行了强拆。

    刘凡侠：11月20号那天晚上，快到十二点了，我跟家属已经睡了。三个挖掘机，直接地，我慢走一步我就砸死了。

    记者：挖掘机直接就开始挖？

    刘凡侠：直接（挖），对。当时这个录像，当时刘军还找了这个录像了。他有六十多口子，穿着迷彩服，带着盾牌，还带着棍，两个人架着押着我们。当时我老岳母九十多了，老妈在那儿吓得，把她往外拖，当时老妈在那儿有半个多小时，最后我儿子刘军打120。

    刘军：底下的这个基层干部残害百姓残害得太厉害了，我们老百姓真的，真是没法活了。

    刘凡侠父子当时在南湖边经营一家饭店，他向我们提供了当晚附近监视器拍摄到的一些影像。当我们就此事询问刘大伟，他却声称村民的说法和视频都是假的。

    记者：有一户人家，他说当天晚上进行强拆的时候，他们家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当时就吓坏了，差点住院，有生命危险，对这家您还有印象吗？

    刘大伟：这都两年多了，我记不太清楚。

    记者：当时有一家人也在网上发了很多帖子，就是一个养猪场，然后说这个养猪场拆迁的时候，手法他们认为是暴力强拆。

    刘大伟：他们是骗你的，就是联络了这么几户人，他就认为说他的房子就是强拆。

    记者：这当时都有录像。

    刘大伟：他为了想达到自己的这种赔偿标准的不一致，他拿录像机他照样在那录，他就说这就是他的强拆现场。

    记者：你是说他自己找人来拆自己，然后自己录像？

    刘大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他家的房子，就是认为赔的不合理，别人在拆迁的过程当中他去拆迁，他就认为这就是他的强拆现场。

    究竟当晚是否进行了强拆？我们又询问了当时在烈山镇担任党委书记的任启飞。

    记者：当时这个拆迁期间，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发帖子，说这个拆迁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

    任启飞：是的是的，有。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任启飞：因为拆迁的工作没能做好，而且工程建设时间又非常紧，之后就采取了强拆。

    记者：当时强拆是由什么部门执行的？这个经过镇上的同意吗？

    任启飞：当时强拆是以村为主，都是村干部，村干部多。镇里面也知道这个事。

    任启飞的说法印证了村民们反映的情况。无论当时拆迁工期是否紧张，是否存在利益纠纷，都不能成为暴力强拆的理由。村民们说，刘大伟的暴力手段，使得许多人敢怒不敢言。然而，这样一个在村民眼中横行霸道的村官，在之前当地媒体的报道里，却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与村民闲话家常、与员工亲切交谈、“致富不忘报桑梓”、“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在这样的光环笼罩下，刘大伟拥有了“全国煤矿优秀矿长”、“安徽省优秀青年企业家”、淮北市“中国好人”等多个头衔，甚至还当上了安徽省人大代表。

    纪委陈再军：刘大伟他擅于隐蔽伪装、欺上瞒下。利用自己掌管矿上经济的大权，也做一些善事，铺个桥、修个路、捐个款、慰问一些困难的学生、五保户，让大家感觉到他是一个比较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在这种光环下，然后再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去侵吞国有资产，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对于各种转移、侵吞集体资产的行为，刘大伟给我们的说法是，因为“不懂法”。

    记者：转让出去，整个的性质，它从有集体参与，就完全变成了和集体无关的东西，这个性质区别您知道吗？

    刘大伟：我们没有这种认识，就是法律知识淡薄，没有相关的这种，没有听取，我的企业有法律顾问啊，就是说操作的时候，可能没有认真地研究法律的这么一种运行的东西，只是从企业的角度，这个可能有点欠缺。

    记者：这个金和美它是谁的公司？

    刘大伟：金和美其实也是一个空壳，就是放在那，它既没有实际投资，也没有实际动作，也没有实际经营。

    记者：我是问您金和美是谁的公司？

    刘大伟：金和美它不是谁的公司，谁也没有，它本身就是一个。

    记者：那我这么问您吧，金和美和您有关系吗？

    刘大伟：金和美，你不能说没有关系，也不能说跟我有关系。

    记者：这些年从集体企业里面先后挪用过数额不小的资金，然后用于自己和自己亲戚的各家公司的一些注册、增资，这个是什么情况？

    刘大伟：我只是想叫烈山村的企业做大做强，越多越好，我只是有这种想法。经过这一次的这个洗礼教育吧，可能感觉到，这可能就是说你不知当中就犯了罪了，就是你无意当中就把这个事做错了。

    所谓“不懂法”的结果，是巨额集体资产通过各种渠道，陆续都变成了个人的。虽然刘大伟做足了逃避查处的准备，但只要真正去调查，他的掩盖和伪装，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并不难拆穿。需要反复追问的是，一个欺压村民、贪尽村财的村官，为什么能为所欲为十余年，甚至各种光环加身，直到省委巡视组发现问题督办，才最终被调查呢？

    在村里走访时我们了解到，由于刘大伟家族势力强大，十几年来，烈山村内部的监督实际上完全被架空。虽然村里也按制度设置有村民理财小组，监督村里的三资管理，但实际上，不论是村民理财小组成员，还是各村办企业的财会人员，都是刘大伟安排的亲属和亲信，刘大伟孩子的舅妈苗思侠就是其中之一。

    苗思侠：他安排做理财小组，其实我也不懂理财小组，因为我不会做账，对会计这方面我也不懂。其实就是有时候谁用钱，就给转一下钱。

    记者：什么时候转账，这些谁会直接来要求你？

    苗思侠：刘大伟。

    记者：这个理财小组是要负责干什么的？

    苗思侠：我也不知道，反正最后就是他们签字了，我就跟着签一下字。

    记者：您理解说当理财小组成员就是跟着签一下字？

    苗思侠：我也真不大明白这个事。

    由于家族势力绝对垄断，多年来，村集体资产实际上被刘大伟个人把持。集体企业经营情况如何、有多少集体资产，他从不向村民公开。对此，村民们并非没有疑问，但对于敢质疑的人，刘大伟就予以蛮横打压，甚至于动用黑恶势力殴打。而本该对刘大伟进行监督制衡的村两委，也完全形同虚设。

    记者：如果说按正常的程序来，这个村里的集体企业，应该是谁来管理？

    张成伟：应该是村委会主任跟村里边书记管，两委会管，说白了就是两委会管。

    记者：比如你来搞这个矿，那你这个矿里面经营的情况，要不要对村里有一个交代，要不要对村民做一个公开？有规定吗？

    张成伟：以前说是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一直那么多年来就没亮过家底，村务公开就形同虚设了。

    记者：这个局面是怎么造成的？

    张成伟：他掌握了实权，资金他管理着，他说了算，还有这个家族势力，再加上上面的保护伞，这几方面综合起来。跟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没人管，久而久之就形成这个局面了。

    村官，听起来职位不高，但刘大伟案的涉案金额却分明在提醒着人们，一个村官的权力如果缺乏监督，危害之大是惊人的。而刘大伟案并非孤例，近年来被查处并曝光的一系列“小官巨贪”案件，官员职级和贪腐金额之间的强烈反差，都令人触目惊心，也提醒着人们这类案件背后值得关注的共性问题。

    程文浩：这几年，中纪委公布了很多基层民生腐败的案例，我发现它里面的共性实际上是非常突出的。他的权力虽然有限，但在当地百姓、在当地范围内，他的权力是有垄断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权力很可能会变成绝对权力，而绝对权力绝对会腐败。很多制度没有认真执行，高压线没有变成高压线，很可能是和上级政府对下的这种监督不力有直接的关系。

    小官之所以能成为巨贪，背后往往有当地上级的监督缺失。烈山村村民们就告诉我们，刘大伟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除了倚仗家族势力掌握了实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上面有“保护伞”。而刘大伟案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烈山区原区委书记刘亚、原区委副书记陈振江、原常务副区长董海波、烈山镇原党委书记任启飞等人都与刘大伟关系密切，存在包庇袒护、收受贿赂的情节。其中受贿数额最大的是烈山区原区委书记刘亚。根据调查，刘大伟每到逢年过节，就会以看望刘亚父亲的名义给刘亚送钱，共计行贿38万元。

    记者：给刘亚的38万，这个是怎么回事？

    刘大伟：我是和他父亲交往，不是和他本人交往。

    记者：你和他父亲怎么认识的？

    刘大伟：他父亲，因为我姓刘，他父亲呢，也姓刘。

    记者：对，你们都姓刘。

    刘大伟：对，他一见我就好像有一种那种，就是老人和孩子的那种亲近的感觉。

    记者：那你和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交往呢？

    刘大伟：我就是有时候过节我去看看他，没有什么交往，就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有时候我也就带点现金去。

    记者：带多少现金呢？

    刘大伟：也有一万的，也有两万块钱的。

    记者：你觉得逢年过节带一万两万上门去看望是一个正常的交往吗？

    刘大伟：这个我不知道说是不正常好还是说正常好。

    记者：你认为正常不正常？

    刘大伟：我认为是正常的。

    记者：那如果说有人逢年过节上门看望您，带个两万块钱给您，您觉得您如果收下正常吗？

    刘大伟：那要看个人跟个人之间的交往吧，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的程度要到哪一步。

    十几年来，刘大伟费尽心思经营上层关系，除了区里的一把手刘亚，他还向原区委副书记陈振江行贿20万元。当时烈山区区长空缺，传言陈振江要被提拔为区长，刘大伟因此主动上门送钱。

    陈振江：他直接到我办公室去的，和他爱人一道。他没说什么，很快，也没愿意坐，放在办公室里就要走，我说你这个钱太多了我不可能拿，他说你用吧没事，就是这种。反正推辞我也推辞了，没推辞掉，就是这种情况。

    利益的往来求得了上级的庇护，多年来，对于刘大伟在基层的种种问题，上级部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而对于村民们的反映，也是视而不见。

    纪委陈再军：在我们查处的淮北市的领导干部当中，始终有刘大伟的影子。他就是利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这个时间点去拉拢腐蚀干部，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一旦有了什么问题，他寻求上级的一种保护。最后这些干部拉下水以后，也致使了这些领导，在对他的问题上一种漠视，对村民的反映可以说不是太重视，这是他没有及时查处的可能的一个原因。

    刘大伟的上级领导不去监管他在烈山村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却非常认可刘大伟的“能力”。2010年，淮北市里的一条重点公路宿丁路面临拆迁改造，其中不少拆迁范围属于烈山村。当时担任烈山村党委副书记的刘大伟，被提拔为党委书记，负责拆迁工作。主张提拔他的人，是当时烈山镇的一把手任启飞。

    任启飞：那条路加宽它有时间上的限制，多长时间就得拆完。因为两边都是商业门面，拆迁的难度比较大。当时的书记和主任两个人就写了辞职报告，说干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就把刘大伟推荐上来。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让他来干这事儿？

    任启飞：不怕得罪人，反正工作力度比较大。拆迁这项工作也在规定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记者：当时这个时间要求是市里的一个要求是吗？

    任启飞：对，市区都有要求，那你任务必须完成。

    记者：如果完不成会怎么样？

    任启飞：完不成，你想想，不只基层干部，就是我们镇里面你也没法交代。

    因为宿丁路拆迁的契机，刘大伟当上了烈山村的一把手，而任启飞也因为刘大伟在这次拆迁中的表现，认为他是个“能人”，继续委以重任。

    记者：镇上还有哪些主要的工作交给刘大伟？

    任启飞：一个是宿丁路拆迁，再一个就是南湖拆迁。

    记者：最大的还都是有关拆迁的事儿？

    任启飞：对对，都是拆迁、征地。

    对于任启飞来说，拆迁是头等重要也是头等紧迫的事；而对于刘大伟来说，他被上级部门看重的工作能力，也是拆迁。随后而来的南湖拆迁是市里的大工程，又涉及塌陷区，土地界定的难度更大，涉及的利益也更复杂。任启飞当时直接把拆迁补偿款的具体分配权交给了刘大伟。

    任启飞：就是比较扯皮、复杂，我们是不好分，就分到村民组，村民组再分到户。

    记者：就你们当时是给到村上是吗，是属于这一块整体的资金？

    任启飞：对对对，钱给我们，我们就按这个标准，就这一碗水，就这么多面积，然后进行分割。

    记者：就我把这个总的款给你，具体的你去完成、你去平衡去。

    任启飞：对，因为确确实实，几十年前的事，确确实实它不大好分配。

    镇里不是把拆迁补偿款直接补偿到户，而是用这种整体“打包”的方式，交给村里去分配，这样做是否符合规定？我们询问了办案人员。

    纪委陈晓华：一般涉及到拆迁，真正实施征收的主体是镇政府。但是镇里认为刘大伟是个能人，给你打包，我给你600万，你只要给我弄好，至于你怎么样开支你怎么安排，镇里我也不要参与。一个图省事，第二个信任，所以说内部不要这个监管了。

    记者：这个其实是不合乎程序的。

    陈晓华：不合乎程序的。所以说才出现了导致缺少监管，所以说刘大伟一个人说了算。

    如此看来，镇里看重拆迁，更多地是关心效率和结果，对于中间是什么过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并不在意。虽然这一次，刘大伟再次完成了南湖拆迁的任务，但是，他所采取的暴力强拆方式，却开始引发后续效应。任启飞因为拆迁提拔重用了刘大伟，却也因为拆迁，最终免去了刘大伟的职务。

    任启飞：南湖拆迁过后没多长时间，群众反映比较大，当时强拆的几户，去区政府闹事、堵门，我们从稳定的角度出发，就把他给免掉了。我们作为单位的负责人，抓维稳、抓稳定是第一责任。

    记者：刘大伟当村支书，你和他合作这几年，如果让你评价他，觉得他最主要的工作成绩是什么？

    任启飞：那他就是，主要是干了这几个重点项目的拆迁，但是遗留问题也出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也就产生了。

    记者：你觉得产生这样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谁的责任呢？

    任启飞：作为村里面、作为镇里面都有一定的责任。刘大伟这个，只注意看他当时拆迁，虽然工程建设了，但是一些后续的遗留问题，上访问题、稳定问题，还得逐步解决，并且还得在一段时间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才能搞好。

    暴力拆迁带来的后续问题不仅让刘大伟被免了职，也直接引发了不少村民向上举报刘大伟。2014年，安徽省委巡视组进驻淮北，正值南湖拆迁之后，不少村民向巡视组举报刘大伟，使得刘大伟最终被调查。村民况成中是当时的举报人之一，他因为自己的鱼塘在南湖拆迁中的补偿问题和刘大伟发生矛盾，但在这件事之前，他并没有想过要去反映刘大伟的问题。

    况成中：开始都是找鱼塘找鱼塘，最后这个路走不通，没办法，只有告你刘大伟贪污了，把你搞下去，鱼塘不要了，把你搞下去算了。

    记者：就是您本意不是想告他贪污，是想说清楚自家鱼塘的事儿。

    况成中：对，我不跟你捣这个事儿，捣这个干嘛呢？我还得罪你，你偏偏要搞我，那我没办法了。

    记者：在这之前为什么没有想过，那我去反映这些问题？

    况成中：我们这些人，作为我们乡下人，你不找我们事儿，我们不找你，我们过我们平平淡淡日子就行了，惹这个事干嘛呢？你也讨不到好。但是这次是把我们惹火了，确实牵涉到我们切身利益了。

    记者：像集体的这个资产，其实那个也是跟你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事儿。

    况成中：聋子的耳朵是摆设，那没有用的。

    记者：大家有没有那个概念，这个集体企业的钱是集体的？

    况成中：没那回事，谁当矿长，矿就是谁的。

    村民们虽然多年来对刘大伟的贪腐行为感到不满，但也并不愿意得罪人，不到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谁也不想出头，这是中国乡村不难理解的一种现实。现在回想起这些，不少村民坦言，刘大伟能够在烈山村横行多年，他们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况新志：我有时候跟家门口老少爷们说，我讲不要去怪他们贪，不要去怪刘大伟贪。

    记者：什么意思？

    况新志：有些时候就要怪我们自己老百姓，你看刘大伟在这经营煤矿经营十多年了，你们也看到他大肆地侵吞集体财富，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为什么没有人集体去举报？这样我们就是助纣为虐，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张成伟：有几个村民，比较会看不惯想找他事儿的，他给点小恩小惠就把人收买了，就不跟他捣了，说白了还是村民的素质问题，短视。

    记者：您觉得村民自己也有问题在这个事上？

    张成伟：对，村民自己也有问题，还没有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勇气还没有。

    当拆迁涉及自家的房屋、鱼塘时，村民们才感到切身利益被触碰，并因此开始反抗。其实，刘大伟多年侵吞挪用的村集体资产，同样和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然而，在多年刘大伟一手把持村务，从不公开的情况下，村民们似乎已经渐渐忘记了，集体资产和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程文浩：百姓理论上讲是非常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的，这是一种本能，但他为什么反而显得漠然呢？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不去公开信息，使得百姓觉得我关注和不关注其实没什么两样，才形成了这种漠然的结果。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为什么相关的制度没能起到应有的这种制约作用，使得他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这么自如地把集体经济化公为私？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程文浩：我认为还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现有的制度，就是真正的禁区，禁区就要成为真的禁区，高压线就要成为真正的高压线，而且我们要在过程中尽早地发现问题，而不是他把集体经济掏空之后我们再去把他绳之以法。

    一个村官的行为，上级有监管的义务和责任，下级也有监督的渠道和权利。但是，在这个刘大伟把持十余年的乡村，“保护伞”的包庇、当地相关部门对监管的忽视、家族势力在乡村的影响、暴力手段的恐吓、村民自治的失效，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本应有的各种监督在相当长时间里失去了作用。

    如今，刘大伟和多名“保护伞”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烈山村被刘大伟把持的日子终于成为过去，但是，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思考还没有结束。基层腐败问题，不能只靠上级的巡视督办来解决。如何能让制度真正发挥作用，让监管真正落到实处？一个巨贪村官的故事，在引发惊愕与愤慨之余，需要认真解读的还有很多。

    “小官巨腐”刘大伟一审获刑20年

    另据人民法院报2016年11月19日报道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第六集《拍蝇惩贪》中“小官巨腐”的典型——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社区原党委书记刘大伟贪腐一案，近日一审宣判。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刘大伟犯贪污罪、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法经营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630万元，没收个人财产500万元。

    地处淮北市南郊的烈山社区原是个资源丰富的富裕村，上世纪八十年代办起了村办集体煤矿友谊二矿。1965年出生的刘大伟，1998年开始任友谊二矿党支部副书记、矿长，后任烈山矿矿长、洪杨矿矿长、烈山村（烈山社区）党委委员、副书记、书记。同时，他也是淮北市惠尔普建筑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淮北市大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实际控制人。

    刘大伟在掌握村办煤矿和村委实权期间，开始陆续转移、挪用集体资产。村里虽设有“村民理财小组”，监督村里的资产管理，但不论是村民理财小组成员，还是各村办企业的财会人员，都是刘大伟安排的亲属和亲信。刘大伟孩子的舅妈苗思侠，没有学过财务，既不懂理财也不懂会计，被刘大伟安排在村理财小组。刘大伟把持村委会后形成“绝对独断”，家族势力控制了村办企业。刘大伟通过行贿营造关系网，烈山区原区委书记刘亚、原区委副书记陈振江、原常务副区长董海波、烈山镇原党委书记任启飞等人，受贿后成为刘大伟的“保护伞”，与其串通谋取私利。

    2014年5月，安徽省委第五巡视组进驻淮北后，烈山社区数百名群众集体举报刘大伟的贪腐问题，巡视组将其涉嫌违纪线索移交淮北市纪委，烈山区纪委立案调查，刘大伟闻风出逃美国。出逃前，刘大伟指使苗思侠把村集体和企业的账本全部烧毁。2014年8月，放不下国内资产的刘大伟回国探听情况，在机场被警方抓获。

    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大伟利用负责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伙同他人骗取拆迁补偿款共计317万余元，以及面积800余平方米拆迁安置房中的土地补偿款部分（未遂）；在担任友谊二矿矿长期间，为该矿谋取不当利益向烈山区委原副书记陈振江等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共计59.7万余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淮北市惠尔普建筑陶瓷有限公司中友谊二矿出资额为1490万元的74.5%股权侵吞；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POS机），以虚构交易的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支付现金833万余元；挪用淮北市惠尔普建筑陶瓷有限公司资金4700万元进行营利活动；指使他人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据悉，刘大伟连同其亲属和有关公职人员共计1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与刘大伟同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有友谊二矿原会计陈某，犯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淮北市惠尔普建筑陶瓷有限公司原会计陈某某，犯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