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市长队伍数量居世界第一 山东省最多(图)

中国女市长是一个杰出的女性精英群体，女市长队伍数量居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群体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现代城市治理、地方政府改革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推动者和领导者，并在妇女参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中国女市长任职现状怎样，领导力发展呈现出什么特点，其领导实践又面临哪些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进行调查分析。

对于女市长的调查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数据统计，在搜集整理全国女市长基本资料信息的基础上，就女市长的年龄、职务、民族、教育背景与分管领域等进行统计分析。本次调查统计的范围，包括22个省的地级市及以上（州）的市（州）长、副市（州）长、县级市市长、副市长，4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的市长、副市长、所辖区的区长、副区长，以及内蒙古、宁夏、广西、新疆、西藏5个自治区所辖市（盟、州）的市（盟、州）长、副市（盟、州）长、区长、副区长。其中，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未列入此次统计范围。第二部分是问卷调查，主要就2015年以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两期全国女市长领导力提升培训班及学院其他培训班次中参训的女市长共80人进行问卷调研和开放式访谈。

一、女市长任职基本状况

（一）职务与各省分布

在全国667个设市的城市中，共有776位女市长，其中地级市385人，正职23人，副职362人；县级市391人，正职25人，副职366人。全国女市长副职共728人，占93．8％，正职有48人，占6．2％。按照女市长人数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排名，其中山东省女市长人数最多为51人，西藏自治区女市长人数最少为2人。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女市长人数较多，内陆地区及西南地区女市长人数较少，整体呈现由中东部省份至西部省份递减的趋势。

（二）年龄、民族、教育背景

从年龄来看，566位女市长提供了出生日期信息，其年龄均分布在32－60岁之间，43－53岁是女市长年龄段的主体部分，共有422位，占总人数的74．56％；42岁以下青年女性为81人，占总人数的14．31％；54岁以上的女性为63人，占总人数的11．13％。其中年龄为45岁的女市长人数最多，共有64位。

从民族来看，共搜集到561位女市长的民族信息。其中汉族人数最多，共490人占87．34％，少数民族共71人，涵盖了19个少数民族，占12．66％。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是回族15人；蒙古族与土家族并列位居第二，均为11人；满族位于第四，10人。其余依次为壮族4人，朝鲜族、藏族各3人，白族、黎族各2人，畲族、哈尼族、佤族、景颇族、彝族、布依族、侗族、苗族、仫佬族、京族各1人。少数民族女市长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如新疆、宁夏、甘肃、云南、西藏、贵州、四川、广西、海南、湖南等地。

从教育背景来看，546位女市长履历中显示了学历信息，其中硕士学历（含党校研究生、在职研究生）人数最多，为278人，有效百分比为48．86％；本科为233人，有效百分比为40．95％；博士学历人数为45人，有效百分比为7．91％；大专学历人数最少，为13人，有效百分比为2．28％。就提供学历信息的人群来看，女市长的主要学历群体为本科与硕士；博士学历人数超过大专学历人数。高学历成为女市长群体的重要特征。

（三）党派与分管领域

从所属党派来看，已搜集到的526位女市长的党派信息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共337位，占64．07％；其他民主党派共119人，占22．62％，具体包括中国民主同盟25人、中国民主建国会25人、九三学社18人、中国农工民主党16人、中国致公党14人、中国民主促进会11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0人等共7个党派；无党派70人，占13．31％。

在分管领域方面，部分女市长提供了分工信息，其中30位女市长在分工领域中填写了全面工作。对其余调研对象提供的分工领域内容，进行词语频次统计，其中频次较高的是卫生（273）、文化（252）、教育（250）、计生（249）、体育（235）等。进一步对这些分管领域进行合并，发现有522人次分管卫生／计生领域，315人次分管食品／药品／质量监督领域，269人次分管文化／精神文明／文物／信用等领域，251人次分管教育／民教领域，243人次分管广电／影视／新闻领域，235人次分管体育领域，215人次分管商贸城建领域。此种统计结果显示女市长分管领域更多的是教、文、卫、工、青、妇、儿等方面，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她们也开始突破传统的工作分工，向全面工作和其他传统上由男性分管的领域发展，其参与政府治理的领域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二、女市长领导力发展

（一）领导效能感与决策影响力

领导效能感即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领导能力的信心。领导效能感是女性领导开展领导实践的动力来源。首先，领导效能感影响女性领导的行为选择。认识和感知影响行动，人们往往回避那些他们认为自己难以达成的任务，而选择那些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胜任的活动。领导效能感强的女性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在领导活动中往往勇于承担重任，直面挑战，不畏困难。其次，领导效能感影响领导者的思维模式、情感倾向以及行为的持久性。领导效能感强的人会将注意力集中于所要完成的任务上，有较强的目标意识，对领导活动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领导效能感弱的人会更加关注可能的失败和不利后果。同时，领导效能感影响领导行为的持久性。当面对困难时，那些对其能力怀疑的人会懈怠甚而放弃，而具有较强领导效能感的人则会以更大的努力去迎接挑战，直至完成任务。

领导活动纷繁复杂且充满挑战，胜任这一岗位需要高度的自尊和自信，需要较强的领导动机和愿望，需要强大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抗压能力，问卷调研发现，女市长普遍具有较强的领导效能感、主体意识和政治抱负，勇于向世俗和偏见挑战，坚定不移地实现人生理想。98％的女市长“对于工作，总是充满信心”，“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85％的女市长不认同“女性领导不如男性领导能力强”，95％的女市长认为自己“一直都有值得追求的目标”。

女市长较强的领导效能感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教育影响。如前所述，高学历是女市长群体的突出特征，她们普遍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问卷调研中，几乎所有女市长都选择了“读书时，成绩很好”。可见，从教育中获得的能力和自信克服了传统刻板印象对女性的不利影响。

第二，学生时代领导力培养。青少年时期往往是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领导素质和潜能也往往在这个阶段得到开发，在学校或社团中担任学生干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探索政治参与性实践活动，有助于女性获得领导自信和领导能力。问卷中80％的女市长在读书时“担任学生干部”。

第三，挑战和历练。从女市长成长路径和任职经历来看，大致划分为机关路径、共青团路径、高校路径、科研单位路径和国企路径。无论经历哪种路径，95％的女市长都坦承“工作中，曾遇到很大的挑战”。研究显示，关键事件对个体领导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生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件、变化甚至是挫折，这些事件、变化和挫折常常是其人生的转折点。经历了这些，领导者的价值观、人生信念和目标、生活态度和工作观念、行事方式、领导风格等常会发生改变，领导者会重新建构自我认知和信念体系。比如在克服挫折和完成任务中会更强化自信心，在经历困境后会激发潜能，总之，女性领导自信的形成往往是通过成功的经验和实践磨砺建立的，成功孕育成功，自信催化自信。

最后，榜样的作用。模仿成功是达到成功的捷径。良师和榜样，尤其是女性榜样对于女市长积极的自我形象和高度自尊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是其进取的动力之源，强大的成功偶像对帮助她们穿越领导工作中的困境意义重大。访谈中，许多女市长提到人生榜样在其成长道路上的作用，他们或是幼年时代的父母，或是青年时代的师长，或是从政道路上的领导。许多受访女市长提及男性领导，从他们那里学习领导经验和从政智慧。但调研也发现，女性上级的榜样作用更加凸显。在问卷调研中，95％的女市长回答在上级中“有出色的女性”。正是这些优秀的女性领导给予女市长在领导实践中以鼓舞和力量，让她们得到启迪，获得前进的勇气和信心，对她们形成领导信念、价值观和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心理品质在女性领导的成长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纵观女市长的成长历程，虽然其人生道路各有不同，但是自信、坚定的信念、较强的领导动机、意志力以及超乎寻常的努力是赢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尽管许多人或多或少都会拥有这些品质，但女市长却在成长的关键岁月获得了它们，并在经历一些难以忘怀的关键事件后，在职业生涯的成熟期愈益明朗。

然而，与女市长较强的领导效能感相比，女市长在本地区社会发展、政策制定实施中的决策影响力似乎稍有不足。在“您对本单位的决策能产生很大影响”这一问题上，30％的女市长认为与自己的领导实际不太符合，其中5％的女市长为副厅级，25％的为县级市女市长即副处级。从中可以看到，决策影响力似乎与女市长的职级成负相关。影响女市长决策影响力的因素是多面和复杂的，访谈也发现，正副职、分管领域、年龄、任职时间、领导班子中主要领导的态度等都有可能影响到女市长在领导实践中发挥决策影响力。值得关注的是，在“同事们对您都很佩服”“您往往是同事们的主心骨”这两个选项上，分别有31％、28％的女市长认为不符合自己的实际。

（二）领导力的性别特色

女性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做事认真敬业，有韧性和耐力，同时女性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如帮助他人、分享与合作，有亲和力，在心理和思维模式上具有很强的悟性和直觉思维能力，情感丰富，善于表达。这些特性使女性在领导工作中善于创造人性化的环境，有助于沟通协调、凝聚团队，有助于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赢得他人的认同感。此次调研结果显示与既有研究的一致性。问卷中，女市长自我评价较强的是团队意识、奉献精神、胸怀豁达、坚持力，而认为较弱的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决断力、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力等，调查也显示出这些选项在正厅级、地厅级、县处级女市长之间存在差异。在“即使有风险，也能果敢担当”这一选项上，有35％的受访者认为不符合自己实际。可见，应对复杂局面、驾驭全局、培养决断力和进行胆商开发对于女市长而言尤为重要。在学习力方面，女市长普遍注重学习，并视其为成长发展的重要动力，在问卷调研和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女市长都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的人”，尤其重视人生体验式的学习，善于从成功和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沟通协调是领导工作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女性善于沟通。女市长日常工作中要面对复杂人群和纷繁事务，与上下左右的有效沟通是其领导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女市长的沟通呈现出哪些特色呢？问卷显示，在“您常常会主动联络领导，向领导汇报”这一问题上，38％的女市长选择是，62％的女市长选择否。与此同时，在“您常常会主动联络和看望同事”这一问题上，81％的女市长选择是。可见，女市长同上级领导沟通的积极性与同下属同事沟通的积极性存在差异。

（三）身份认同与性别角色期待

身份认同即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对自我在社会群体中的角色及规范加以识别和内化的认知、心理及行为选择。性别身份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性别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所归属性别的觉知，它是个体基于生理特征、社会期待、自我觉知和经验等形成的性别角色认知和情感心理倾向。女市长是女性中杰出的代表，在社会中广受关注，女市长的身份认同受到领导和性别双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与一般女性不一样的特征。

一方面，她们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普遍具有较强的性别自信，调研中90％的女市长“常为身为女性而自豪”。52％的女市长认为“在工作中常会想到自己是女性”。

另一方面，领导只有岗位之分，没有性别之分，女市长在竞争激励的仕途中只有能力优先，没有性别优先，47％的女市长认为在领导实践中，并没有强化自己的女性身份。

在对理想女性的角色期待上，出现频次最高的是“诚信、大度、独立、坚韧、可信赖、善解人意、有追求、责任感、正派、自信”，62％的女市长认为“刚强、果断、竞争性、温柔、优雅、细腻”不符合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和性格特征，98％的女市长认为“敏感、顺从、可爱”不符合理想女性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从问卷调研可以看到，大多数女市长突破了刻板印象和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但是似乎也并没有认同如“竞争性、刚强”等传统意义上男性化的性别特质，而是具有中性化的性格特质。

（四）成功归因

女市长与男市长成长发展的路径存在差异，女市长受制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较多，其中受政策的影响较大，正是由于政策优势使大批优秀女性走上领导岗位，贡献她们的聪明才智。

在回答“您取得今天的成就，其主要原因时”，92％的女市长选择的是“得益于国家政策好”，72％的女市长认为是“机遇好”，其次是“领导的帮助和支持”“朋友／同学／同事的帮助和支持”“父母和配偶的支持”，只有8％的女市长选择了“自己能力强”“自己努力上进”。但是，女市长的成功归因从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女市长的深层心理认知，即存在典型的女性归因模式。研究认为，对于成功与失败的归因存在不同心理认知模式且有性别差异。一种是积极归因模式，即把成功归为内在原因尤其是“能力”这个内部稳定因素，而把失败归为外部原因，如“没有运气”等外部不稳定因素。

另一种是消极归因模式，即把成功归于外部原因尤其是运气，而把失败归于内在原因如能力差等。消极归因模式对个体的心理伤害是严重的，是取得成功的障碍，也就是说如果个体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运气、机遇等，不但不能强化个体的成功，反而会降低自己的成就期望和自信。一般而言，男性倾向于积极的归因模式，而女性则倾向于消极的归因模式。

（五）心理压力与情绪管理

积极健康的心态是女性领导获得事业成功和收获人生幸福的重要保证。问卷中85％的女市长对“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很满意”，但与此同时，也发现一定程度上存在心理压力。探讨女市长对压力的感知以及压力来源，对于促进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具有多重社会角色的群体，女市长普遍非常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事业心和使命感，70％的女市长认为“和其他角色相比，工作角色最重要”。但她们在发挥自身独特作用的同时，也承受着男性主流社会期待带给她们的种种困惑、内心冲突和压力。90．4％的女市长认为“一路走来很不容易”，40％的女市长认为“工作压力相当大”，20％的女市长不满意“自己的情绪控制能力”。此外，10％的女市长坦承“时间管理不如他人”。

女市长心理压力的来源何在？

结合问卷调研和访谈，发现以下两个方面较为突出：

一是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双重角色的矛盾。如何合理定位角色，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维持平衡，似乎永远是女性领导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尤其是今天，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更凸显了女性的多重社会角色，同时社会治理和领导实践面临的艰巨繁重任务更需女市长为事业倾注全力。女市长必须肩负事业与家庭的双重担子，否则，不仅自己内心愧疚，也会招致社会的谴责。因此，大多数女市长要比男性领导付出更多艰辛和努力，要承担来自家庭、社会和自身的多重压力。问卷中几乎所有的女市长都认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在“工作中您一向精益求精”这一选项，40％的女市长认为“非常符合”自己的领导实际，53％的女市长选择了“较为符合”自己的领导实际。问卷中55％的女市长否认配偶在家庭中“承担着大部分家庭事务”。可见，家庭、事业的超负荷运转带给女市长较大的心理压力。

二是选拔任用机制的模式化。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缺乏科学有效的培养选拔任用机制，在领导岗位的竞争中，女性往往处于劣势。90％的女市长认为“提拔女干部的难度高于提拔男干部”，前述统计数据也显示，副职是女市长任职的显著特点，且多分管科教文卫领域的工作。其对女市长的影响是多面的。一方面有利于发挥性别优势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其缺少历练，难以积累在急难险重环境下，在关键重要岗位开展领导活动的经验，从而有可能加重社会对女性整体工作能力的怀疑，导致其上升空间狭窄，而且长期下去有可能导致其压力不断增强并产生挫折感。

（作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学教研分部主任、教授 张素玲；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刘秀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