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渔业“好种子”，化作养殖“千金利”！青岛竞逐种业“总部经济”

一粒渔业“好种子”，化作养殖“千金利”

培育出我国首个具有抗逆性状的刺参新品种，为我国海参养殖提供了一粒“好种子”；国内首次实现红瓜子斑全工厂化全人工繁育及规模化育苗，为市民餐桌又“解锁”了一条鲜美的海水鱼；攻破三文鱼伪雄鱼诱导及人工繁育技术，解决了我国三文鱼种业难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陈松林院士团队人工繁育的红瓜子斑在海南的海水网箱中养殖成功。资料照片

种苗是渔业发展的“芯片”。突破水产种苗培育技术、生物育种技术，让以前能够养殖的水产品有更好的种苗选择，让以前不能养殖的水产品可以养殖，青岛一直在攻坚。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

渔业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作为我国著名的海洋渔业科技城，青岛持续走在育种“突围”的路上，不断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种业对渔业产业的引擎作用，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

育种稳居“第一梯队”

好种苗是好收成的第一步。对于渔业来说，种苗既是物质基础，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回顾历史，没有海带夏苗培育法等技术突破，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不会掀起以海带养殖为代表的第一次海水养殖浪潮。没有工厂化全人工育苗等技术突破，随后的虾、贝、鱼、参四次海水养殖浪潮也不会在全国沿海兴起。

可以说，我国藻、虾、贝、鱼、参五次海水养殖浪潮，每一次都发端于优良种苗培育技术的重大突破。而青岛正是系列技术的关键突破主体，因此被誉为我国五次海水养殖浪潮的“引领者”。

在五次海水养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渔业逐步从“捕捞”转向“养殖”，从“淡水”转入“海水”，并最终实现了“养殖高于捕捞”“海水超过淡水”的两大历史性突破。

不过，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养殖方式粗放、养殖密度过大、养殖品种退化等“弊端”逐渐显露了出来，病害频发成为一种常态。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基本形成了养什么、病什么、死什么的恶性循环”。

于是，利用杂交、群体选育、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等育种技术，培育具有优良性状（如生长速度快、抗病害能力强）的水产新品种，从“源头”解决水产养殖业的病害频发问题，成为既现实又迫切的课题。

1991年，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成立，承担着水产新品种审定技术把关等重要职责，推动水产原种和良种的保护、开发及利用。30多年来，我国已累计培育水产新品种306个，为推进水产种业振兴、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种源保障。

这么多水产新品种“问世”，意味着什么？

此前，水产养殖几乎完全依赖于野生资源，通过捕捞野生苗种或者对野生亲本人工催产出鱼苗来进行养殖。这高度受制于自然禀赋，产业规模、效率和稳定性都存在天花板。而利用育种技术，将野生种群中偶然出现的优良性状固定下来，创造出具有明确优势的水产新品种，以此进行优良苗种稳定供应，实现了水产养殖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当家”的革命性转变。

换句话说，同样是一个水产品，以前也能养殖，但现在用上新品种后，养殖效益更好了。

青岛，一直是我国水产育种的“领头羊”，诸多“第一”在此诞生：培育出我国第一个贝类新品种“蓬莱红”，使我国扇贝养殖业摆脱依赖野生苗种的局面；培育出我国第一个对虾新品种“黄海1号”，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等特点；培育出我国第一个具有抗逆性状的刺参新品种“参优1号”，为解决夏季高温和病害导致的减产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从数量上来说，带有“青岛基因”的水产新品种不在少数。全国仅有的2个三倍体牡蛎新品种均由青岛培育；南美白对虾（凡纳滨对虾）新品种共有15个，其中由青岛主导、参与的有9个；我国共有海带新品种12个，其中源自青岛的有7个……

青岛拥有全国1/3以上涉渔科研机构、1/3以上的涉渔科研人员，仅以第一单位主导培育的水产新品种就有62个，占全国总数20%以上，在青渔业科研单位、科研人员及培育出的水产新品种数量皆居全国第一。

竞逐种业“总部经济”

一粒“好种子”，能受到多大欢迎？青岛给出答案：供不应求。

海参被誉为“八珍之首”，深受消费者青睐。针对高温、病害等制约产业发展的难题，2017年，青岛瑞滋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历时12年培育出我国首个抗逆刺参新品种“参优1号”。该新品种比其他海参种苗的市场价高20%—40%，仍供不应求。

新品种“卖得好”，是因为经受住了市场检验。2018年的高温灾害，严重打击了我国的海参养殖业，山东地区海参养殖损失约80%，辽宁、河北几乎全军覆没，而“参优1号”在高温天气下因其优良性状得以存活。目前，“参优1号”在国内刺参良种市场占有率30%以上，成为我国海参新品种中产业化最成功的代表。

一个优秀的水产新品种，能引发一个“经济风口”。以“参优1号”为例，企业通过技术手段，向市场销售的“参优1号”受精卵和苗种都属于“同父同母”或“同父异母”的后代。这些刺参成年后若再进行杂交，会因“近亲结婚”，直接引起种苗退化，不再适合养殖。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把“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将“苗”持续不断进行销售，用水产新品种创造了高效益。

这就是业内常言的种业“总部经济”：把良种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而向全国全球辐射供应良种优质的受精卵或种苗，相当于控制了产业发展的“芯片”，能够创造显著的经济效益。

大西洋鲑（三文鱼）种苗也是如此。多年来，挪威、冰岛等传统鲑鳟鱼养殖强国销售到其他国家的大西洋鲑鱼卵均为全雌鱼卵。只有雌卵，没有雄卵，就从源头上控制了这一种质资源。引进国无法获得雄鱼的遗传资源，难以进行持续选育和品种改良，从而长期依赖进口。目前，我国养殖业所需的三文鱼受精卵和种苗几乎全部依赖进口，隐藏着产业链风险和成本压力。

好消息是，青岛正在就大西洋鲑种业难题进行攻关。2024年，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揭牌，围绕三文鱼、东星斑、墨瑞鳕、南美白对虾等重点品种，开展水产种业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核心应用技术等重大技术项目攻关，积极探索水产育种成果转化创新示范。当年，该院育种团队攻破系列技术难题，成功将10000余尾大西洋鲑雌鱼诱导成“伪雄鱼”，为自主繁育大西洋鲑迈出了关键一步。

一粒“好种子”，化作“千金利”。2024年，青岛水产苗种产值3.9亿元。当前，青岛科研人员正加快大西洋鲑国产化苗种的人工培育，使我们自己的亲鱼产卵、受精和孵化，达到稳定的国内三文鱼养殖产业苗种的供应，推动我国大西洋鲑养殖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国产大西洋鲑种苗的规模化产出，胜利在望。大西洋鲑种业“总部经济”，有望在青岛形成。

破解“有种无业”问题

长期以来，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海洋科学研究院为代表的青岛渔业科研力量，培育出的众多水产新品种在我国沿海大面积推广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服务国家渔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说，青岛水产种业做到了“立足青岛，代表国家”，但从推动本地渔业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青岛除了“参优1号”等少数水产新品种形成了“总部经济”，大多数新品种都在其他城市转化，“有种无业”的问题依旧突出——

一方面，青岛有育种优势，但没有形成育苗优势。一个水产新品种的培育，一般需要6—10年。青岛科研院校拥有丰富的育种技术，但往往缺少育种所需的场地和资金，虽然有时会获得不同层级的科研项目支持，但通常只有跟企业合作，才能支撑新品种的培育工作。而青岛缺乏水产种业领军企业，导致青岛科研院校只能联合外地企业开展新品种培育工作。青岛水产企业前期没有进行投资，后续也就很难依靠“卖苗赚钱”。

另一方面，青岛的育种优势没有形成养殖优势。由于海岸线、沿海滩涂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受城市建设需要等因素影响，目前青岛水产养殖面积仅3.95万公顷，落后于大连、威海等城市。虽然水产新品种在提高产量、抗病害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渔业发展空间不足制约着青岛的养殖规模和产量，暂未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这就是青岛“有种无业”的现实：育种端强大，育苗端（将受精卵培育成养殖所需的苗种）薄弱，养殖端暂未形成优势，种业优势没有完全转化为产业优势，没有充分享受到水产新品种转化的红利。

一位长期从事水产育种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通过统计分析一个水产新品种获得的收益，育种、育苗与养殖的收益比例大约是1：5：5，“育种几乎是不赚钱的，对外销售种苗会赚钱，养殖新品种会赚钱”。

可见，用好水产育种优势，建立育苗、养殖优势，让其真正成为驱动整个渔业升级的强大引擎，是青岛渔业发展的一个重点。这需要政策指引、高位部署和时间沉淀，培植更多的水产种业领军企业，推动产学研协同攻关，形成种业创新和产业高地。

好在，青岛正在行动起来，不仅加快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而且围绕三文鱼等名优鱼种，打通育种、育苗、养殖等环节，着力打造一份现代渔业全产业链发展的示范样本。

答好了这道题，青岛渔业一定会迈上一个新台阶。（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李勋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