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星堆测年龄为何那么难？测年能解决哪些谜团

为三星堆测年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倪伟

发于2022.7.4总第105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自从2020年三星堆再次启动系统考古发掘以来，已经数次公布阶段性成果，新发现的金面具、青铜大面具等文物已经逐步面世。今年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广汉又一次发布新成果，宣布六座器物坑中已经发掘近1.3万件文物。

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新成果，实际上也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四川考古院宣布，对近200个样品进行测年后，发现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前1012年，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该院称，这一结果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关于三星堆的一系列谜团中，年代是位于核心地带的一个。在考古学家们看来，年代和性质，一直是解答三星堆文化终极问题的钥匙。

由于上世纪80年代发掘时技术手段的不足，年代问题没有得到较为确切的答案。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朱乃诚在一篇文章中所说，“长期以来，学界对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即三星堆文明何时形成、何时结束，整个三星堆文明延续了多长时间等问题，尚未进行过深入探索。”

2020年重启发掘的是六座埋藏着大量文物的器物坑，器物坑是三星堆遗址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但并不是全部。不过，确定了器物坑埋藏年代，对于研究整个三星堆遗址乃至三星堆文化，走出了重要一步。

如何为三星堆测年

为三星堆器物坑测年作出关键贡献的，是碳十四技术。

负责此次检测的机构，是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建的“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联合实验室位于北大一幢灰瓦白墙的老房子里，今年3月刚挂牌成立，而实际上，北京大学的碳十四测年已经有近50年历史。中国考古领域有两家最为知名的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另一家归属于社科院考古所。

全国的考古项目如果需要做碳十四年代检测，都要送到这两个机构之一。据此前报道，北大每年要检测的碳十四样品达两三千份。

三星堆前后陆续送来了200多份碳十四样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主任吴小红撰文称，此次测年力求6座坑每个坑至少有6个可靠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产生。首先在每个坑选出10份样品，送到实验室进行前处理：植物碎屑要进行酸碱酸的处理，以排除环境中的碳污染；骨渣样品除了酸碱酸的处理之外，还要提取胶原蛋白，并进一步水解、离心、冷冻干燥，制备明胶蛋白。

这一过程中，不少样品因为保存状况不好，陆续被淘汰。这样就需要补充新的样品进来，所以样品总量达到200多份。五号坑和七号坑样品保存状况不好，最终产生可靠数据的样品不足6个。

也许是祭祀仪式，也许是掩埋废品，也许是失火烧毁，三星堆器物埋藏坑普遍经过了火烧。吴小红说，植物火烧后主要呈现三种形态，其中最适宜测年的状态是：植物在燃烧中高温脱水，但因为没有接触到氧气，植物形成碳化块，没有充分燃烧成为灰烬。这部分有形的植物碎屑，大都质地相对紧实致密，很好地保存了植物原生的含碳组分，经过后期处理可以有效排除埋藏环境带入的污染，有利于准确测年。

动物骨骼通常是很好的碳十四测年样品，因为骨骼中的胶原蛋白基本不受环境的碳污染。然而三星堆器物坑里基本看不到成形的骨骼，都是骨渣，胶原蛋白大多降解殆尽，很可能是因为燃烧得不充分，又受到湿热气候、酸性土壤侵蚀。吴小红说，目前得到的4个埋藏坑的38个碳十四数据，全部来自植物碳屑，没有能够从骨渣样品中成功提取到胶原蛋白。

碳十四是碳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首次发现于1940年。由于碳十四的半衰期长达五千多年，并且广泛存在于有机物体内，所以根据生物体残余的碳十四成分，就可以推断其年龄，只要其生活年代不超过5万年。

1949年，芝加哥大学化学教授威拉得·利比发明出碳十四年代测定法，11年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5年，由中科院物理所调入社科院考古所的原子能专家仇士华、蔡莲珍夫妇，通过自主研发设备，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碳十四实验室。北京大学的实验室是1973年成立的。

碳十四检测技术，就像一把伸向远古的年代标尺，自然而然地在考古学和地质学中获得了最广泛的应用。在有碳十四技术测年之前，通过地层学和类型学，专家可以为遗址确定模糊的年代范围，但只能是定性的，不可能定量地获知具体年份数据。打个比方，学者可以判断这座古墓是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的，那座城址是仰韶文化的，但并不知道距离我们是5000年、6000年，还是7000年。

仇士华曾说，在碳十四测年应用前，“史前年代学几乎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或推论上面”。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2000多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旧石器晚期以来中国史前考古年代框架。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坑在一座砖厂下面被发现，出土的器物使其“一醒惊天下”。发掘时没有特意提取样品进行测年，一、二号坑的测年是1997年做的。但也只是零星地检测了一些样品。

那时的年代结果并没有一锤定音。关于三星堆的年代始终没有停止争论，各类说法层出不穷，大多数说法都倾向于将三星堆年代提前到商代早期——也就是说，提前到中国出现青铜文明最早年代以前，似乎是凭空冒出来的。

这种毫无根据的猜想，顺应、助长了将三星堆打造成“神话”的趋势。“以此为基础，就产生出各种颇具想象力的说法，比如三星堆青铜文明是‘天外来客’。”吴小红说。实际上，这些猜测都来自于民间，学术界并未出现过这类推断。

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产生被广泛信服的年代测年数据。当时采用常规碳十四测年法，所需的样品量很大。两座器物坑中的动植物经过火烧后，有机组分保存较差，很难提取足够量的纯净有机组分。以至于最终得到的两组数据误差很大，95.4%置信度的年代范围大到500到600年，在考古学家眼中，不足以用于细致的讨论。一、二号坑缺乏可靠的绝对年代数据作支撑，这就为广泛的争议留下了空间。

机会在30多年之后降临。2019年，三星堆工作站的考古人员在一、二号坑复原模型的土石构筑台边缘，发现了类似于埋藏坑的转角。随即，6个祭祀坑重见天日，次年起启动田野发掘。这一次，考古人员系统地采集到了碳十四测年样品。而且这六座坑夹在一、二号坑之间，八个坑看似有紧密联系，或许能同时搞清楚它们的年龄。

如今，国内碳十四测年技术与当年已有天壤之别。吴小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北京大学已配备加速器质谱仪器，使得测量微小碳十四样品成为可能，可测量1mg的碳样品，比常规碳十四测年方法可测碳量小了上千倍。对于三星堆的碳化植物碎屑，加速器质谱技术派上了大用场。

结果显示，已经得到足够碳十四年代数据的三、四、六、八号坑的形成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1010之间。就这一结论，吴小红在文章中总结：“三星堆埋藏坑的埋藏年代处于商代晚期是没有悬念的。若问是否可以说进入到了周初，目前从年代数据分布情况来看，这是有可能的，只是这样的概率很低。”

测年能解决哪些谜团

年代虽已确定，争议尚未平息。关于三星堆的疑问太多太多，此次发掘和研究能够廓清的问题也十分有限。借用考古学家许宏的话，考古工作总是“不知道的永远比知道的多得多”。比如这几个被喻为“盲盒”的坑，其基本性质都尚未形成共识。

关于八个坑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偶然事件造成的“掩埋坑”，一种是有计划多次建造的“祭祀坑”。“掩埋坑”意味着这些坑是一次性形成的，支持这一观点的考古学者推测，三星堆古国遭遇了重大乃至灾难性变故，以至于要把大量被毁的精美器物挖坑掩埋。具体是何变故？有“战争说”“政变说”“神庙失火说”等。

而如果是“祭祀坑”，则意味着埋藏器物是更为日常性的、仪式性的，是在较长时间内逐步掩埋的。持这一观点的，包括发掘主持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部分专家，1999年出版的正式考古报告就被命名为《三星堆祭祀坑》。

四川省考古院三星堆考古所所长冉宏林在论文中提及“祭祀坑”时，也得特意解释：“本文沿用以往使用的‘祭祀坑’名称，但不代表我们同意‘祭祀坑’所代表的K1和K2的性质为祭祀坑，相反，我们认为二者并非祭祀坑。”这意味着在四川省考古院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

关于器物坑的两种不同观点，在理解三星堆的一些未解之谜时，可能会导向不同的结论。

长期研究三星堆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器物坑是“掩埋坑”。他向媒体解读称，此次测年结果落在公元约前1100年至1050年之间，正是商王朝衰落、周王朝崛起的年代，根据这个背景，三星堆的神庙被烧毁、埋藏坑的形成，可能与当时三星堆王国内部的纷争有关。或许在选择亲善对象方面，有的贵族赞同依附商人，有的贵族主张支持周人，不同的政治主张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三星堆国家的动乱。

而认同“祭祀坑”观点的专家，则认为三星堆作为祭祀中心的国家性质，导致了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社会财富消耗，为突显奇异的观念而营造的大量神器祭器，大大超过了古国的承受能力，大约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权古国逐渐失去了控制，最终发生了严重的生存灾难和社会恐慌。

那么，此次碳十四测年的结果，可以解决关于器物坑性质的争论吗？

测年工作负责人吴小红指出，初步可以判断三星堆所发现的几个埋藏坑形成时间大致相当。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更加精细的年代数据，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碳十四年代数据的角度进一步比较每个埋藏坑之间的早晚关系，也是无益的。

通过此次测年，尚无法判断这些器物是一次性掩埋还是有序分批掩埋，从而解决器物坑的性质问题。而且，这次的测年结论与此前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形成的判断大体接近。

1999年的考古报告《三星堆祭祀坑》给出的结论是：一号祭祀坑器物埋藏时间应在殷墟一期末与二期之内；二号祭祀坑器物埋藏的时间应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殷墟即为商代晚期都城，这意味着，三星堆器物坑年代与商代晚期吻合，早已确知。

在此之前，专家通过三星堆器物与中原文物的关联，推断出三星堆与中原的夏商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一些典型的器物线索，比如青铜人像头顶的尊、手里的牙璋，以及大量龙的形象，显示了中原文化对西南的深刻渗透。三星堆出土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及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大量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可以说，古蜀人与中原地区在核心价值观或认知体系上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尽管没有被(中原)直接统治，但是在文化的认同方面应该早就是一个大的家庭了。”

探索三星堆文化的年代问题，仅仅研究祭祀区发现的8座坑还不够，这些坑只能代表三星堆文明的后期。而三星堆早期的文化遗存，包括三星堆遗址西侧仁胜村墓地、三星堆大城二期城墙，以及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高骈坑类遗迹、月亮湾仓包包坑类遗迹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朱乃诚的推断是，三星堆文明开始形成的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前1500年之间，结束的年代在公元前1050年前后，存在大约500年。

“我觉得三星堆的问题需要慢慢来，整个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是开始阶段。”一位曾深度参与三星堆考古工作的专家说，关于三星堆的年代、来源去向、重要建筑等各方面分歧都很大，“还有很多现象非常重要，要一点儿一点儿去研究，不要急于去做定论。”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