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终结，低生育率持续，下一步该走啥棋？

（原标题：人口专家左学金：为什么说改革开放使人口红利得到了有效利用）

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中国什么时候劳动力开始下降？未来我们的低生育率还将持续吗？上海的老龄化和什么相关？……谈及“人口”问题，眼前这位谦谦儒雅的长者，言辞间闪烁着思辨与睿智。

作为人口经济学专家，左学金在经济领域和社会保障领域均颇有建树。他曾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批“海归”，是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和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课题的首席专家。

术业有专攻，左学金教授数十年来躬耕于人口经济学、人口迁移城市化与城市空间布局、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等领域。在他担任市政府参事期间，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与城市空间问题亦是他建言献策的主要领域。先后卸任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和经济研究所所长后，年近70的他仍然忙于主持课题研究、指导研究生和参与社会活动，忙得不亦乐乎。

在左学金看来，在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达成社会共识并非易事。而作为一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就是要将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唯实而不唯名、不唯上。

回首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发展脉络这根线，他有太多话要说——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能窝在农村

上观新闻：许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对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人口经济学家,您怎么看“人口红利”的作用。

左学金：“人口红利”确实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对稳定，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高，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好经历了从1950到1960年代（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外）的高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生6个孩子）向低生育率的转变。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平均每位妇女生育5.81个孩子，下降到1979年的2.75和1980年的2.24，短短10年下降了一半以上。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如此快速下降，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从1991年开始，我国的生育率降低到生育更替水平2.1以下，此后一路下降到近年的1.5左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1950-60年代出生的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他们在1970-90年育龄期生育的子女较少，所以中国就开始出现了人口红利期。

上观新闻：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呢？

左学金：人口红利只是一种人口学现象，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潜力。但是这种潜力能否实现，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有合适的经济制度。打个比方来说，人口红利好像是一粒种子，需要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如果没有，这粒种子就会慢慢萎缩、失去活力。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施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弱，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吸纳城乡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只能窝在农村，收入很低，贫困发生率很高。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很低。通俗的说，如果两亩地只需要一个劳动力，再增加劳动投入并不能有效地增加土地的产出。

上观新闻：您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左学金：正是这样。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避免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造成大规模的城市失业，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当时农民进城探亲访友都要报临时户口，更谈不上就业了。

文革期间我国还开展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背后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要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当然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从长期来看，这无法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反而会加剧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实现工业化，推动非农产业的发展与就业才符合经济规律的发展方向。

上观新闻：为什么说改革开放使人口红利得到了有效利用？

左学金：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政府配置资源转向市场配置资源，当然也包括劳动力资源。

我国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如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小城镇落户，或者迁移流动到城市地区就业。除此以外，我国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引进的外资相结合，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能窝在农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无法得到就业机会，大量农村人口陷于贫困。

需要强调的是，人口红利不会长期持续。因为我国在1950-60年代出生的庞大人群在2010年以后逐步进入老年，而他们的子女数量较少。所以，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相对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将快速上升。我国老年抚养比2000年是9.9%，2010年是11.9%，2016年是15.0%。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加，我国人口红利正在终结。

假如我国晚30年开始改革开放，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红利期就过去了。正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得到充分利用——这是中国之幸。

上观新闻：那么，中国什么时候劳动力开始下降？

左学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从2012年开始下降，每年下降几百万。这样一来，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部分产业开始转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原来几乎所有的服装、鞋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现在这些产品的产地开始多元化了。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劳动力数量下降和人口老龄化。

可以预料，未来我国人口的低生育率将长期持续

上观新闻：您能谈谈我国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吗？

左学金：我国人口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低生育率将长期持续。在前面我已经说过，1991年我国生育率降到更替生育水平（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孩子）以下，然后一路走低。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约在1.5左右。尽管对我国的真实生育率水平还存在争议，但我国生育率已经降到很低水平，这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高估了生育控制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以为只要我们放宽生育政策，生育率就会迅速反弹。但是，我国在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和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的实践表明，实际生育率对放宽生育政策的反应远远小于人们的预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出生人口与出生率均比2016年有所下降。这使许多人大感意外。

为什么放宽生育政策，没有带来生育率的显著回升呢？这是因为，在我国低生育率的背后，是低“生育意愿”。2007年全国居民社情民意调查获得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89个，2012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和2013年国家卫计委全国已婚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查得到的育龄人群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均为1.86个。

实际生活中，实际生育率会显著地低于生育意愿，它受到生育控制政策、经济社会和生理两类条件的约束。总体来看，在过去30多年，尤其是本世纪多次放宽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控制政策约束的影响不断下降，而经济社会和生理条件约束则不断上升。

例如，根据2012-2016年的五次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95%以上的受访人表示，理想子女数为2个或以下，而只有不足5%的受访人表示理想子女数为3个或以上，有的年份甚至不足2%。所以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后，95%以上的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已经在生育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生育政策对他们的实际生育率已不构成政策约束。

当然，放宽生育政策以后，原来被压抑的部分生育二孩的愿望得到释放，但这种政策效应是短暂的，不可能长期持续，所以目前与今后放宽生育控制政策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可以预料，未来我国人口的低生育率将长期持续。

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较长的时间滞后，所以人口政策需要更强的前瞻性。从2004年开始，我参与部分人口问题专家三次向中央建议放宽生育政策，对2013年和2015年两次调整生育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相信，我国将取消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允许城乡家庭自主生育，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帮助育龄夫妇解决他们养育子女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上观新闻：我国生育率下降，什么时候出现人口老龄化？

左学金：按照国际标准，一个人口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达到7%，就开始进入老龄化。我国是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2017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或老龄化率已经达到11.4%。预计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高达35%左右，甚至比今天日本（老龄化水平27%）的情况更加严重。老龄化对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制将发生深刻的影响。

上海的生育率下降早于全国、快于全国

上观新闻：那么，上海的人口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左学金：关于上海的人口，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第一是上海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第二是人口迁移问题。

长期以来，上海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上海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住房拥挤，体制内就业占的比重较大，文化程度较高等，上海的生育率下降早于全国、快于全国。1980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在0.7-0.9之间，是属于“超超低生育率”了。从1993年开始，除少数年份外，上海都出现了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即户籍人口的出生数少于死亡数。

超超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人口的超级老龄化。根据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2017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483.60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3.2%。总抚养系数已达77.1%，即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77个60岁及以上或0-14岁人口。

上海人口老龄化还造成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人数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即“体制支持比”）不断下降和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收支状况恶化。2011年以前，上海市基本养老保险已经“穿底”，每年亏损100多亿。在上海的农民工参加上海市的基本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使上海市社会保险的财务状况得到了重大改善。

上观新闻：这样看来，人口迁移对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

左学金：是的。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移民城市。如果没有移民就没有开埠以来的上海。19世纪中叶开埠以后，上海人口一度增长很快。1900年上海人口大约为107万，到1947年已增长到540万，不到半个世纪就增长了4.4倍。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外地移民的大量迁入。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邹依仁教授的研究，当时上海80%以上的人口出生在外地。与这段历史相比，计划经济时期上海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而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上海的人口增长大约一倍也只能算是速度一般了。

上观新闻：上海的人口流动大概经历了几个时期？

左学金：我个人认为，上海的人口流动大概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计划经济时期，除少数例外情况外，人口与劳动力的自发流动是不允许的。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这段时期的劳动力流动，主要是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特别是是“离土不离乡”流向乡镇企业，外来人口的规模还比较小。但是乡镇企业布局比较分散，由此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较差，以及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困难。第三个时期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快速增长和外来劳动力大量流入的时期。第四个时期是近年来上海市外来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上海进入常住人口数量低增长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阶段。

上观新闻：能谈谈上海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险问题吗？

左学金：上海市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需要，实施外来务工人员综合保险，以较低的缴费率为他们提供养老与大病工伤保险，使得大量使用外来务工人员的企业得到了发展。

作为参事，我当时曾提出建议，在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强制缴费率的基础上，让农民工直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保险，这样能更好地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也可降低上海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的体制抚养比。这一建议得到了上海市主要领导的重视，但是未能得到具体实施。后来（2011年）上海市与全国一样，将农民工保险并入城镇职工基本保险，使上海市社会保险的财务状况得到了重大改善。但问题是社保缴费率过高，企业负担较重，农民工的参保率也较低。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国家的重视，相信不久后会出台相关政策。

上观新闻：除了降费以外，中央还提出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问题。

左学金：是的。虽然中央已经明确了全国统筹的改革方向，但是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存在大量利益协调和博弈的问题。没有全国统筹，就没办法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需要加强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另外，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发展滞后，改革不仅要兼顾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还应为自愿参与的、市场化运作的社会保障体制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上观新闻：对上海来说，人口老龄化这道题解得如何？

左学金：如今上海的老龄化率已达33.2%，但是上海得益于大量中青年外来人口的迁入，所以上海常住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只比全国平均略高一些。

应对人口老龄化，除了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实行城乡家庭自主生育外，还应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更加全面的政策，包括推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多方面政策。如何更好地利用老年人口这一富贵的资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还可以加强长三角统筹。现在上海有很多老人自发践行异地养老，问题是如何在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

以改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回到以“人”为本

上观新闻：现在各大城市都在抢人才。

左学金：城市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上海要创新，就要吸引四面八方的人才。我觉得，对人才的理解应该更广泛一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是人才，企业家和有一技之长的人也是人才。上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五金大王、橡胶大王与火柴大王等原来都是穷人出身，但是他们都为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吸纳了从周边各地迁来的大量人口。海纳百川塑造了她今日的特色和成就。上海已经高度老龄化，如果不能补充青年人口，活力会越来越不足。

上观新闻：大城市承载得了那么多人口吗？

左学金：我们对人口学有一定误区，人口最容易成为很多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但许多问题其实不是人口引起的。比如城市拥堵问题：北京的人口少于上海，城区面积比上海大得多，交通拥堵却比上海更加严重；而香港的土地面积只相当于上海的六分之一，建设用地面积不足上海的十分之一，却容纳了将近上海三分之一的人口，交通状况也比上海好得多。

目前的交通拥堵与城市规划关系更大。上海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或夜间人口）越来越少，就业人口（或白昼人口）却不断增长，造成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黄浦区至少有150万就业人口不住在黄浦区，很可能住在城乡结合部或郊区，上下班远距离通勤，这自然会形成大规模的“潮汐运动”和交通拥堵。

上观新闻：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您如何看待？

左学金：中国经济转型的背后，人口是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人口结构变化主要是年龄结构、城乡结构的变化。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我们必须面对并解决因人口结构性变化可能带来的冲击，以改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

从人口变动趋势来说，我们一个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人口的增长正在放慢，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连年下降，相应地，劳动年龄人口对老年人口的“支持比”也在不断下降，我国在国际上劳动密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削弱。根据我国人口的变动趋势，未来中国劳动力将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劳动力成本也会不断攀升。

上观新闻：您曾说过，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是我们的孩子。

左学金：是的。1964年人口普查，10个中国人中4个是0-14岁小孩，而现在6个中国人中只有不到一个小孩。我国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对约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3000万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的教育投入还远远不足。要成功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从孩子的教育开始。

改革开放之前，很多人一辈子就从事一个职业，在一家单位工作。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一个人一生可能在很多家单位工作，从事好几种职业。另外，未来人工智能也会对就业产生影响，较为机械的岗位很容易被机器替代。而我们国家也相应做出了科技强国的决策，更加强调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所以提高人口素质是当务之急。我们要注重教育，树立终身学习的概念，不断加强培训，让自身能力适应人口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