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纸做的盾牌）

首部《反家庭暴力法》推出后，山东律师王新亮案头的求助热线愈发繁忙：过去每年只响起二三十次的铃声，立法后的这一年半里，响起了600多次。

参与反家暴公益维权6年，王新亮最怕的，是电话那头的求助者突然销声匿迹。

他6年前代理过一桩离婚案，女人结婚一年，被赤身裸体打出家门10多次。她光着身子跑进饭馆，男人提着刀冲进来，饭馆老板拿刀才把他赶走。她找保安求助，气急败坏的丈夫连保安都打。她躲回娘家，愤怒的丈夫拿菜刀砍防盗门，等到警察赶到，门几乎被砍穿了。

尽管有多次报警记录，可当她走向法庭，等来的结果却是“感情未完全破裂”，不准予离婚。走投无路的女人选择瞒着所有人离家出走，躲到男人找不到的地方。

次年，王新亮在济南联合3所高校、6家律师事务所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建言暨维权联盟”。

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统计显示，全国24.7%的家庭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家暴。妇联系统每年受理家暴投诉近5万件。

相比之下，自2016年3月法律实施至年底，保护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全国法院发出总数为680份。

“有时原告哭得声泪俱下，我真的很为难”

不久前，徐义凤（化名）找到王新亮求助。从结婚第一年起，她已经被丈夫揍了整整12年。

暴力的开始，是口角到激动时的一记耳光。随后变成了推搡，脚踹到身上，拳砸在头上。徐义凤发现丈夫愈发武断，凡事都不与她商量，只下命令。她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丈夫揍她时，她通常蜷缩在墙角，不敢反抗。

2008年，婆婆不小心用热水烫到了两岁的孩子，徐义凤忍不住抱怨。丈夫冲过来，拎着马扎砸破了她的头，又摁着头往墙上撞。徐义凤缝了8针，落下头疼的毛病。没过多久，一次吃饭拉家常时，她丈夫又被某句话激怒，端起盘子敲在她头上，还把她推在地上跺了几脚。

忍无可忍的徐义凤决定离婚。可在法庭上，她拿得出的“证据”，仅仅是一份头被打破的病历，还无法证明是丈夫所致。最终，法院裁决双方仅有“家务矛盾”，不准予离婚。

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大亮点。这份民事裁定规定，家庭关系中的施暴者，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依照规则远离受害者，从而起到保护作用。可问题在于，无论是申请保护令，还是在离婚诉讼中证明对方家暴以争取补偿，依旧需要严密举证。

王新亮表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想要证明家暴行为，一般要有出警记录，配套相应的病历或伤情鉴定书，很多受害者根本没有法律意识，也没能提交法庭所需的足够证据。“有的法官还认为一次行为构不成‘家暴’，需要反复多次的固定证据。殴打几次、程度如何，都还要看法官的尺度”。

魏晓玲（化名）就陷入困局。王新亮帮她打了离婚官司。她声称被丈夫殴打了8年，还经常遭遇各种侮辱，离家出走也会遭受短信威胁。可在漫长年月里，她没有留下有力证据，连短信记录也删得一干二净。丈夫在庭上坚称是“家务事”，仅仅“推搡”了她。

济南市历城区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王文燕遇到最多的案件，往往是原告声称自己遭遇了长期、严重的暴力行为，身上也确实带着重伤。可能够上交的证据只有零星的病历，被告则对一切矢口否认。“有时原告哭得声泪俱下，我真的很为难。”但她表示，“谁起诉，谁举证”的法律原则适用于所有人，主审法官无论内心如何同情，都不可能作出“谁哭声大谁有理”的判决。

从《反家庭暴力法》颁布至今，她所在的法庭共发出了4张保护令，无一例外，全部备有详尽的出警记录和伤情报告。有原告试图拉来邻居作证，绝大多数情况下，没人肯出面。

这种情况不局限在一地。2016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近3年来涉家暴婚姻案件数据显示，在213件婚姻家庭案件中，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案件仅为22件，认定率为10.3%。即使在当事人提交了家暴或法院调取了证据的98件案件中，也仅有17件获得了法院认定。

现实中产生更大落差的，是《反家庭暴力法》将“精神暴力”也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在王新亮看来，这一领域的司法实践和实施细则几乎空白，举证难上加难。

去年3月，苏州两位老人向王新亮哭诉，女儿婚后遭遇长期精神暴力。据他们称，女婿新婚伊始即与女儿分床，长期辱骂女儿，禁止她与娘家人见面。直至2015年9月，女儿跳楼自杀，死前日夜不眠，自言自语，女婿都未给予关心。

王新亮带他们去派出所报案，可因为没有证据，材料当场就被退回。

咨询的问题，往往是“怎么能让他别再打我”

刚开展反家暴公益咨询时，王新亮经常感到疑惑，自己只是给些最基本的建议，比如“遭遇家暴时一定要走出来，远离施暴者”，就能收获连绵不绝的感谢。妇女们会泣不成声，说“心里亮堂多了”。

时间久了他才明白，这些人的环境缺少产生勇气的土壤，支持来之不易。

离婚诉求被驳回后，徐义凤在娘家躲了3个多月，男方家没有一个人劝她回去。倒是她的父母和朋友不停劝说，“日子还要过”。在日后漫长的争端中，她的母亲被丈夫辱骂，哥哥被丈夫踢打，甚至用刀追着跑。可这些委屈，娘家人都忍了下来。自我安慰的话通常是那几句，“毕竟是孩子的爹”“没准再磨合下就好了”。

那一次，她确实选择了回家，并且很清楚自己将面临什么。在那个家庭里，公公会当着她的面，用擀面杖殴打婆婆，往婆婆身上浇开水，就像她丈夫殴打她一样。不同的是，这次回来后，婆婆开始教育她，“要学会忍让”“多为男人着想”。

这种思维发挥了威力：在接下来的8年多里，丈夫的拳头依旧时不时落到她身上。她开始自我反省，每次挨打后都觉得是自己错了。难过到不行时，她会想“孩子怎么办”，随后就会感觉丈夫“不生气的时候也挺好”。如果不是去年，丈夫再次把碗摔在她头上，还要拿刀去砍她的家人，她没再想过离婚。

类似情况不只发生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王新亮援助过一位大学教授。她的脸上时常有伤，同事每次关心地问起，都被搪塞过去。直到被殴打至重伤住院，她家庭的隐秘才被揭开——身为干部的丈夫在十几年中对她进行反复殴打。忍气吞声的原因只有一个——“面子”。

2015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曾透露，在我国，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

在近一年半接到的600多个咨询热线中，真正试图找王新亮维权的受害者也仅有70多位。其他人咨询的问题，往往都是“怎么能让他别再打我”“怎么能安生过日子”。

这种期望通常很难实现。山东女子学院教授张雅维跟踪过大量家暴案例，大多呈现“第一次眼眶青了，第二次骨头折了，第三次脊梁断了”的趋势。

“对于家暴，应该‘零容忍’。”婚姻心理学专家宋家玉提出，很多家暴受害者总觉得，自己挨打属于夫妻矛盾，并不清楚施暴者会上瘾，“只要有了第一次，只会越来越重。”

宋家玉每年收到大约6000份婚姻问题咨询，其中有1000份涉及明确的身体暴力。他发现，施暴者的手段大多明确单一，有人只扇耳光，有人就喜欢把被害人踹到墙角，“这意味着他们有着明确目的性，特定手段可以令他们最好地发泄情绪。”很多人施暴后，会想尽办法表达歉意，比如下跪，写保证书，或者进行各式的物质补偿。这又使被害人收获“得到感”，经过循环往复，二人往往会形成一种“病态的平衡”。

这种平衡下，纵使偶尔的暴行令受害者忍无可忍，向警方求助，诉求实质上仍是“修复家庭关系”。但法律并没有这种功能，只能将施暴者拘留乃至逮捕。这种落差使得很多家暴受害者主动放弃追责。

魏晓玲摆脱家暴的努力也险些半途而废。她的父母对她说，要是真离了婚，他们就没脸出门。她唯一一次报警，电话那头的警察提醒她，“我要是去了，你丈夫就完了，工作也没了，你也丢人了，孩子怎么办？我看我还是别来了。”

模棱两可的情况也出现在司法领域。王文燕坦诚，在如今《反家庭暴力法》缺乏实施细则的情况下，家暴认不认，人身保护令发不发，怎么发，十分依靠法官的个人经验。

“保护令毕竟要送到施暴者的社区甚至单位，会有法官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过便是功。这在无形中伤害受害者。”王新亮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受害者拥有两组出警记录配合验伤报告的完整证据。可主审法官说，“家庭暴力需要反复，偶尔打一两次算什么？”

今年，他还代理了一起证据相对充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家暴案件。法官一开始回复，“这边还没下发过保护令，让我们研究研究。”3个月后，法官对他说，“我们院还没发过，所以先不发了。”

类似的判词，几乎和6年前一模一样

《反家庭暴力法》推出整整21个月后，如何让纸面上的条文真正影响到千家万户，成了一线法律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王新亮今年11月发起了“中国反家庭暴力求助网”。

“一些国家的类似法律，仅有关保护令的条目就达六七十，我们整部法才38条。”在王新亮看来，《反家庭暴力法》不够细致，继而导致实施难。比如“具体什么程度算作家暴”“家暴施暴者在离婚时该做出哪些赔偿”“人身保护令的具体核发条件”，全部是一线法律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王文燕也感觉，目前的《反家庭暴力法》用起来“不太顺手”。欣慰之处在于，自新法颁布后，济南的司法系统始终面向基层法官调研、征求问题。这让她相信，现状仅仅是“新法诞生后必要的过程”。

她担心的是，“执行方面也缺乏实施细则。法律如果不能令行禁止，不遵守之后没有惩戒，当事人不知敬畏，就会产生恶的示范效应。”

在她担心的背后，《反家庭暴力法》颁布首月全国颁发的33份保护令中，就有4名施暴者以不同形式挑战了司法权威。有施暴者在受害者已然拿到保护令的情况下，公然在法院门口进行撕扯。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表示，施暴者违反保护令时，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共同负责。但在张雅维等人看来，对违反保护令的惩戒目前很难严格执行。法院执行部门很难在较长时间内保护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有的施暴者违反保护令后，承担的后果仅仅是训诫或罚款，甚至根本没有执行处罚。很多时候，只能凭借当事人对法律敬畏的“自觉性”。

宋家玉曾经疏导过一位直辖市的厅局级干部。他对妻子施暴时，总掐脖子，一度令她险些窒息。这位干部垂着头对宋家玉说，自己也很痛苦，可是克制不住。这已经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前两任全被打跑了。”

“软硬手段要齐头并进，法律之后要跟上心理治疗和疏导。”宋家玉说，自己见过不少施暴者离婚后再婚，一次次陷入同样境地，给更多人带去不幸。还有很多受害者，即使申请下保护令，内心想的依旧是“修复家庭关系，恢复正常生活”，可社会上至今缺乏能够给予引导的机构。

王新亮经手的一个案例，近60岁的农村妇女，自称被丈夫殴打了一辈子，忍无可忍要求离婚，为此不惜净身出户。可离婚后不久，因为没有生存能力，她不得不回到前夫家借住。很快，二人又过起了同居的生活。

用张雅维的话说，反家暴的很多工作，都在“反家暴法”外。无论走进家庭，为弱势者赋权普法，还是培养家暴受害者的技能，给予他们独立生活能力，都是十分长期的工作。

“一切都开始了，但一切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新亮举了个例子，济南市的反家暴庇护中心很早建成，可整整半年时间，只接收过一位受害者。这位受害者茫然无助地躲进中心提供的小屋，以为“反家暴”就是等丈夫消气，并不知道中心还有心理辅导、法律援助等服务。

去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王新亮又代理了一起案件。他的当事人在一年里被丈夫反复殴打，直到最后被生生掰折了手指。警察告诉她，可以逮捕她的丈夫，但从此“孩子政审会有问题，上学升迁都受影响”，她哭着放弃了追究。她起诉离婚，法官给的结果是“感情基础尚在”，不准予离婚。

她只能跟着男人回了家。今年年初，王新亮又一次收到电话，她在电话里惊恐地声称自己再次遭受虐打，过几天就来求助。这是她最后一次来电。王新亮再也无法联系到她。

他不太敢想这个女人如今怎样。在她第一次起诉离婚的判决书上写着：“虽然双方在生活中常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影响了夫妻感情，但并不足以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只要双方在今后的共同生活中相互照顾、相互尊重，加强交流，遇事多沟通，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还是能够继续维持稳定和睦的家庭的。”

类似的判词，几乎和6年前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