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多放一场电影，王其璋常要陪着笑脸，在村庄、公司之间奔波，托关系、拉赞助，甚至要赔上不多的一点收入。家里的两个孩子和六七亩地全撂给了妻子，农忙时常常是孩子扔在地头，妻子一人刨地、种庄稼，天黑了活还没干完，下大雨了晒的粮食还没收，这边孩子哭，那边大人叫；家里的开销也要靠妻子干点手工活来维持，孩子每个学期80块钱的学费常要厚着脸跟人借。

    一次，八岁的女儿从外面回来

，拽着他的衣角委屈地问：“爸爸，东屋大爹家天天都炒菜吃，为什么咱家光吃咸菜？我也想吃炒菜……”听到这里，王其璋的眼泪夺眶而出，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他满心羞愧，一个人跑到门外泪流不止。

    那时亲朋好友也劝他：现在政策好了，你出去干点什么不比这个营生强，别在一棵树上吊死。那些日子，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一边是家庭的责任、社会的压力，一边是从小就心爱的电影，哪边都牵动自己的心，哪边都不能轻易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