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3日电 题：中国之变顺应了时代进步的潮流

　　新华社记者 刘劼

　　对很多来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来说，机场高速路两旁的绿树和城市里越来越高的天际线常常是他们发现这个剧变中的国度的视角。然而，还有一些他们不易看到的景观，在更加深刻、立体地改变着中国。

　　北京南二环的建筑工地上，王树根准备把手头的活儿干完就回江西老家打理他的“第二职业”――200亩有机蔬菜种植园，即将开始他两地

奔波的生活。一年前，他跟随农民工返乡创业潮用积蓄和银行的五万元小额贷款承包了菜园。做了10年农民工的他除了生计以外，开始多了一份事业。

　　王树根不仅有了事业，还有他以前不曾想象的福利。一家的户口迁到了县城，父母看病有像“公费医疗”一样的新农合，还能拿到像“退休工资”一样的养老保险，这让他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有着落”。

　　过去十年，中国平均每年有近2100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户口，城镇化率去年首次超过50％，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像王树根这样的农民工。农民从食不果腹，到吃饱穿暖再到如今追求更有质量和尊严的生活，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恐怕是中国这个依旧是全世界最大的农业国的最好注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预计，今后20年内将有近5亿人要实现城市化，未来5到10年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个过程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抓住下一个战略机遇期，续写奇迹。

　　从王树根的工地步行5分钟就是中国最大的客运特等站——北京南站。站台屏幕上电子钟每跳三分钟，就有一列“和谐号”高速列车出发。旅客的行李不见昔日的大包小包，大多只是一个拉杆箱。他们的旅途最长不过5个半小时，最短仅仅半小时，不少人当天还坐动车返回北京。

　　官方统计，平均一天有近140万人乘坐2000多列动车组穿行在中国大地上。5年前，南站只是一个中短途车站，中国还没有一条可以称为“高速”的铁路。现在，中国已是世界上高铁技术最全、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般的生活不再是诗仙酒醉后的狂想，而是活脱脱的现实。尽管如此，每到春运和长假，火车票一票难求、旅客蜷缩在快被挤爆的车厢的情景也是活脱脱的现实。中国的高铁不仅承载着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也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出行的尊严。

　　记者从南站地下交通枢纽乘坐地铁4号线一路向北来到中关村，打算访问新浪微博，却被告知由于业务量的激增，他们已搬到另一个更大的写字楼里。整整三层楼的大平面里满是电脑键盘的敲击声，玻璃窗门的会议室里满是热烈讨论的IT精英。

　　现在，新浪微博用户平均每天发布1．2亿条微博，有的在为丢失的幼童转发寻人启事，有的揭露贪官的斑斑劣迹，还有人在讨论什么是幸福。而银川市兴庆区政府因为没有及时回复市民在微博里提出的诉求，通过微博道歉。银川市委书记徐广国表示“决不能让微博成摆设”。

　　3年前，中国人还不知微博为何物。而今，超过3亿中国人使用微博，居全球之首。在这个时空中，官员与民众平等交流，明星和草根互相揶揄，社会的层次不再如现实中那般分明。它不仅仅是简单的社交工具，还是底层声音的传声筒、反腐败的利器以及公民意识的训练场。

　　商务部也开通了微博，希望借此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海外贸易诉讼。公平贸易局每个堆满卷宗的办公室里都会摆放一张沙发床供通宵加班用，局长周晓燕的办公桌上放着《参考消息》的剪报，上面是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华为、中兴公司被美国国会封杀的消息。

　　入世1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近几年来每个月都会遭到贸易救济诉讼，成为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周晓燕认为，这几年的收获不仅在于学会了怎样应诉，更懂得了如何从被动接受规则转向学会利用规则保护自己，并参与制定游戏规则。

　　“一大批年轻人在日内瓦的谈判桌前获得了宝贵的历练。这种与大国谈判博弈的能力比单纯生产出口商品的能力更难得。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必须依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如何更好地融入国际规则、有效处理贸易摩擦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机遇。”她说。

　　光伏产业是中国遭受保护主义攻击的重灾区，美欧已经或可能宣布的惩罚性关税将有可能给曾是全球行业领袖的中国光伏业带来“灭顶之灾”。记者来到位于河北保定的英利集团，这家行业翘楚的车间依然在满负荷运转，前三季度的产销量已经接近去年全年总和。工作人员说，这主要是因为开拓了国内市场和新兴市场。

　　10年前，新能源产业在中国还只是一个概念，现在中国已成为清洁能源生产第一大国，每年减排二氧化碳6亿吨以上。像英利一样的很多中国光伏生产商坚信，贸易壁垒无法阻挡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绿色产业的进步，但也深知通往掌握核心技术的道路依然漫长。

　　新能源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研发离不开教育和创新体制。政府已将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并为科技人才开拓发展空间。

　　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刚刚带领他的团队在抑制艾滋病病毒复制的课题上找到了新思路。5年前，这位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响应中国的“千人计划”回到清华，不仅是为了做科研，更是为了“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向学生们和盘托出”。

　　他曾批评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但也坚信“只要都拥有希望祖国科技强大起来、中国人永不再受欺负的共识，有什么不同意见不可以表达、讨论、解决呢？”他说，在美国生活可以预见自己三四十年后的情形，但在中国不行，因为中国的变化太快了。

　　这种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的变化何尝不是今日中国的魅力所在呢？人们相信，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还将加快中国变化的脚步。（刘吉岳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