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文化环境差，这个大家都知道，有质量的作品大多没有市场，有市场的作品大多没有质量，迎合化、快餐化、低俗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对于文化繁荣，人们以前恐怕连想都不敢想，不嗤之以鼻就不错了。但现在，也许已经到了谈文化何时繁荣的时候，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

    一是时机到了。

    考察人类的发展历史，远古时代全民狩猎耕织，为肚皮的鼓瘪而努力，那时基本没有什么正式的文化和文化人;商代、西周、春秋奴隶社会时期，文化开始萌芽，正经的文化人也出现了，但范围非常有限，从业人员也很少，大抵只局限在王侯阶层及史官、占筮官等;战国及秦之后的封建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不断向平民阶层渗透覆盖，文化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举例来说，汉赋和明清小说的形式差异和受众数量，差别就显而易见;近代一直到当代，文化越来越普及，大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点大家都能感同身受，无须多说。造成这种演化的原因，传承和积累的作用当然有，生存压力、条件的越来越宽松、优越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告诉我们，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走势还是目前的生存条件看，我们都仍然处于这种向好的链条中，当前的文化凋敝不可能是常态，20世纪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断层也不会影响这种大势，复兴是早晚之事。

    如此，我们所期盼的文化繁荣，需要的只是等待转机的出现。说到时代之病，人们总说“物欲”、“物化”，几十年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偏重说到底也是奔跑在“物”的领域，本应是主体的“人”却被严重遮蔽、忽视而缺位了，文化关注的核心则正是人。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说，等社会的关注点从物转向了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就可期了，由于中国特定的政治体制，这一点需要从政府的动作去看。中国当前正在经历变革和转折，其中一个方面是将发展重心从经济转向民生，虽然成效尚不明显，这种转变却是不难发现的。且不说整治环境污染、推进教育改革等直接相关的举措，政绩考核明文脱离唯GDP模式、各地区民生财政投入比例普遍超过一半等具体表现，就是反腐败恐怕也脱不开改善不断恶化的民众口碑的考虑。民生关注的已经是“人”，因此这个转变实际是说文化发展已步入缓冲转折期，是即将正式到来的前奏。

    二是信号出现了。

    东晋高僧道安曾言：“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对此进行证明的恰恰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受的四次法难——“三武一宗之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使佛教的发展遭受沉重打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教的全盛期正出现在将其奉为国教的李唐王朝，统治阶级的态度对于文化繁荣与否的关键性影响从中有着强烈彰显。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统治者手中掌握着文化发展的两大核心要素——现实资源和社会氛围，分别关系着能否具备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吸引力，前者就好像佛教的发展需要寺院和僧尼赖以生存的供养或者土地，后者就如同很多冷门书一经国家领导人推荐便立马洛阳纸贵，文化的发展要形成实际规模和舆论效应，正有赖于这两点因素。所以中国的文化要走向繁荣，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正是文化事业获得政府支持、即将迎来高速发展的信号。对这次会议的宣传报道，相信广大文化爱好者冲着“文艺”二字都多少关注过一些，那么就不难发现媒体对这次会议的定性——“超规格”，这想要向外界传达的正是高层对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也许有人会说人家说的是体制内的文化发展，但在中国，谁也无法否认体制内的动作决定着体制外的方向，体制鼓励走，走的人才会多。也有人怀疑中央此举有着舆论方面的考虑，这有道理，但理解方向不能有偏差，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讲话中提到的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地位的核心作用与“文以载道”的教化意义等内容，才是其真正内涵，即以文化凝聚全社会价值观、推升国家整体的发展高度。文化是个宏大深邃的东西，要经受每个人的质询与历史的考验，骗不了人。

    三是历史的印证。

    只要稍微了解些历史，就能知道每个稳定的朝代都有一个文化的繁荣期，可见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文化的繁荣，这一结论是靠得住的。我们需要搞明白的是，这些文化繁荣期都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出现的时机又是在发展的哪个阶段?不妨将盛唐和北宋这两大公认的文化盛世作为考察对象。

    李唐王朝历经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盛唐毫无疑问是其鼎盛期，文化则是这种鼎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学为例，我们耳熟能详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等第一流大诗人，就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不仅文化成就可观，也为之后的唐文化繁荣打开了局面。不必追究是否精确，我们大致可以将盛唐理解为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这段时期，从时间上看，若从李世民励精图治23年而使唐朝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水平算起，正是唐朝开国后的几十年，文化发展从那之后开始呈现全面繁荣，开启了一个一直到玄宗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文化盛世。

    两宋之中，南宋战乱动荡，北宋则被史家称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时期。还是以文学为例，“唐宋八大家”中除了唐代两人，其余六人全部出自北宋;“宋词”代表着中国历史上词创作的最高成就，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等一干大词人则还是全部出自北宋。北宋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达到空前规模是在宋仁宗、英宗和神宗时期，文化在这一时期同样盛极一时，从时间上看，仁宗即位是在1023年，距北宋立朝60多年，此后北宋的文化兴盛同样持续了一个世纪。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立朝之初都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的时期，都是在立朝后几十年便开始走向强盛，文化的发展也是在同期起步，并在之后维持了很长时间的繁荣。需要指出的是，盛唐和北宋不过是两个代表时期，其它稳定王朝也都没有太大出入，比如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汉武帝、“昭宣中兴”时期和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都是同样的套路，足见这是一条普遍的发展规律。那么我朝当然也不会例外，对比我们建国以来的轨迹，既可以看到明显的印证，也可以感受到强烈的预示——文化的高度发展即将起步，全面复苏的速度会很快，繁荣的局面将持续很长时间。

    《周易·系辞下》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既然形势大好，那些抱有文化理想的人，便是时候着手准备了。已经混出些名头的也应该注意，要去去以往过度迎合市场的习气，这些手段以后也许不会再那么奏效了，就像市场竞争，同质化之后必然要依靠创新和附加值。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冰封了太久的文化领域或将迎来全面的复苏，便是国学。

    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很复杂，但都可以归结到是人的心智出了问题;心智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深层追溯终会落实到是断了根。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而这条根已经断了很多年的说法并不新鲜，其中的道理却鲜有人知——并非只在于表面的能否传承联接，更在于传统文化本就是在与国人心性的契应中生发繁盛起来的，数千年来早已成为国人归属与定位的母体，如果断了就无异于丢了心、失了母亲，只能成为无依的孤儿。一个多世纪的动荡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国人迷乱于新事物、迷茫于未来路，而把这条根生生切断了，心智胡冲乱撞之下早已千疮百孔。我国的文化要走向复兴，首要之务便是接回这条根脉，从根本上对时代的虚弱之身予以调理、衰弱之神予以厚养，以具备广约博取的气力和智力。

    对应的信号也已明确发出，习近平总书记自执政以来，无论对文艺的重视还是对儒家的推崇——不断见诸新闻宣传的文学阅读书单的公布、对古典诗词和名言的引用、对儒家思想和精神的倡导等，诚然有他的个人爱好因素在里面，但肯定也少不了见识的作用，而见识则是来自对传统文化的体悟和对时势的洞察。因此，对国学抱有热情和理想的同志们，也是时候拿起书本了。(文/单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