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用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推进改革”，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频提“改革”。

    习近平更是将十八大后的首次离京调研选在深圳，并向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雕像献花，这一举动更让舆论有诸多解读。习近平称，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一年来，习近平、李克强足迹遍布全国15个省（市、区），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省，其中既有甘肃渭源县、湖南湘西这样的贫困地区，也有深圳、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

    记者梳理发现，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9次离京调研考察，改革均被提及。李克强8次离京考察中，更有7次直接强调改革。

    习近平离京考察调研（9次）地点、时间及主题

    粤

    去年12月7日-11日改革、经济

    冀

    去年12月29日-30日扶贫

    琼

    2013年4月8日-10日农业、旅游、海洋等

    津

    5月14日-15日农业、就业、科技创新

    川

    5月21日-23日地震、灾区

    冀

    7月11日-12日基层党建、群众路线

    鄂

    7月21日-23日科技创新、农村土地、三农问题

    辽

    8月28日-31日 就业、科技创新、企业转型、民生保障

    湘

    11月3日-5日扶贫、科技创新、转方式

    李克强离京考察调研（8次）地点、时间及主题

    赣鄂

    去年12月27日-30日中小企业发展、扶贫

    蒙

    2013年2月3日-5日农民工、棚户区、扶贫

    苏沪

    3月27日-29日 农业、新型城镇化、上海自贸区

    冀

    6月7日-8日农业、就业、企业、环境

    桂

    7月8日-10日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民生改善

    陇

    8月17日-19日 金融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灾后重建

    辽

    9月9日教育公平、教育质量

    黑

    11月4日-6日灾后重建、扶贫、农业

     经济改革7次座谈问计各方

    2012年12月8日，习近平来到深圳莲花山顶向邓小平雕像献花。站在第一排的广东省老干部陈开枝有点激动，作为邓小平南巡的见证者，他受邀见证了这一幕。

    深圳、珠海、佛山、广州……习近平沿着邓小平的路线完成了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这次“不封路、不清场、不扰民”的考察也被视作未来中国经济改革风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习近平先在广东省做调研、座谈，并在广州发表讲话，这都说明新领导集体首要任务是抓经济。

    在此后多种场合，习近平、李克强频繁就经济改革发声。

    习近平在9月召开的G20峰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我们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

    无独有偶，在当月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也强调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并表示经济下行时，中国政府更突出释放改革最大的红利，并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达沃斯论坛只是李克强在9月份6次谈及改革中的一次。早在履新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本届政府对改革的关注就可见一斑。李克强首次提出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此外，3月至今，李克强主持召开7次经济座谈会，平均每月1次，或与各省区负责人谈辖区经济发展，或聆听经济专家对经济形势建议，或与企业家面对面。

    最短的两次经济会议相隔仅1周，7月9日在广西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后，李克强又于7月16日面谈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等，研究宏观调控的上限下限。4月12日与李稻葵、林毅夫座谈经济制度建设时，距李克强在上海主持部分省区经济会议也仅14天。

    本月5日，李克强在黑龙江召开部分省区座谈会，谋划明年经济工作，这是今年以来继上海、河北、广西后，李克强主持的第4次以经济为主题的省区座谈会。李克强重申要继续以改革稳增长、促发展，以改革调结构、促升级，在扩大开放中扩大内需。

      简政放权不能“上动下不动”

    11月1日，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再次重申，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要民意为先、舍利为公，有敢啃“硬骨头”的勇气，义无反顾、一抓到底。

    机构改革是新一届政府开门要办的第一件大事。李克强在年初履新时承诺，要在本届任期内，将国务院1700多项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截至目前，中央政府已经分四批取消和下放了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中编办负责人近日向媒体透露称，前几轮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部门意见不一致的项目 “连汤带肉”都端出来了，剩下的就是“硬骨头”。

    早在履新时，李克强就指出“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

    自3月17日，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李克强已主持召开28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与取消行政审批有关的常务会议有7次，占了四分之一。

    但地方政府的审批权才是“大头”，据媒体报道，地方政府的审批权有1.7万多项。李克强在会议上指出，地方政府有的只下放复杂的、管理责任大的，“含金量”较高的仍然留在手中；有的放权有水分，动辄上百项，但“干货”不多。

    如果上动下不动、头转身不转，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就可能变成“假改”、“虚晃一枪”。

    电视电话会议4天后，在黑龙江农村考察的李克强，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的座谈会上，也不忘提醒各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上下联动，把简政放权的措施落到实处。

       反腐风暴“打铁还需自身硬”

    2013年10月28日，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被中纪委带走。就在前一天，他还在主持召开该市常委会议。

    有媒体统计，这是十八大以后近一年来，中纪委证实查处的第11位省部级官员。这个速度，是过去5年平均速度的两倍。从2008到2012年，每年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调查的数量分别为4、8、6、7、4人，平均每年有5.8人。

    这场“反腐风暴”从去年十八大之后已经刮起。

    去年11月15日，在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他说，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两天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又强调：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

    在今年1月22日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反腐讲话中,习近平更是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媒体发现，十八大后的3个月里，中央新领导层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表态已经高达六次之多，媒体评价 “密集程度罕见，且用词严厉”。

    9月，河北，一场有习近平参加的河北省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正在进行。这场河北省委常委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达到了此前设定的“红红脸、出出汗”的效果：河北省省长批书记政绩观偏差。而常委间也互相“揭短”。

    习近平指出，专题民主生活会只是一个好的开端，查摆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把正确的认识落实到行动上。

    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民主生活会是中央反腐的重要举措。他表示，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民主生活会等一系列活动，党内干部提高了自身的纯洁性，对反腐的严峻形势也会有更多认同。张希贤提到，最近中央巡视组之所以能将省部级“一把手”作为巡视重点，也在于通过这些措施，党内干部对反腐有了共识。

    中央巡视制度自2001年建立，此前主要听取各级领导的“工作业绩”，但从今年开始转为对问题的发现。

    “廖少华案”即发现于首次巡视。

    目前，第二轮中央巡视的10个巡视小组均已入驻巡视单位。中纪委副书记张军表示要加大巡视频率，并且要重点巡视省部级“一把手”。

       农村改革全会前调研锁定“农村”

    木屋黝黑，仅有的一盏节能灯是唯一的 “电器”，11月3日，习近平落脚湘西农村贫困村民施齐文家里。湖南是习近平在此届三中全会前调研的最后一站。

    这也是继2012年12月底，河北省阜平县扶贫考察、2013年2月深入慰问甘肃连片特困地区的定西、临夏等地后，习近平第三次前往贫困地区。

    在中山大学研究都市与乡村发展的教授周大鸣看来，习近平将最后一次调研选择贫困地区湘西，预示着中央可能准备解决贫困问题。他认为，在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下，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在城镇化压力下，如何帮助贫困山区脱贫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几乎与习近平同时，李克强离京赴黑龙江考察。他走进抚远县红旗村的大田，蹲下来察看耕地深松情况，又攀上驾驶室同农机手交谈，还咀嚼谷粒，感受“含水量”。

    黑龙江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是国务院今年批准的国家首个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媒体分析称，李克强选择这里考察的目的，是要寻找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可行路径。

    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一直是过去多届三中全会研究重点。十七届三中全会前，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深入河南、安徽等多地农村的田间地头考察，还特意去安徽省小岗村调研。

    本届三中全会前，农村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受到关注，而习近平、李克强在三中全会前的最后一次离京调研都先后落脚农村，与基层群众座谈。

    此前7月22日，在武汉调研时，关注新形势下农村改革问题的习近平，就特意来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考察。在位于武汉市民之家3楼的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习近平了解了涉农产权交易尤其是土地流转交易情况。

    “如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又通过合乎规范的流转增加农民收入？”习近平说，“下一步改革中，一系列问题要好好研究。”

    李克强在黑龙江考察时也表示，要配套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并带动金融和保险更好地支持服务农业。

    中国新一轮改革：直面三大“关口”考验

    分别是“发展与转型”关、“政府与市场”关和“公平与正义”关

    35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今天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

    环顾全球，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深度调整，高速增长的中国列车也开始减速。全世界瞩目：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将如何引领中国经济涉险滩、闯关隘，续写发展奇迹。 “发展与转型”关：亟待突破传统增长模式束缚 对中国来说，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更像一剂苦口良药，暂时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有助于保持经济健康，避免今后可能的更大危机。”

    2013年秋冬之交，挥之不去的雾霾再度肆扰中国。

    北方城市哈尔滨因重度雾霾一度全市停课、交通瘫痪，首都北京难觅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就连“人间天堂”杭州也深陷雾霾困扰。

    对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雾霾绝非仅是环境的灾害，更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示。

    十多年来，我国屡屡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但却陷入“产能越去越多”的怪圈。

    “在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情况下，一些地方仍在上马大型钢铁项目，有的甚至以绿色钒钛等名称包装。”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明雯说，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变相支持产能过剩行业扩张。

    化解产能过剩之难，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之艰。

    “表面看是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竞争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遍地开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说。

    今年6月，发酵于银行间的“钱荒”现象，将隐藏在中国经济背后的地方债务激增、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问题放大，暴露出更多中国经济转型必须直面的痛处。

    “这些问题，与地方追求GDP的政绩观有关，暴露出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说。

    近几年，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明显，不少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旗号搞造城运动，政府经营城市，土地拍卖“地王”频出，房价越调越高……

    “中国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已近20年，为什么成效不够显著？根源就在于体制性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唯有推进市场化改革，方能为经济转型升级铺平道路。

    尽管中央提出 “不以GDP论英雄”，但不少地方领导口头上讲转变发展理念，实际上走的还是投资为主、追求GDP高增长的老路，喜快忧慢。

    转不动的背后，还有现行土地、金融、财税、价格等机制不完善带来的诸多制约，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财源、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难以成为经济主导力量，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发展与转型，宛如拉动中国经济腾飞的“双翼”，只有找到二者间的“黄金平衡点”，在发展中壮大经济稳住就业，在转型中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才能确保增速“换挡”期的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举措宣示深化改革、加快经济转型的决心：全面审计地方政府债务、出台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改革 “路线图”、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鼓励科技创新……

    “对中国来说，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更像一剂苦口良药，暂时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有助于保持经济健康，避免今后可能的更大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驻华首席代表阿尔弗雷德·席普克说。

    目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动，成为中国打破体制机制壁垒的新突破。各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能释放更多财税、金融、土地、价格等体制机制改革动力，为中国经济升级转型保驾护航。 “政府与市场”关：划清相互的边界 打破行业垄断，未来必须进一步减少 行 政 审批，放开市场准入，打开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天花板’。”

    青岛市高新区今年推出一项重要改革：原先管委会大包大揽的六大政府职能，如今“掐掉中间，只留两端”，将科技园区建设、融资、评估、运营四大环节交给市场，政府更多注重做好规划和服务。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青岛市高新区工委书记陈飞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尝试引入美国硅谷、清华科技园等产业平台，更多让市场发力。

    如何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必须跨过的难关。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束缚了企业、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容易出现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能一视同仁，也会束缚社会资本的活力。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但占中国企业总数九成以上、总量突破千万家的民营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

    “打破行业垄断，未来必须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放开市场准入，打开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天花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一些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的背后，存在部门利益的驱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少数政府部门的这一倾向已成为与民争利的根源。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从根本上转变“万能政府”形象，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非易事。“推动政府自身改革，等于拿刀子割自己的肉，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汪玉凯直言。

    随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开启大幕，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下放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公司注册资本“零门槛”、叫停公款考察性出访、大力度反腐倡廉……今年诸多改革释放出调整利益动真格的攻坚信号。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晒“三公”经费细账、推官员财产公示、减并政府机构、打击贪污腐败……面对一个个“硬骨头”，改革期待进一步突破。 “公平与正义”关：努力实现共享共富 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加大社会治理难度。”

    近一段时间，养老金改革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除了养老金缺口巨大引发社会担忧，更多争论是针对双轨制带来的社会不公。各界期待新一轮改革能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公共产品短缺正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矛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更加关注，对公平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历经35年改革开放，中国解决了物质短缺，提高了百姓物质生活水平，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矛盾。城乡二元关系更导致一系列起点不公平问题。

    当今，中国约2.6亿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户籍、就业、社保、子女就学等一道道“门槛”，却令他们不能与城里人享有同等教育、医疗、社保以及就业机会。

    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过去十年，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都在0.4的警戒线以上。多地爆出的“房姐”“房叔”事件，社会上关于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的激烈争论，都凸显出全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关注。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要破解这一难题，只有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堵住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系列制度漏洞。

    “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加大社会治理难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实现公平正义，是发展的活力源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跨过的关口。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起点公平的改革举措，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推进公平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传递出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改革方向。

    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几天，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份旨在推进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改革意见，引发广泛关注。

    “冤假错案是司法公信的大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说，下一步将深化司法改革，让 “法律之门”向公众敞开，实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实现公平正义，传递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