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小龙这样描述青岛

    走在青岛街头，常常能看到成双成对的“跨国”情侣。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小伙，已成为不少青岛人择偶的对象。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韩女士告诉记者，经过几十年发展，人们的观念改变了很多。“找外国对象，不仅要好好挑一挑，还要有坚实的感情基础。”她说，涉外婚姻夫妻间的年龄差距明显变小，越来越看重感情，功利性淡了很多。

    韩女士说，2000年之前，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岛姑娘主要嫁到了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2000年至今，岛城的涉外婚姻数量平均每年有400对，如今青岛涉外婚姻的总数量已经达到近7000对，涉外婚姻涉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以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国家居多。

    由于辛颖和柯克现在都在美国，记者只能通过电话采访他们。两人的牵手缘自一次文化交流。那是在1992年夏天，柯克跟随美国东部海岸城市费城的文化交流团来到了青岛，他们教当时青岛海洋大学的学生说英语，海大的学生教他们说汉语。

    出场家庭：辛颖＆柯克（中国＆美国）

    交往外国小伙 经常被泼冷水

    走在路上回头率很高

    对中国好奇的柯克，经常会一个人到中山路闲逛。当时在青岛的大街上很少会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柯克便成了人们 “围观”的对象。“当时我走在大街上回头率绝对是百分之百，经常有人一直盯着我看，感觉自己就像是动物园里的动物。”回忆起初来青岛时的情形，柯克这样说。

    “那个时候，青岛还比较落后，即使是最繁华的中山路，也像是四五十年代美国城市的样子。”柯克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在他的眼中，中山路很像父母老照片里的场景。让他感到不同的是，中国的大街上有很多行人，美国的大街上则空荡荡的。

    来到青岛后，还有一些事情让柯克感到不习惯。“上厕所没有坐便器，每次只能是听着音乐，幻想自己是坐在坐便器上。”柯克告诉记者，当时青岛也没有什么西餐厅，他只能慢慢习惯中餐的口味，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炒蛤蜊、水饺等美食。

    追逐爱情只身来青

    说起与柯克认识的情形，青岛姑娘辛颖仍然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柯克向辛颖请教问题。把“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说成了“我能亲吻你一下吗？”“当时真把我吓坏了，不过现在说起这个事情感觉还挺好笑的。”辛颖说，柯克回到美国后仍然与辛颖保持着书信往来，他很快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聪明、漂亮的青岛姑娘。

    1993年春天，柯克只身一人到北京学习汉语，并在一所学校兼职当外教，赚钱养活自己。在北京学习的那段时间里，柯克基本每周五都坐火车到青岛看望辛颖，不过两人的爱情遭到了辛颖家人的反对。“青岛的外国人少，跟外国人结婚的就更少了，家人朋友也不看好我们俩以后的发展，经常给我们泼冷水。”辛颖回忆说，她的父亲辛宝文主动找到柯克，向他要一个明确的态度。

    “大半青岛人都知道你跟我女儿处对象，时间也不短了，应该有一个明确态度了，要么结婚，要么分手。”柯克仍然记得辛颖父亲严肃的表情，不过柯克的回答让辛颖的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好吧，我和辛颖结婚吧！”柯克说。

    在柯克与辛颖结缘的第三个年头，两人在青岛登记结婚了。婚礼安排在了6月份。柯克的父母专程赶到青岛参加婚礼。不过，当时的交通并没有现在这么便利。柯克的父母先是从美国费城乘飞机到香港，从香港到了深圳，又从深圳辗转北京，最后从北京坐火车才赶到青岛。辛颖的父母见到美国的亲家来到了青岛，心里的种种顾虑才算彻底打消。

    主动帮忙 化解偏见

    “当时柯克还比较年轻，在中国时间久了就想家，结婚没多久我们就搬到了美国。”辛颖回忆说，她的到来受到了柯克家人的热情接待，唯有一人“不待见”她。原来，柯克一家人是德国裔美国人，他的奶奶一直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找一个美国姑娘当媳妇，见柯克跟一位中国姑娘结婚，便有些不高兴。

    不过，辛颖做的一件事，很快就让这位老人改变了看法。那年美国遇到了一场大雪，很多人家的房子、车子都被近1米厚的积雪给盖住了。辛颖主动带上工具帮助老人清理积雪，这让老人很受感动。“美国人都比较独立，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像咱们中国这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辛颖说。

    以后回青岛定居

    “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辛家庄，周边很多地方都是荒地，交通也不方便。”辛颖说，有次柯克打车去她家，在小区外面转了很多圈才找到家门。2002年，已经是3个孩子母亲的辛颖和丈夫回到青岛。“在美国周围人都说英语，想让孩子学好中文很困难，所以我们才打算回来的。”辛颖说，此时的青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美国生活的8年里，每隔几年我都会回一次青岛，每次都会有惊喜。”辛颖说，青岛的变化也让柯克感到非常惊奇，他不敢想象青岛会发展得这么快。

    “我们离开青岛时，麦岛周边还是海产品养殖基地。我们回来后发现原来的养殖基地、厂房都变成了高楼大厦、别墅。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这种年轻人常去的地方也有很多家。”柯克说。

    青岛的巨大变化也让辛颖看到了商机。2003年春天，她和丈夫在青岛开办了一家幼儿园，双语教学成为这家幼儿园的特色。如今，幼儿园已经发展到了4家。

    “青岛发展很快，已经远远不是20年前那个青岛了，交通方便，城市干净，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等孩子们的学业都完成了，我们就搬回青岛定居。”采访结束时，辛颖说。

    “她对孩子规矩很严”

    史蒂芬妮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今年30岁，32岁的曹强则是泰安人，两人相识于青岛一家外语培训学校。

    两人结婚后，很快便有了第一个孩子，他们给孩子取名美华，取这个名字主要是想纪念他们这对跨国恋情。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在今年大年初一那天降生。因为出生在春节，他们便给孩子取名佳音。

    据曹强介绍，史蒂芬妮生活的亚利桑那州有一个传统，就是家里有了孩子之后，孩子的母亲会辞掉工作，在家里做全职太太，教孩子学习各种课程，呵护孩子成长直到上大学，而且孩子在家学习的成绩政府都是认可的。这种教育方式跟国内的有很大不同。现在，史蒂芬妮已经辞职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太太。

    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曹强的家人也与史蒂芬妮存在观念上的差异。曹强说，史蒂芬妮平时会给女儿定下不少“规矩”，让孩子有自己的“预算”。“比如女儿想吃糖，史蒂芬妮就会给她定一个‘界线’，一天只能吃一颗。有时候孩子忘了自己已经吃过了，还想再吃。不给，她就哭闹。这时，我父母就会因为疼孩子，由着孩子的性子给她糖吃。看到这种行为，史蒂芬妮往往感觉不理解。”曹强说。

    “有一次亲戚到家里做客，坐在了大女儿的座位上面，她就嚷着要亲戚让座。史蒂芬妮赶紧上前劝说，可女儿还是闹，她就让女儿回到房间里去。女儿流着泪跑回了房间，我想去劝，史蒂芬妮就是不让。几分钟后，女儿出来了，并在史蒂芬妮的示意下向亲戚道了歉。”曹强说，史蒂芬妮放下手中的餐具深情地吻了吻女儿，这种让孩子知道错误主动道歉的教育方式确实让他感到很不错。

    ●60名洋媳妇

    据市民政局统计数字显示，1995年，岛城涉外婚姻双方年龄差距在10岁以内的比例仅占32%，多数夫妻年龄相差15岁至20岁，最高的相差四五十岁。如今，男女双方年龄差距渐渐缩小，年龄差距在10岁以内的比例已超过70%。涉外婚姻中高学历人数有所增加，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商业人员的比例也逐步递增。

    外籍女子与中国男子结婚的比例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过去的涉外婚姻多是 “嫁出去”，现在“娶回来”的势头越来越足。记者了解到，1988年至2000年，青岛小伙娶回的洋媳妇不过100名，而2000年至2009年，洋媳妇攀升到了400名，仅去年被岛城小伙领进家门的洋媳妇就有近60名，占到涉外婚姻比例的14.3%。

    飞越半个地球 青岛追逐爱情

    “培训班是小班制，一个班七八个人。有一次上课，我发起了一个讨论话题，发现有个巴西的小伙子特别活跃，汉语说得不错，还跟我说他喜欢中国的成龙、周星驰、李小龙等电影明星，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英梅介绍说，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伙子下课后主动跟她要了QQ号。

    经过近3年的网络交往，两人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回国后，我们便分居在两个半球，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见面只能通过视频聊天。于是，我们就想怎样才能真正在一起生活。”朱英梅说，她先是申请了国家的公费研究生，但没有成功。后来，杜小龙便打算到中国来追“媳妇”。很快，他便到了青岛。

    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了，但都没有见过各自的父母。2013年春节，朱英梅和杜小龙一起回了她在寿光的老家。“岳父岳母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有些都叫不上名字来。家里人特别热情，他们还给我准备了红包，这个我还是第一次收到，确实很新鲜。”杜小龙说，过年贴春联、放鞭炮他也感觉挺有意思。同年6月14日，朱英梅生日那天，两人领取了结婚证。

    两人都在青岛从事外贸方面的工作，平时比较忙，但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生活中两人虽然没有就家务活做出明确的分工，但杜小龙会主动承担。“在家我主要负责做饭，他负责打扫卫生，有时候我下班晚，他就做饭，只是做得慢一些。从这一点上就感觉出他身上没有大男子主义。”朱英梅说，青岛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让杜小龙感觉比较满意。

    “毕竟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些生活习惯和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朱海英介绍说，两人结婚后曾因为各种各样的事吵过架，但杜小龙每回都“败下阵来”。不过在朱海英眼里，杜小龙实际上是不想跟她吵，因为碰到问题，他都想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从相机看变化

    30多年前，照相是比较奢侈的事，想照相只有到大照相馆去。当时照相机是高档器材，算得上奢侈品。

    1978年，我借了台海鸥牌的照相机，照了一张背着相机套，戴着手表，推着自行车的照片。镜头里很有炫耀的成分，其实只有自行车是我的，手表和照相机都是借的。到了1990年我终于买上了照相机，当时我每月有400元的收入，一部相机花了270元。但照相成本不低，胶卷要仔细着用，轻易不敢按快门。

    能让我随心所欲地拍照，圆了我的摄影梦还是在2000年以后，我买了台5000多元的数码相机。数码相机让人省心，不再为20多块钱一卷的胶卷心痛，也不用照完后不知好坏，非要冲出胶卷来才能知道成功与失败。摄影成了一种娱乐、欣赏式的情趣。

    2004年，我在崂山拍“霹雳火球”的时候，相机和手机同时“遭遇水灾”，5000多元打了水漂。回来后我马上又买了一台数码相机，这时候，价钱便宜了很多，功能却添了不少。可好景不长，一次爬山途中，相机掉到河谷，找到时显示屏已损坏，修理要花700元。我一想，再添700元就又可以买到一台很好的相机，于是就放弃了维修。

    现在我又添置了新数码相机，淘汰率也就三五年时间。从借照相机到买上照相机，再到近10年多次买相机，可以看出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