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二十年·特稿】

    对于习惯了“援助”“援建”的国人来讲，这些词汇耳熟能详，它们的背后，也承载和记录了某些特定的历史。

    始于20年前，全国16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7个地市的过程，堪称是一个大事件。

    时隔20年，当我们采访团一行走上世界屋脊，身临那片神奇的喜马拉雅山脉，客观审视青岛对口支援的日喀则，甚至自治区首府拉萨及其周边等地，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让我们对中央从1980年直至2010年30年间五次的西藏工作会议决策有了全新的认识，尤其对“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的“维稳”与“发展”精髓，更是感触颇深。

    日喀则告诉我们什么

    20年前，相信不少的青岛人，对这座世界最高海拔城市还很陌生，一是它离我们实在相距遥远，二是那时东部的青岛，也才刚刚打开解放思想的闸门，正眼睛向南，试图追赶和跻身开放的大潮，而远在天边且经济落后的日喀则，则极少有人关注。

    叩问这一重大历史中的青岛援藏岁月，无疑要从日喀则变迁中寻找答案。

    习惯了做采访功课，对于青岛援藏的对口城市日喀则，我们大多都提前进行了资料的准备。概括来说，这是在藏语中寓意为“水土肥美的庄园”的西藏第二大城市，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喜马拉雅山北麓、雅鲁藏布江与年楚河交汇处的冲积平原，市区海拔3860米。这里是历代班禅驻锡地，是后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不仅如此，日喀则还是一个拥有无限美景的旅游胜地，更是我国西南边疆的中心城市和连接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的“桥头堡”，战略位置不言而喻。

    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制约，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缓慢，以致中央很早就将其纳入重点关注的发展与稳定的重要边疆地区域之一。资料显示，1994年，这里的GDP仅为7574余万元，地方财政收入也只有区区的225万元。而那时，只有8.8平方公里的市区，更谈不上什么规划与设施。

    或许是一种巧合，1994年中央做出的对口援藏安排，恰好将东西两个地理特殊的城市进行了牵手。此后的20年，这种藏汉一家亲的浓浓亲情，不仅成为城市互助的经典，而且也让彼此的牵挂成为常态。

    在进藏之前，关于日喀则，我们有很多猜想，但当我们翻山越岭踏上那块土地，之前由所谓“大数据”构成的印象却瞬间崩塌了。

    坐落在西藏高原特有的雄浑山脉峡谷中的日喀则，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特别是随后的5天集中采访，让我们对它有了更为贴切的了解。此次采访团的领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月敏都在感慨：“真的想不到，那里的发展，竟如此迅猛、如此现代。”

    在这里，既能看到青岛人熟悉的“市府大楼”“青岛路”“山东路”，也会看到像内地城市一样的商业聚集区，先进的教育和医疗设施，和具有西藏特色的工业园区等。也能随时感受正被硬化、绿化、美化、亮化、净化、规范化了的有序的城市管理。

    在这里，满眼是四川餐馆，满耳是川音；在这里，彰显民生的那些遍布城市或乡村的藏族人居住房屋以及环境，足以令很多内地人羡慕不已。

    在这里，一些在建和规划的国家或自治区级的重大基础项目，正昭示着它的美好未来。特别是由日喀则市委和政府参与协调、拟于今年通车的拉日铁路，将与先前的机场和318国道，一并构成立体大交通格局，有力带动它与内地的互动，带动与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大陆国家的边贸发展。

    还要说一说几天来一直陪同我们深入城市和乡村采访并提供用车服务的藏族司机索朗多吉。这位1978年参加工作的“老西藏”，开始话并不多，但随着我们的采访深入，他要表达的东西多了起来。

    在他记忆中，那时的日喀则面积很小，且到处是大沟、耕地，以及遍地散养的牛和羊等牲畜。所谓的市区道路，也大都是些土路，遇到雨天泥泞不说，整个城市由于缺乏必要的排污设施等，加上乱放牲畜，“乱、脏、臭、无序”简直就是它的标签。

    说起今天的变化，这位极具西藏人淳朴特征十分快乐的“老顽童”，又不时竖起大拇指，并常常露出满足的笑容。这个普普通通的藏族公务员，不仅有着丰厚的月收入，在他的老家，以及现在的日喀则，都有面积十分可观的住房。而对于这一切，索朗则说，这都要感谢全国人民尤其青岛人们的无私支持。

    在日喀则的日子里，类似的对比遍及各行各业和各类人群。可以说，但凡受过青岛援藏干部帮助和支持的学校、幼儿园、乡村、农牧民、民族手工业者、文化项目和遗产、工业园区、城市基础设施等，无不述说着青岛带给这座城市的种种好处。

    地处日喀则远处的年木乡胡达村，以往是个有名的穷乡僻壤，远离城市不说，村民生活因受气候、技能等条件限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0年前，青岛援藏干部即开始着手帮扶，而着眼点则在于“授之以渔”的大棚种植项目。

    村支书丹增告诉记者，他至今难忘当时与其他几名村民到青岛胶州培训的时光，那一次的沿海之行对他一生影响很大。也正是从那时起，村里搞起了30多个蔬菜大棚，还陆续配备了拖拉机，集体还搞起了砖厂等项目。

    一位种植户对比说，他们家从种植大棚那时起，成为转折点，现在年收入为5万余元，收入是原先的几十倍。在这个小小的变化之中，其实蕴含着观念的转变，蕴含着基层党员队伍的作用，以及集体的力量等，这些都是原先发展当中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20年来，日喀则能够告诉我们和广大读者的，既不是青岛投入的多少资金，也不是简单递增的GDP数量，而是它的发展质量与内涵。

    参与了第一批青岛援藏的程文浩，对那个岁月，对那座城市，可谓终生难忘。“从踏上西藏第二大市的那一刻起，尽管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与艰苦，但我们硬是从培养藏族干部、观念输出、城市规划、二三产业扶持等重点环节上入手，构建起来了得以持续的青岛援藏的良好基础。”

    日喀则地委书记丹珠珠朗杰和中央第七批援藏干部总领队王奉朝的集中评价是，青岛对口支援日喀则的20年，堪称这座城市变化最大、发展最快和最好的时期，这主要归功于青岛和所派援藏干部对中央战略的认识与实践，归结于富有创造性、主动性的人才、智力、项目、城市管理等具体“输血”和“造血”的援藏措施，更在于连续发扬的敢于拼搏的精神，以及不断带来的沿海开放意识与经验。

    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援藏工作的干部一处张克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特别认可20年来的这些好做法，尤其青岛援藏干部和技术人员的选拔以及西藏干部赴青挂职培训，已成为常态的机制，成为推动支援边疆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

    而就在我们即将离开日喀则和西藏的时候，一位当地导游的一番比较，又一次佐证了我们的感受与判断。她说，她曾在中尼边贸口岸干过，先前她的很多朋友也曾抱着羡慕的心情去过国外，但如今的西藏远比他们那里建设得好，倒是那里的人很想到我们这里看看，特别羡慕日喀则乃至西藏的发展。

    我特别注意到，当时这位时尚的名叫尼玛的藏族女孩的表述，很明显带有自豪和轻松语气，但她或许有所不知，能够让人自豪的背后，凝聚着无数青岛和青岛援藏干部20年的心血与汗水。

    援藏的青岛范式

    驱车从日喀则市向南，在名曰甲措雄乡所辖的一个巨大工地，早已成为日喀则乃至全西藏关注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据陪同采访的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王富军介绍，这是正在加速施工的日喀则火车站，也是拟在年内通车的“拉日”铁路的地标。由此，它将成为青藏铁路延伸通向樟木、亚东边境口岸，并连接南亚大陆的重要铁路枢纽。

    这条铁路的开放意义不言而喻，也特别值得期待。而在眼下的占堆村和色玛村，由这一重大项目带来的200多户当地居民的拆迁安置，或将成为日喀则，甚至全自治区新农村发展的一个典型。

    当我们来到已建成的一期约80余户的安置小区，平均每家3层、400多平方米的小楼，整齐且整洁的街区，配套的商业的等设施，让人难以置信这是西藏、是日喀则。而走进农家，无论是极富西藏风情的客厅，或是现代化的厨房、甚至顶层的阳光花房等，无不让人感叹日喀则的进步和藏族同胞的幸福生活。

    一位叫次旦顿珠的农户自豪地告诉我们，过去这个村子很穷，住的都是土坯房，而且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卫生条件极差。如今通过拆迁补贴，很多家庭都买上了出租车或运输车，每家年平均会有10万元的收入。而且，待车站建成后，这里就会是商业中心，到那时，日子会更好。

    而这，仅是青岛援藏的一个缩影。这个正在逐步实现寓意中的“水土肥美庄园”的城市，犹如一座精美雕塑，或是一颗耀眼的明珠，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与打磨，以至于它所表现出的愈发的美丽、张力、秩序和现代气息等，总能显现非同一般的青岛式的援藏思维与模式。

    以沿海或内陆城市习惯了的城市规划为例，像青岛这样的历史名城，大都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多方面的城市规划，人们业已习惯了规划前提下的建设与发展，尤其在愈加注重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倘若缺乏系统的城市规划，那一定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而1995年前的日喀则，尽管也堪称历史名城，但无论是保护或是发展，却没有任何规划可言，人们压根也没有这一概念。

    曾在青岛规划部门工作，现主持工作的日喀则市住建局副局长张云飞对记者说，日喀则市的第一个规划，即1995年至201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是1995年由青岛援藏干部聘请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有关专家，深入日喀则实地勘察测量编制完成的，期间还编制完成了日喀则市旅游发展规划等一批城市配套建设详细规划和设计。1998年，第二批援藏团队又对该市的给排水系统进行了总体规划，并由青岛市市政设计院提供设备，组建了日喀则市市政设计室。2005年，新的一批援藏团队再次对城市整体规划进行了修订。

    现任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波自豪地告诉我们，当年援藏之初，日喀则的城区面积还不足9平方公里，如今扩大了3倍，而且随着拉日铁路的即将贯通，已着手启动新一轮城市总规修编，包括旅游、产业发展等专项规划也正在有序编制中，并初步确定了“南进”“北控”“东跨”“西优”的城市发展框架。

    在张云飞看来，这种援助的意义，还不仅是让这座高原城市从此走上科学有序的道路，更重要的在于开启的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念。

    事实上，20年来青岛援藏的付出和所造就的成果，远非是近5亿元人民币投入所能衡量的。青岛市经合办的有关人员告诉说，由于财政制度限制，青岛本身的援助资金并不充足，这也迫使青岛各批次的援藏群体不仅注重有限资金的效益最大化，也在创造性地思考和践行带动发展这一主旨上下了一番功夫。

    从第一批援藏战略提出“以农牧业生产为基础，以城市建设、管理为重点，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商贸兴市”；到之后的“农业固本、工业支撑、三产兴市、外向拉动”战略，以及重“一城两区三园”发展战略等；再到去年进藏的第七批团队提出“打造以品牌农业高地、特色工业重地、生态旅游胜地、后藏文化强地、和谐稳定福地”为抓手，最终实现“在自治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先行城市、面向南亚的商贸物流中心城市、对后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城市和团结和谐特色突出的幸福宜居城市”。

    20年来，这种由浅到深，由粗放到精致，由眼前到长远的援藏战略演变，尤其在涉及日喀则未来自我发展的意识、规划、人才、文化、教育、卫生、管理等一系列体系建设与发展方面，既体现了各批次援藏团队承前启后，勇于发扬和创新“西藏精神”的作为，也凸显了背后青岛市委和市政府的一贯胸怀，深层的援藏布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得越加清楚，青岛的定位和各批次援藏团队的接力传承，始终遵循着促进援藏工作输血与造血功能的结合，促进当前与长远的结合，促进发挥自身力量与培养当地人才的结合的三原则。这也使得庞大系统的援藏工程，愈加彰显它强大的生命力。

    通过梳理，尤其让我们感到欣慰的，不只是20年来所建立起的可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业园、商业市场等二、三产业的框架，而是孕育智慧和希望的科教文卫项目和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海拔近4000米的东嘎乡情远希望小学，是青岛援建的第一所希望小学。从1995年至今，这座能够解决周边数十个村庄孩子上学的学校，不断得益于青岛方面的资金援助，经历了多次的改扩建，如今在这里安心和温馨上学的孩子近200名。

    次旦校长指着如今已是仓库的最早的校舍间告诉我们，近20年来，这所被寄托了希望和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校，已今非昔比，被改变的不仅是教育和教学的硬件条件，很大程度是通过学习交流而被改变的教育观念和教学质量。“在这之前，农牧民很少让孩子上学，孩子们都早早地放牛放羊。”次旦说。

    记者在日喀则高级一中和日喀则情馨幼儿园的采访，同样感受到了类似的援藏所孕育巨大希望。走进宫殿般的园区，看着教室里孩子们那天真和灿烂的笑脸，聆听着孩子们用双语表达的故事和歌曲，很难将他们与农牧民的孩子联想到一起。

    一位从事了14年幼儿工作的负责人说，西藏除国家给予入托上学特殊政策之外，青岛在教育资金和智力上的支持是巨大的。她说，现有的55名教师，几乎每年都轮流赴青岛学习培训，这是他们提高和发展的关键。而事实证明，这里的各项条件不仅可与内地媲美，而且不久会以此为参照，拟建多个此类的幼儿园。

    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青岛通过资金和智力手段，援建了数十所各类学校、幼儿园及医疗机构，援建的各类现代化仪器设备等不计其数，而且派出了包括教育、医疗、建筑、水利、旅游、计算机、蔬菜种植、统计等日喀则急需的专业人才近百名。

    前不久，青岛市委宣传部又特别召开了前六批援藏代表的座谈会，从每位参与者的语言和眼神当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他们特有的一种情怀，尤其是普遍希望能够再上高原，实地看看那里的变迁，毕竟那里留有他们规划和汗水的结晶。

    无情的时光总会让人恍然，但那一刻，我与这些“代表”们，或许都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含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刻在高原上的荣光

    在前往日喀则采访的前夜，我和同事专程来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场——拉萨人民广场，瞻仰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

    雄浑之下，人们会不禁想到当年二野18军在毛泽东的亲自决策下，进入西藏为后来解放百万农奴铺平道路的历史，亦会遥想十数万人民解放军修筑川藏公路的艰苦岁月，当然也会联想到20年来，包括青岛在内的各地援藏者的大爱与奉献。

    尽管之前进行了一些资料准备，但一个群体20年接力式的拼搏与奉献，一些来自活生生的现场震撼与感动，却是我们事先不曾预料的。

    所有内地人员进藏，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气候和身体的不适，而这对于来自零海拔的青岛援藏干部来讲，更是如此——毕竟那里的含氧量只有青岛的60%左右，别说工作，就是不动也会遭遇头疼、恶心、乏力、失眠、发烧、胃痛等各种高原反应，严重者会致使心肺等脏器感染。而且，适应的过程并不是一劳永逸和一成不变的，当回到内地，再上高原，这种反应会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

    20年来，仅就缺氧这一客观的高原挑战，7批次的上百名的青岛援藏干部，着实喊出并树立了“缺氧但不缺精神”的青岛援藏干部群体丰碑。

    因为长期缺氧，但凡援藏干部大都嘴唇发紫，高原反应厉害时，他们浑身乏力，甚至爬上一层楼都要歇上好几次。因而，无论是在他们的宿舍和办公室，各种药品成了这些原本身强体壮的汉子们房间里最显眼的东西。即便如此，很多援藏干部们还经常坚持边吸氧边办公，甚至边打吊瓶边办公。

    至今，第一批援藏干部们都记得那个难以忘怀的拓荒时代。时任日喀则市乡镇企业局局长的程文浩，在与我们面对面交流时回忆说，第一批入藏人员的生活之艰苦，是后来者无法想象的。“住的是土坯房，严重缺电缺水，野狗遍地，卫生条件极差。在那个城区人口不足3万，全市仅有6条直拨电话线路的日喀则市，往家里打一次长途电话，需要喝上一暖瓶水的功夫。那时，这个地位堪比西藏之上海的城市，二三产业几乎为零不说，5名市长竟挤在一间办公室。”

    他特别讲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作为技术援藏人员进入日喀则的刘高锡，原定只待3个月，但随着当时货物运输的需要，临时决定需要延续一年。那时青藏铁路只到青海格尔木，大批的援藏物资只能通过汽车千里迢迢运回日喀则。这位连御寒衣服都没带的汉子，穿着大家的衣服留了下来。但由于严重缺氧，常常是人到了格尔木，却忘记家里的电话。

    12年前，曾有报道专门谈及第三批援藏干部的这种经历。说医生在他们进藏几个月后的一次查体中发现，很多援藏干部的心脏和血压都不正常。援藏的医学博士李永春心疼地说，进藏之前，他们的身体素质都是最好的，但进藏之后，由于长期处于缺氧状态，说话一多，走路一急，都会喘不上气来。他说：“我常常是流着泪给他们看病。”

    第六批援藏干部袁瑞先的事迹，也曾见诸报端。与他交往的人都说，这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保准到哪都不会有问题。但事实上，那令他终生难忘的3年，同样经受了“生命禁区”的考验。他曾在日记中写到，那种难受、那种痛苦、那种煎熬，严重的时候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即便这样，他坚持克服高原反应，坚守着自己的责任，很快和当地干部、藏族群众打成一片，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山东大汉”“康巴汉子”“青岛大哥”。

    第二批援藏组长的李众民，在回到青岛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由于多年身处缺氧的高原环境的缘故，记忆力，尤其对数字的记忆明显不如从前。但不管怎样，那段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值”。

    而在“值”的背后，却是20年来，一批批援藏干部和技术人员，对于那份特殊事业的无私追求与奉献，却是那座愈加靓丽的高原之城，所给予的最好证明，更是无数脱困了的村庄和藏族群众，幸福与欢乐的表达。

    可以说，20年的援藏岁月，不仅让每一位的援藏人都有故事，而且都可以将那段荣光，刻在内心、刻在雪山、刻在大海、刻在两座城市人们的心底。

    在有限的篇幅中，我们很难将包括毕燕琳、张义秀、张战红、陈国金、朱堂、姜元韶、王清源、黄应胜等百余名新老援藏者的事迹一一呈现给广大读者。毕竟，翻阅不断增厚的青岛援藏花名册，哪个人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而在众多的故事中，援藏前担任青岛66中副校长（正校级），现任日喀则地区教体局副局长、并兼任日喀则第一高级中学校长的王治玉，其孜孜不倦授业教育的事迹，堪称青岛式援藏一个典型。

    第一眼见到这位应该算是技术型的援藏干部时，似乎就让人难忘，这倒不是他那张天生的“教师脸”，而是缘于他身上特有一种吸引，一种坚毅，一种在随后采访中被证明了的责任与大爱。

    按说一所自治区的重点中学，应当有着先天的各项条件，但事实并非如此。好的条件是需要创造的，而王治玉挂帅的日喀则第一高级中学就是如此。

    作为一名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他更清楚教育援藏的长远意义。在他看来，每个人的援藏时间只有短暂的3年，要把教育的根留住，除了涉及教学和学生住校必要的硬件条件，关键是制度建设和习惯养成。“即使三年后我们离开这里，他们一样会很好地履行教育职责。”他说。

    据藏族老师格旺平措、尼玛旺堆等介绍，这位治学严谨的校长，不仅传承了青岛援藏干部们一贯的优良品格作风，而且在短短的不到1年的时间里，通过引入竞争上岗机制，加强对教师队伍、教育教学工作的严格管理，以及加大和加速实施分批组织教师到青岛学习培训等措施，强化学校的基础建设。这一切，特别印证了这位“老教育”一贯的座右铭：“我并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用心的。”

    而事实上，他的“最用心”其实早在他所担负的青岛第一个“新疆班”的责任中，得到了证明与肯定。

    他向我们透露说，就在今年5月，我们进藏的前不久，他回青岛办事时，萌生了探望新疆班学生的念头，但不知怎的，这次回去的消息却让新疆班的学生们知道了，在来到原先曾教过那些孩子的教室时（已成为仓库），他们已将那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并在黑板上写上“爸爸回来了！”的大字⋯⋯“那一刻让我十分感动，终生难忘。”话到此处，王治玉近乎哽咽。

    而今，他又把这种爱心带到了日喀则，带到了雪域高原。用他的话说，将心比心，就像我以往对待学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也从来没有不完成我所布置的作业。在这里，2800多名学生也同样需要心的交流。他认为，用心援藏才是根本，我们留下的将不仅是物质的东西，而应把心留在高原。

    某种程度上，这亦代表了所有青岛援藏人员的一种境界，一种心声。而这种大爱还将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