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距今正好一个世纪。为了纪念一战一百周年，由青岛市政府侨办、青岛市档案局共同主办的“一战华工在欧洲”大型资料图片展将于8月20日至年底在青岛市档案馆展出，这220余张首次在青岛露面的历史照片，将第一次揭秘华工赴欧前后的全过程，展示这批一战华工在异国的特殊奋斗史。

    背景 伤亡惨重英法求援

    1914年7月，人类历史上首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卷入战争的国家达到30余个，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交战双方动员的总兵力约计7000万人，现代工业战争的残酷，让交战双方伤亡严重，英法俄等国青壮年男性锐减，根据资料图片显示，仅在索姆河战役中，英军每天的伤亡数就达到了数万人。在这样的背景下，英法等组成的协约国，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

    1915年11月11日，法国国防部正式决定实施招募华工的计划，同年12月1日，军方代表率领招工团赴华招工，具体承揽招工事宜由惠民公司负责。英国也在1916年10月派招工代表，在山东威海及胶济铁路沿线招募华工。一直到1918年初，因为运输上的困难，法英停止了华工招募活动，至此，一共招募华工14万人，其中英国约9万人，法国4万余人。

    统计 七成华工是山东人

    一开始，法国主要在天津招工，但1916年10月20日，天津发生老西开事件，数千人游行示威，要求禁招华工，法国的华工招募工作被迫南移，到了山东地区。 1904年建成的胶济铁路，为华工招募和集结提供了条件，20世纪初，沿着胶济铁路，大量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涌入山东，利用洋商和传教士招募华工，成了英法招工团的主要途径之一。

    史料显示，法英招募华工范围主要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天津、上海以及山东的济南、威海、青岛、潍坊和淄博等地，一战结束招募14万华工中，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山东人，数量超过9万，这其中就有青岛籍华工的身影，青岛这个当时只有10万人的小城，与遥远的一战战场第一次发生了联系。

    出发5万华工青岛集结

    华工被招募集中后，会进入待发所办理手续，这些年轻强壮的华工，不仅要接受如同新兵入伍一样严格的体检，在医务室接受种痘，甚至还要进行班、排、连、营的军事化编队管理，进行体能训练，出发前还要测试英文知识。为了区分身份，每个华工手上都有一个刻有中外文姓名和号码的铜圈，铜圈上的号码是华工唯一的身份识别证明，将伴随华工整个合同期内。华工工资则分两地支付，一半在欧洲交付本人，另一半在国内按月交付家属。

    当时作为法国主要招工公司中最大的一家，惠民公司其中一个招募点就设在青岛，运送工人数达到了4418人，而英国招工机构分为威海卫大英国招工局和青岛大英国招工局两家，其中青岛大英国招工局从沧口的港口出发，运送工人数量达到了50000余名。在展出的照片中，就有一张华工在青岛列队集结接受检阅的照片，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从青岛港口运出的华工，就超过了5万人。

    战后 14万人成和谈“砝码”

    这些华工在威海卫、青岛、塘沽、浦口等港口登船，前后分别分为向西和向东两条路线，在海上颠簸数月，几经周折，远赴路途遥远且完全陌生的未知世界。历经千难万险陆续抵达欧洲后，华工们立即投入到紧张而危险的战勤任务中。在军需生产、物资运输、抢修道路、战地劳役等方面，华工们吃苦耐劳，为协约国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法国当地媒体曾称“华工为英法联军所做贡献远超其他外国劳工”。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却被认为未曾出过一兵一卒，中国政府代表拿出华工在欧洲战场作为战勤主力的铁证，14万华工成为中国参与一战的有力证据。但在和谈中，各国仍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在巴黎和谈中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爆发了之后的五四运动，学生们打出“还我青岛”的口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青岛这个一战华工的“出口”，再次与华工命运联系了起来。

    曾怀疑父亲是特务 一枚勋章洗清冤情

    如果不是在自己的档案里，发现一页神秘的举报材料，今年66岁的傅梅怎么也不会想到，身材高大、严厉寡言的父亲，曾经是一战华工中的一员，有过远赴重洋去法国工作的经历。在建国之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段华工生涯被父亲当做秘密深埋在心中，从来不曾向儿女吐露。

    直到前年，傅梅辗转找到了一战结束后由英法政府颁发给父亲的勋章，把勋章上的编号发给法国的华工相关组织后，父亲的华工身份得到了证实：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父亲傅希乾与中国的其他14万华工一起，远赴欧洲战场，进工厂修铁路运伤兵修战壕，为扭转协约国战局发挥了作用，也成为了中国在一战中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在青岛土生土长的傅梅，出生时父亲傅希乾已经有50岁。 “当时我家住在台东，父亲在登州路上的一家饭店工作。 ”身材1.8米的父亲傅希乾，在傅梅的印象里身材相当魁梧，对待两个弟弟也相当严厉，傅希乾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不识字的他还会英语，平时说话偶尔还会蹦出一两句英语。因为家里人从来不提父亲的历史，隐约觉得可疑又不敢问的傅梅，甚至一度怀疑父亲是“特务”。父亲这些不可说的秘密，在当下的历史背景下，也影响了傅梅的发展，中专毕业后，不到20岁傅梅进入石油系统工作，从黄岛到东营，傅梅觉得自己思想上追求上进、工作上也很认真，一直盼着能入党，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却一直没有顺利入党。组织说她父亲有历史问题，要求她主动向党交代，完全不知情的傅梅当然无话可说。

    直到十多年之后，已经50多岁的傅梅再次被党组织约谈。“我看到自己的档案里，有专门的一页，那是一份举报材料，上面写着我父亲曾在法国当劳工。”傅梅说当时很震惊，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事情。最后，她终于入党了。

    知道父亲曾经是一战华工一员后，对这段历史感到好奇的傅梅，开始收集相关的信息，后来还通过威海档案馆查找了一些信息。 “我父亲是临朐龙岗村人，十几岁的时候，离开老家去了法国，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在信息拼凑中，傅梅大体了解了父亲的人生历程，1917年前后远赴法国，1919年前后归国，从威海下船回到临朐，把带回的茶杯、勋章、十字架交给姐姐保管后，带着年迈的父亲来到烟台，后贩卖水果为生流浪到青岛。

    两年前，傅梅回到临朐老家，在自己姑姑曾住过的老宅里，找到了父亲当年带回来的勋章，凭借上面的编号，她在法国那边的华工登记册上，确认了父亲的身份，同时也对应上了父亲的名字和籍贯。（记者 王晓雨 实习生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