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为什么能避免全球大萧条，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们从上世纪30年代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堆积成山的债务和残存的政治偏见导致全球财政刺激的规模有限（中国再次成为了例外）；美联储在伯南克的领导下，奉行量化宽松等一套非正统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向市场大规模注入资金，阻止了有效需求的减少恶化为全球性经济衰退。

    2008年的崩溃也间接导致了欧元危机。欧元不是一种完整的货币：欧元区国家有共同的央行但没有共同的财政部。欧元的设计者们早已意识到这个缺陷，但他们认为当缺陷凸显之时，能够征集到足够的政治意愿来修正它。毕竟，欧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逐步诞生的，欧盟的缔造者知道它先天不足，后天可顺应时势加以改进。

    不幸的是，从1999年欧元正式发行，到2008年出现改革需要，政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科尔的领导下，德国为重新走向统一引领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事实证明两德统一代价太高了，德国民众不愿意再承担任何额外的付出。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欧洲各国财长们宣布，决不允许任何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失败，深知民意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每个国家单独肩负，而不应由欧盟集体承担。在欧元区最需要共同财政部的关头，德国抹杀了这种可能性。欧元危机由此开始。希腊、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国的内部危机，本质上都是欧元危机的变种。

    随后，金融危机演变成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分歧导致欧盟从一个建立平等自愿原则上的共同体，演化成债权国（如德国）和债务国（如希腊）的关系网，这种关系既不平等也不自愿，反而激得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

    欧盟的初心是在地区范围内进行一场国际治理的勇敢尝试。 然而在经历了2008年的震荡后，欧盟纠结于其内部问题，未能在国际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出于另一些原因，美国也开始关注自身内部。欧美朝内向型转型，致使国际合作在全球都呈下降趋势。

    既然现行世界秩序的支柱是西方国家，那么西方影响力的下降自然在国际治理方面抽出一个权力真空。为实现各自的雄心，不惜动用武力的地区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纷纷赶来填补这个真空。武装冲突数量激增，影响范围从中东蔓延到亚洲其他地区、非洲甚至欧洲。

    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发展分裂势力，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既挑战了当前由西方国家支撑的世界秩序，又挑战了欧盟的根本价值观和原则。欧洲和美国公众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场挑战的严重性。普京希望促成乌克兰金融和政治全面崩溃，从而既破坏乌克兰稳定，又使自己免于为其承担责任；他并未占领乌克兰东部，避免这个地区完全依赖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持。他已两次在军事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将乌克兰拉回停火状态，而这种破坏稳定的停火状态反映出普京的真实想法。不幸的是，通过将第二次明斯克停火协议与第一次停火协议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普京正在取得成功，即使这种成功只是暂时的。如今，普京寻求通过乌克兰在欧盟内部挑拨离间，赢取政治影响力。

    正是欧盟的软弱，才使俄罗斯的威胁显得格外突出。欧盟虽可勉强应付金融和政治危机，但这次横在它面前的不是一个而是五个危机：俄罗斯、乌克兰、希腊、移民，以及英国是否脱欧的全民公投。疲于招架的欧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在全球范围来看，国际治理同样脆弱不堪。在金融和政治上，世界随时可能分化成敌对阵营。中国已经开始建设平行于IMF与世行的另一套金融体系，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债券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建立亚洲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两大阵营能否将对抗保持在一定范围以内，将取决于中国如何管控自身的经济转型，以及美国如何应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它已经放弃了华盛顿共识，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利益相关方—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不愿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因为那意味着它们必须放弃对投票权的控制。这些国家没有认清各经济体相对权重的改变，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这是非常短视的。

    不管控制权多么脆弱，利益相关方都不太可能主动放弃。然而今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开启五年一度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分审核，这是在两大阵营间牵线搭桥、凝聚人心的机会。

    特别提款权是一种1969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国际储备资产，以补充成员国现有的官方储备。目前，人民币虽不完全具备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资格，但准入资格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严苛。过去，当日元进入货币篮子时，还不是外汇交易中的常见货币；当法郎进入时，法国的资本账户还处于严密控制之下；当里亚尔进入时，沙特货币完全与美元汇率挂钩。多年来，准入标准发生了改变，但现在主要就两条：一，出口大国；二，货币“可自由使用”。“自由使用”经常被误解为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以及增强汇率的灵活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以前接纳过资本账户不可兑换以及部分可兑换的货币。

    中国领导人现已付出重大努力，力争让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情感支持。该组织宣布人民币价值“不再被低估”，并且不再要求中国冒高风险全面开放资本账户，而是以谨慎渐进的改革，确保特别提款权的顺利运作并维护国内金融稳定。

    然而，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达成决议只需要董事会70%的多数票，但此事主要取决于拥有否决权的美国政府。如果美国敞开大门，允许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潜在竞争对手，那意味着美国做出重大让步，它可能要求中国给予同等的回报，但这样做是错误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一方获益不等于另一方蒙受损失。

    中国寻求使人民币获得特别提款权地位，不是为了讨好或伤害美国，而是基于自身的原因，与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雄心充其量只有间接关系。中国希望通过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要向国际投资者开放政府债券市场，目的是清理地方政府的坏帐；同时中国也希望通过促进债务转换为股权，来降低过高的杠杆率。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将促进这一进程，一旦成功将自动提升人民币在世界上的权重和影响力。

    美国政府如将中美关系视作一场零和博弈，则得不偿失。换句话说，美国几乎没有议价能力。美国当然可以阻挠中国，但这非常危险。如果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不成功，它可能在外部制造冲突，以维护国内团结和维持权力。中国可能会与俄罗斯在金融、政治乃至军事上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冲突升级，中国与美国盟友（譬如日本）间爆发军事对抗，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将站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观察者网注：普京在刚刚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再次否认俄中会组成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军事集团。）

    19日，普京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确实，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防预算都在迅速增加，而美国军费则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对于中国来说，重整军备必然能刺激内需。中国已经在南海展示军事实力，往往单方面表现得较为好斗，华盛顿方面有理由对此保持关注。不过，俄中两国军事同盟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做好直接对抗美国的准备。在那之前，我们恐怕会见证混合战争（观察者网注：2007年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首次提出“混合战争”理论，认为由于全球化影响和技术扩散等原因，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和“小规模非正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与代理人战争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