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一些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丧失国格和人格，充当了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赵琪、姚作宾、赵保原、张步云、王铁相等曾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丑角”，被永远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

    充当日寇傀儡难逃追捕

    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期间，先后任命过两任伪市长：赵琪和姚作宾。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告诉记者，第一任伪市长赵琪是山东莱州掖县人，在书法上有一定造诣，经常跟康有为探讨书法。赵琪早年毕业于青岛德华大学，后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在青岛多个部门任德文翻译、工程师、外交顾问等职务。他最有名的是曾经跟德国商人打官司，一直打到德国高等法院，并最终获胜，此事为他赢得了声望。他跟大军阀张宗昌是同乡，因此受到重用。1925年7月，赵琪被委任为胶澳商埠局总办兼山东全省戒严高级执法官。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他作为主编，聘请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袁荣叜为总纂，完成《胶澳志》十二卷的纂修。

    1938年1月10日，日本侵略者在青岛登陆。短短5天后，赵琪就被任命掌管青岛。17日，“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赵琪为会长。1939年1月9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成立了青岛特别市公署。伪华北临时政府任命赵琪为青岛特别市市长，并授权其组织伪政府。日本人扶植赵琪担任汉奸市长，但对其并不放心，专门让他和日本驻青总领事加藤签订 《关于青岛特别市的备忘录》，规定：给市长提交的一切重要文件必须经由日本顾问，市长裁决重要事项的决议前，都要预先与日本顾问协议。市长遇到突发事件对军事长官提出派兵请求时，应预先同日本方面协议。按照秘密协议的约定，赵琪这个所谓的市长不过是日本顾问的玩偶和傀儡，毫无实权可言。

    1943年3月，赵琪辞去青岛市长职务，专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后任伪北平劳工协会理事长，改任伪华北棉产改进会会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北平（现北京）被捕，按汉奸论处被关押。全国解放后，他被赦免释放，1957年病死在北京。

    导演献铜献金被判死刑

    姚作宾生于1893年的四川省南部，曾经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七七事变”发生后，姚作宾千方百计与驻北平日军联系，卖国投敌，以求靠山。1938年，姚作宾随同汉奸赵琪来青，深得日本人赏识，先后出任伪治安维持会总务长、社会局局长。1943年，他接替赵琪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

    姚作宾担任伪市长期间助纣为虐，竭力搜刮民财，帮助日本侵略者扩大侵华战争。1943年，姚作宾为首的伪青岛特别市政府，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方针，严格实施统制经济”。1943年7月24日，成立“青岛特别市献铜委员会”，要求“市署各机关铜具全部献纳，改代用品”、“市民将所使用的铜器都拿出来”。为了谄媚日本主子，姚作宾甚至将自己睡的铜床都捐了出来。至1944年9月，日伪当局共搜刮民间铜器122万余斤、铁器无数，供日本人制造杀害中国抗日军民的子弹和炮弹。在献铜运动开展的同时，日伪当局还制定了“献金”实施办法，把住户及商户按照住房间数和生意大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等，按照不同标准搜刮民财。先后向日军送慰问粮6700多吨，献金5000多万元，献飞机120多架。与此同时，日伪当局还强令市民“简易生活”，每人每月配售面粉不足10斤，致使市民百姓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日本投降后，姚作宾被国民党政府抓获，但奇怪的是都被最高法院发回山东重审。青岛解放后，姚作宾被人民政府抓获后供述，抗战胜利前，他与国民党某些高官曾有协议，他全力阻挠共产党人接收青岛，国民党高官则会保他性命。经过调查取证，青岛市人民法院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罪，判处大汉奸姚作宾死刑。

    赵保原（1904—1946）

    勾结日寇称霸胶东终死乱枪之下

    赵保原是蓬莱芦洋大赵家村人，家里是务农的。他小时候读过4年私塾，曾经跟班抬轿子、学手艺，但都因为不能吃苦半途而废。他一气之下跑去东北闯荡，1923年春天，经朋友介绍，赵保原参加了奉系军阀绥宁镇守使第三旅举办的军官军事讲习所。参军后，因为和团长沾亲带故，赵保原官运亨通，一路高升当到了营长。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保原投靠伪满洲国军安奉地区第三旅旅长李寿山，多次率部在大孤山、长白山一带攻打东北抗日义勇军，与义勇军邓铁梅部、抗日联军杨靖宇部发生激战，得到了日本主子的赏识。“七七事变”发生时，赵保原已经是伪满骑兵第三旅长。日本间谍张宗援（本名伊达顺之助）在东北招募了一些土匪军阀，伙同李寿山所部伪军入侵山东，赵保原作为日本侵略华北的先遣部队南下。张宗援在山东继续收编土匪和旧军阀，组成了“山东省自治军”，赵保原成为该军旅长。

    1938年9月，张宗援率领赵保原、张步云等先后侵入平度。10月16日在平度大青杨战斗中，赵保原部被八路军第五支队打败，损失230多人。赵保原初战失利，生怕日本人追究，率部千余人在昌邑接受了国民党山东省第八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的收编，改番号为山东省第八区保安第三旅，赵保原任旅长，并于1939年1月移至胶东莱阳城北活动。据《烟台文史资料》中《我所知道的赵保原》一文记载，赵保原“反正”之后，在1939年2月到1940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曾经抵抗过日伪军对胶东的侵略，不过并不是出于民族大义，而是出于防范老主子张宗援的报复和自己争权夺利的小算盘。当时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爆发震惊全国的“鲁东行辕事件”，赵保原渔翁得利，成为山东省第十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辖莱阳、平度、即墨、昌邑、掖县5县，同时还兼任莱阳县长。但赵保原很快退出了抗日联军，组织“抗八联军”，公开反共反人民。

    为了完成自己的阴谋，赵保原与青岛日伪军秘密勾结，双方在青岛、莱阳互设办事处，互通情报，并用掠夺来的物资与日伪军换取枪支、弹药和装备。1942年，赵保原部多次配合日伪军大举进犯胶东抗日根据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其中1942年冬，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日军冈村宁次亲自部署，出动兵力共2万多人，这是日伪军在胶东地区进行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赵保原以第三团三个连、特务团两个营和四个区队的兵力予以配合，他自己则亲率一个团向八路军榆山根据地进攻，他的一个营长在日记中写道：“所到之处，席卷一空，妇女为之奸，壮丁为之捆，东西为之光”。

    据《草民的抗战》一书作者谢维衡讲述，1944年，日寇深感兵力不足，逼迫赵保原公开投降。为了施加压力，日本人派飞机在赵保原老巢万第据点上空盘旋。赵保原吓得派副师长张起陆、参谋长皋鸣九分赴青岛和莱阳城与日军进行密谈，接受了日寇授予的“剿共第七路军”的番号，将平度的李德元部改编为皇协军107团。为此，日军奖励赵保原30万发子弹。为了掩人耳目，日军允许赵保原继续使用国民党暂编12师的番号。赵保原再度成为罪大恶极的大汉奸，莱阳、海阳的人民群众忍受不了他的欺压和残害，纷纷写信给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部要求讨伐赵保原，就连赵保原的老家蓬莱县大赵家的全体村民，也共同签名，要求严惩这个自绝于父老乡亲的大汉奸。

    赵保原的老巢万第镇构筑了双层围墙双层碉堡，开挖了双道壕沟并设置了铁丝网，外围还埋设了大量地雷。这是他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堡垒，对胶东抗日根据地构成了极大的威胁。1945年春节，随着全国抗战大反攻形势的到来，八路军山东军区发布准备反攻作战的军事斗争方针，明确指出：胶东区应以赵保原的伪军部队为主要作战对象。1945年2月5日，胶东军区发出了讨伐赵保原的布告和《告莱阳同胞书》。

    1945年2月11日至18日，胶东军区集中八路军和地方部队共两万多人，发动万第战役。八路军胶东军区第5旅第13团团长聂凤智率部为决战主力团，与友邻部队16团、炮兵营、特务营及民兵，在2月11日凌晨发动战役。这天正好是农历除夕，5万多名老乡推着独轮车，抬着担架，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助战。战斗打响时，赵保原正在和手下一起推杯换盏，大吃大喝，包着饺子准备过年。得知八路军开始进攻后，赵保原急电青岛和莱阳的日军前来救援，并组织了自己的3000多人马予以反击。这次决战，打得非常激烈，很多地方都是反复拼杀争夺。到第二天，聂凤智率部调整了战斗部署，在黄昏再次发起总攻，经过4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5个营及第十三区专署，赵保原仓皇逃窜。日军曾派10余架飞机前来轰炸扫射，还在当年5月7日拼凑了四五千日伪军进行扫荡，企图帮赵保原挽回败局，但此时日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八路军经过19天的反击，歼灭日伪军千余人，粉碎了日寇对胶东的最后一次大扫荡。到日本投降前，赵保原所部只剩下600余人，再不敢公开打出旗号，蛰伏于即墨王村南地区。

    日本投降后，善于投机的赵保原又打起了暂编第十二师的招牌，还夸耀自己是鲁东抗日功臣，四处招降纳叛，几天之内扩充了近2000人。据1945年、1946年《大众日报》、《延安日报》报道，日军投降后，赵保原带着残部来到青岛，霸占了一所漂亮的住宅，并向老百姓勒索“爱国礼金”5000万元，他的部下动手抢了天宝银楼、福隆绸缎庄等数家商铺，吓得市民们都关门闭户。但国民党并未把赵保原当汉奸处理，而是再次将其队伍收编，命他据守胶县城与八路军对抗。1946年6月8日，我军打响了攻打胶县城的战斗，赵保原负隅顽抗。6月9日下午，我军攻克胶县城，赵保原狼狈逃至奎光门外，被乱枪击毙。

    张步云 多次投靠日寇枪决前仍不悔改

    张步云是山东省诸城市凉台乡大双庙村人，父亲有5亩地，务农为生。张步云小时读过5年私塾，但生性狂妄，因为不满老师的警告，设计诬告让老师坐了一年半的大牢。1921年，17岁的张步云加入本村张来顺为首的土匪帮伙，先是拦路劫道，后与潍河东岸的土匪勾结绑架勒索，搅得周围十几个村庄不得安宁。周围的联庄会长联合要求铲除这个祸害。张步云潜逃后，投奔张宗昌部下褚玉璞旅，充任十三连连长。张宗昌倒台后，他回乡组织联庄会扩充实力。“七七事变”后，他假借抗日为名，征粮逼捐，大肆烧杀掳掠。1938年秋，他被日本间谍张宗援收编为 “山东自治联军”，开始疯狂反共。

    鲁青抗战史专家张成称，“有奶就是娘”是张步云的人生信条，从第一次投靠日军到抗战胜利，张步云数次易主，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全自己。1939年1月底，张步云在驻高密日军队长伊黑介绍下，脱离张宗援部，投靠了伪北平临时政府，被委以“剿共军第四路纵队”司令。1939年冬，张步云率部脱离日寇投靠国民党，随后被改编为山东保安第二师。1943年春，张步云率部公开第二次投降日寇，被编为“第三方面军暂编第一军”。

    1944年夏天，张步云到青岛避暑。他的两名警卫遇到三名鬼子巡逻兵寻衅，开枪将日本兵打死。两名警卫逃回大双庙村躲避，但张步云为讨好日寇，派人将他俩活活打死，并向驻青岛日军赔礼道歉。这两名警卫还都是张步云的本族人，其中一个是他的远房侄子。由此可见，张步云为了讨好日本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1945年3月，张步云出动1500余人配合200多名日军突袭诸莒边县抗日模范村刘家庄，全村被烧成一片焦土，村民被杀130多人，造成了远近闻名的惨案。5月下旬，张步云又与日军500多人对马耳山区扫荡，杀害150余人。7月3日，张步云配合日军2000余人包围小岳戈庄，杀害抗日军民286人。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张步云部被国民党收编为“山东省胶高诸海防军”，张步云为该部司令，驻防诸城县城，有兵力4000余人。9月2日，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一师将张步云军部包围在诸城县城。张步云拒绝投降，并且狂妄叫嚣：“就是杀老百姓吃，也要死守诸城。”我军第一师师长梁兴初下令攻城，张步云在保镖护卫下逃走。1946年6月，山东解放军第五师一举攻破胶县、高密等国民党军队据点，张步云残余兵力被消灭殆尽，只身逃往青岛。同年9月，张步云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任命为少将高参。10月，张步云充当作战顾问，伙同国民党36师进犯平度解放区，失败后他狼狈逃回青岛。

    张步云的宿敌赵季勋、曹克明等人这时都在青岛，多为国民党军政要员，认为报仇时机已到，便纷纷向国民党政府和青岛警备司令部提出控告。不在青岛的周毓英也写信历数他叛国投敌、残害百姓的累累罪行。1947年1月，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将张步云扣押，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批准，1948年2月12日，张步云在青岛5号炮台（海泊河南岸，今内蒙古路和沈阳路交会处）被枪决，枪决前竟然破口大骂，仍不悔改。

    亲眼看到押送日本兵

    家住常州路的张维钦老人今年已经79岁，他还清楚地记得，在他9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投降后的日本战俘被遣返回国的场景。

    1945年10月，张维钦居住在淄博市张店区，听说投降后的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从济南沿着胶济铁路线向青岛方向步行撤离，路过张店东边的湖田。张维钦跟着村里的大人去看投降的日本兵。张维钦记得，这些投降的日本战俘排成四路纵队，穿着黄色军装，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个大帆布包，有人手里还拎着个包袱，低着头，不言语，跟着队伍往东走。队伍中相隔不远就有一辆马车，马车上用席子围起来。据说车上坐着的是日本女人和孩子。投降的日本战俘两侧有八路军战士持枪维持秩序，不准外人靠近。围观的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恨得牙根痒痒，看到他们还拿着大包小包回国，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有名青年农民趁八路军战士不在跟前，拿着镰刀要日本战俘把抢来的中国物品交出来，否则就割下他的耳朵，日本战俘吓得连连鞠躬。此时八路军战士赶过来制止，并向周围的村民解释，日本战俘身上带的东西已经被检查过了，只是个人生活用品，没有抢来的私货，周围的村民这才放行。张维钦听周围的大人议论，八路军确实是优待俘虏，送日本鬼子的投降兵回国，还派兵保护他们。要是没有八路军战士护送，这些日本战俘到不了青岛，就得被一路上的老百姓给“吃”了。

    请市民参与抗战史料征集

    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青岛早报与青岛市政协文史委、青岛市档案局、青岛新闻网联合推出“青岛记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同时向市民征集有关抗日战争故事，尤其是与青岛当地的抗战有关的史料，包括青岛地区走出来的知名抗日英雄的事迹、照片、遗物、手稿等；反映日军在青岛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经济掠夺、暴行罪行的有关文字、实物、图片等；反映抗战胜利后日军投降、庆祝活动等相关历史。如果你有相关故事，可联系青岛早报政教部或青岛新闻网，也可以直接投稿（联系电话 ：82933215； 电 子 邮 箱 ：qdzbzjb@126.com；官方微博：新浪微博@青岛早报；青岛新闻网征集邮箱：qdxww@qingdao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