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岛路：早期青岛的平民化节拍

    要看清楚城市化早期的青岛，不能缺失大鲍岛中国城。这块毗邻城市欧洲区的坡地，由于广东、宁波和山东周边投资商的广泛参与，以远远超出德国租借地当局者想像的速度，魔术师一般缔造出了不可复制的成长传奇，其中诸如周宝山、刘子山、宫世云、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成兰圃、高秩臣等华人商业领袖，成为了能够与老罗伯特这样的德国投资者争奇斗艳的本土榜样。

    从欧洲区天主教储备地向北，依次是德县路、平度路、黄岛路。这几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在1900年代完成了青岛欧洲城向大鲍岛中国城的过渡，并在黄岛路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

    实质上，黄岛路对于早期青岛的意义，犹如地处欧亚之交的土耳其，一边是欧洲文明踌躇满志的扩张，一边是本土文化步履维艰的坚守。黄岛路一路走过的绵延，没有成为保守主义的屏障，也不曾培育出理想主义的种子，却让平民化的节拍，积累成日复一日的风景，平常、顺畅、斑驳，最终成为了流动着的城市纪念碑。

     亡羊补牢的陌生人

    黄岛路和其所依附的大鲍岛华人社区的源头，肇自1897年11月德国海军对胶州湾的占领。1901年8月海因里希·谋乐编辑的《山东德邑村镇志》记载，历史上的大鲍岛村位于胶州湾青岛的北面，有王姓和于姓居民680人，都是渔民和农民。村中建有一座带学校的祠堂，和一座成规模的士绅庄园。谋乐考证，“鲍”字指经干燥腌制的海生物，鱼、牡蛎等。此前地图上也将这里称 “豹”，就是豹子、豹猫，豹岛是海湾中离村子不远的一个岛。德国占领军随后将大鲍岛老村庄收购，1900年冬拆除了这里的茅棚等建筑物，开始在这个区域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城。

    隔离带隔出黄岛路

    1898年3月，中德在北京签订条约，确定德国有期限租借胶州湾海岸，租期99年。就此，青岛租借地形成基本框架。期间在柏林制作完成城市规划，新城分为欧洲区青岛和华人区大鲍岛两大部分，中间以自然地形设置隔离带。此后出现的黄岛路，就在这条沟谷状隔离带上。欧洲区和华人区的设计，基于具有歧视性的“种族隔离”理论，主要体现在居住权的限定上，两区域间日常的商业、社会活动与人员流动，不在限制范围内。大规模城市化开发之后，华洋分治的局面并没有制约大鲍岛华人区的爆发式扩张，随后几年华人区土地相继告罄，向隔离区域寻求发展空间，成为现实选择，黄岛路由此诞生。

    1905年酝酿成熟的青岛关税修改，成为推动大鲍岛地理扩张的契机。此次改税，显现了华人经济圈日益增长的巨大活力。是年，黄岛路连同平度路像两个亡羊补牢的陌生人一样，出现在一片规规矩矩的“井田制”布局的边缘，担负起单向度沟通的责任。实质上，这两条贸然切入的新街道，与其说这是在完成一种“沟通”，不如说更像一道屏障，其让无形中的缓冲区依靠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理阻碍。因为当道路两旁的建筑物陆续建成后，如果想从传统的大鲍岛华人社区行进到欧洲区，需要很费功夫地绕过一大片密不透风的隔离建筑。基于同样的原因，从欧洲区进入大鲍岛华人区，一样也颇费周折。举个例子，本来从南经过天主教保留地到大鲍岛，只要依次穿越平度路、黄岛路的街道或者建筑空隙，可以很容易抵达，但因为屏障一般的联排建筑的阻挡，却让这个简单的行走路线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迷宫历险，所花费的体力和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了。1913年华洋分治的限制废除，黄岛路已经形成的地理屏障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这一诡异的城市布局，依然清晰如昨。

    周氏财富与黄岛路

    1905年黄岛路建成，次年，刚刚进入青岛发展的浙江商人周宝山便购买了黄岛路上的几块大幅土地，成为这条具有分界线意味的街道欣欣向荣的象征。周宝山的出现，恰在一开始就暗示了黄岛路的未来。周宝山又名周季芳，祖籍浙江慈溪，约于1905年进入青岛，兴办周锐记，经营木材生意。周氏1906年在黄岛路与平度路之间购入两块土地，奠定了黄岛路街区土地所有权格局。就是在这一年，苏皖浙赣四省商人在青岛筹建三江会馆，周宝山成为首任会长。1907年的5月，德国总督和山东巡抚杨绪祥出席了三江会馆在大鲍岛核心建造的会馆建筑落成典礼。和声鸣盛中，周宝山陪同着一群中德官员和各路盛装前往的华商，把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渲染得风光无限。此后在1912年，周氏再将广兴里所在街坊收入囊中，进一步扩大了其在青岛华人社区的影响力。同年周宝山与胡存约、朱杰、古成章4位华人获总督任命，成为总督府特派信任。至此，周宝山以黄岛路为中心的青岛财富扩张地图，得以确立。在1928年12月出版的《胶澳志》中，周宝山与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成兰圃、胡存约数人，被认为是青岛开埠之始，“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

    就在1912年周宝山将广兴里街坊纳入周氏财富谱系的同时，莱州籍建筑承包商宫世云也在黄岛路着力搭建自己的规模化里院建筑群。宫世云1878年生于莱阳，19岁进入青岛学习建筑施工，快速成为建筑承包商。据金山在《大鲍岛》中的研究结果，1905年宫在芝罘街组建公和兴工程局，与山东铁路公司合作承建胶济铁路沿线桥梁、土木工程，并在黄岛路与芝罘路的交叉口投资建造里院建筑。此后又承揽了市场三路公立市场、江苏路青岛病院、鱼山路青岛中学等公共建筑以及大康、内外棉、富士等纱厂厂房的施工。1923年公和兴的一则建筑广告称：“本局自开办以来，历有廿余年，工务日见发达，信用昭著。设总局于青岛，设分局于济南、大连，专承揽各种土木工程”。

    烟火缭绕看黄岛路

    周宝山时代之后的黄岛路，平民化色彩日趋浓郁。魏镜编著的1933年版《青岛指南》显示，分布在这里的至少有大同书社、东盛和银号、宝屋典当、德兴里三等妓院、宝兴里三等妓院等商业服务门类，以及火柴同业公会等社团。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黄岛路逐渐发展成为露天市场，密密麻麻的摊位占去一半马路。平原路至安徽路一段，大多经营日用铁器、陶瓷器、木器；安徽路至芝罘路一段，多贩卖禽蛋、肉类、海鲜；芝罘路至四方路一段，主要卖蔬菜、水果。

    作为前租借地的地理缓冲地带，秩序、法治和竞争，早已是黄岛路的正常逻辑。比如在1930年的春天里，包括黄岛路在内的大鲍岛，不徐不疾的节奏一如既往。几个月前李姓和于姓两名便衣警察包庇潍县路泰兴里烟馆暗娼被法院惩处的余波刚刚消散，3月10日，同一条街上的华芳成衣局又给商会递了封信，情愿出会。10天后，青岛特别市工务局给黄岛路9户的林耀天发来了通知书与查勘单，同意他修改房屋门窗。而在邻近的博山路上，复丰永商号的改组，已箭在弦上。这一切，在这里早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从四方路看步步高升的黄岛路，顶端的开敞处恰好和望火楼交相辉映，形成街区的景观高潮。而从平原路向下，通过石板路缓慢的亦步亦趋，则可将市井气息和海天一色一揽子装下，慢慢走，慢慢看，慢慢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长时间里，这个独特的空间感受相互交错，成为无可替代的行走经验。同为人们熟悉的，还有一些更日常化的公共设施，如黄岛路与四方路、易州路交界处的一块三角地，有一处公共水栓，老青岛人叫它水龙池子，早些年这一带的店铺、居民用水，都由此用水桶打回去。一排水龙头前面，接水、洗衣、洗菜、洗漱的人流不断。自来水入户以后，这里逐渐闲置，成了市场的一部分。每逢过年，水龙池子就成为杂耍场，有套圈、打棋谱等游艺，也有拉洋片、唱琴书等演出。水龙池子的旁边，是著名的四方路大茅房，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日常方便处。以此为标志，黄岛路与四方路完成分歧。一个公共水栓和一间公共厕所构成的地理坐标，穿越迷离的时光屏障，始终牵引着活灵活现的平民记忆，粉碎了达官贵人的庙堂传说，也驱除了种种一泻千里的烦恼。

    黄岛路的绵延，是里院积累的。这里，不仅仅是里院这种独特民居形式的发源地之一，也是青岛多元文化创新的集大成者。黄岛路的气质、性格、节奏，和里院的平民化生长环环相扣，休戚与共。

    本土文化的集大成者

    我们知道，里院文化的核心，是它的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它的平民化的温存，是它的和衷共济的风格。里院的秩序，是一种城市文明和传统理性的混合产物，它本身就是多元的，它既表现出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不可抑制的向往，也保留了农业文明的纯粹、简约、实用和单一性。在这里，生存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也是最简单明了的人生哲学。而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里院实现的居民交流形体，也就最真实、诚恳、直接。在围合起来的小环境中间，人际关系的融洽和互助，是里院文化最显著的标志。根据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邓夏团队的最近调查，黄岛路数十个里院的名称，几乎都有文化渊源。后来有些里院产权变更，名字也随之发生过变化，但基本脉络依然是清晰的。这个现象，印证了传统文化在里院发生和演变过程中的深厚力量。

    比较殖民色彩浓郁的欧洲区青岛，黄岛路里院是个非常重要的本土城市单元，这个单元的社会意义和对居住者的影响，大于家庭、街道、学校、单位。它不仅仅是个物理意义上的中间环节，更是平民生活最重要的掩体和表现。里院不仅仅是家、邻居、空间，还是方向和限制。就黄岛路而言，居民的思维、情感、习惯、行为方式，都是里院这个城市单元的直接和间接的结果。回头看，黄岛路的里院层峦叠嶂、气象万千，一步步呈现出青岛本土文化日积月累的光荣。德兴里、宝兴里、和平里、庆余里、安康里、华侨里、鼎新里、瑞蚨里、三兴里、积善里等等鳞次栉比，每一个里院单元，都曾经生机勃勃；每一扇窗户里面，都弥漫着亲情和执著的希望，慢慢走过去，迷离一片。

    里院个案的文化渊源

    德善堂，黄岛路28号至38号五边形三层里院，语出《道德经》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副“宁人负我，莫我负人”的宽厚，透露出里院文化的仁德与本分。很多人记得32号德善堂道士庙的道士，小孩子生病，他会拿张纸，写些字，一边念着经文，一边烧掉写好字的纸，再给生病的孩子一粒小药丸，吃下去，病还就真好了。道士从不收费，把小庙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还有个“红本”，证明自己的身份。“文革”之前“破四旧”，道士被赶走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年纪大些的老人后来会时不时提起这个道士，透露出些怀念。

    鼎新里，黄岛路36号至50号三层里院，取义于《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内有三个院，由黄岛路36号院门进入向里分为一、二、三号院。一号院建有雕花蝴蝶的土地庙，每逢年初一十五，都十分热闹，惜“文革”时期被拆除。每逢过年过节，鼎新里的女人们，会嘻嘻哈哈在院里做灯笼花、剪纸等等，攒着劲儿显手艺。1947年《军民日报》曾刊登鼎新里居民哭诉，称 “房东任意增房租，每间每月索二袋面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鼎新里居民丁氏的父亲，是三新楼浴池的老板，当年花了好多米面买下房子，所以他家就跟每月交房租的住户不太一样。2012年青岛理工大学学生走访鼎新里，三号院二楼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说，自己年轻时是纺织女工。

    余庆里，黄岛路56号至60号两层里院，语出《周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和平里，黄岛路82号三层里院，《易经》第三十一卦彖曰：“咸，感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方形地段中由甲乙两栋建筑组成，中有L形狭长过道连接。甲楼每层有一个卫生间，内层乙楼有一个卫生间。青岛剧作家高思国记述，和平里的房东，是广东商人高秩臣。高早年在烟台开饭店，后又经营广东土特产，开过当铺，贩卖过鸦片，积累了资本后到青岛发展，成为青岛城市化以后最早进入的粤商之一。1914年后高先后买下即墨路12号房产和黄岛路74－82号房产。即墨路12号租给高学曾开办聚福楼饭店，黄岛路房产自住和出租经营结合。在此经商时间较长的商号有74号万香斋酱肉，76号元兴皮革，78号和兴泉烧酒，80号兴宾饭店等。

    黄岛路84号高两层，为长矩形庭院，院内空间舒适。南部相邻三层建筑，采光和视野略受影响。门头房78、84、86号早年是三聚城营业店，红火一时。88号与84号相似，以矮墙相隔，两院呈对称格局，风格一致。

    转头折返，黄岛路以单数排号的另一边，同样风光无限，生机勃勃。67号高三层，与四方路36号为一个院，后被分割开来，独立成院。黄岛路49号至65号两层里院，名罗康里，由黄岛路65号大门可入，五边形建筑围合中间庭院。

    黄岛路39号至47号里院，名安康里，两进，与芝罘路相连通，前院为两层矩形，后院为三层不规则四边形。这里曾为洋车夫居所，住户里有很多妓女，老人说直到1952年还灯红酒绿。一荣姓老人讲述，她老家即墨，1931年12岁的父亲来青岛讨生活，和另外两个打工的人合伙，用三袋面买了安康里前院二楼一间5平米房子。她听父亲说，当时安康里的租住人 “有做买卖的、开店的、拉地排车的、拉小车的，后院的三楼上还住着两个妓女，可以说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院里人杂，穷苦人占多数，所以五六个人合伙租一间房子很普遍。到20世纪50年代，妓女改良搬走了，有技能的人被招到工厂里干活也搬出了安康里，很多房间就租给外来打工的人住，两家合租一间房，用木板在中间隔开，这时家家搭起吊铺，院里盖起很多小房，使得原本宽敞的院子变得狭小。33号亦是有名的情色欢场，一条狭窄楼梯接通芝罘路26号。据说这里的来客多是外国人，留下不少混血儿，后来这一带就被称为华侨里。

    和风细雨的平民化

    曾经的隔离带也好，曾经的情色也罢，终究不是黄岛路的归宿，俨然过眼云烟，慢慢都散了。唯独蔓延下来的平民气质，薄雾一般缭绕，经久不散。黄岛路的平民化如和风细雨，一路飘飘洒洒，湿漉漉的氛围不比周边的路段多，也不比邻居们少。这种日常的世俗味道，填满了一代又一代青岛人的记忆。

    平民黄岛路，和吃息息相关。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三聚成酱园、泰兴祥酱园和万香斋肉食，都在黄岛路设场经营。黄岛路84号的三聚成酱园创建于1930年，由锦州人黄继福投资。酱园委托郑昌一掌柜，自制自销各种酱、酱菜、酱油、醋，同时经营各种食用油、粉丝、木耳、香菇、干海带、纸张、土产杂品等。由于加工制作的酱菜风味独特，三聚成遂逐步转为以经营酱菜为主业。酱菜用自制甜面酱、黄酱进行酱制，低盐、低糖、鲜、甜、嫩、脆。所制酱黄瓜、酱茄包、玻璃什锦菜、虾油黄瓜、五香疙瘩皮除供应青岛外，还销往上海。作为馈赠品，三聚成的五香疙瘩皮每年春节前都集中运往济南，成为年三十的餐桌必备。泰兴祥酱园的故事，在1932年出现曲折，当年《青岛时报》披露，该酱园因假冒双鹿商标被拿获。万香斋于1932年由平度人张秉忠创建于烟台，1948年在黄岛路74号开设分号，前店后厂。以酱猪头肉、砂仁宝肚、五香扒鸡、熏鱼闻名，另外还有酱猪下货、酱脂渣、酱驴肉、鲜宝肚、酱鸡杂、圆火腿、红肠、牛肉干、肉松、香肠、汤油、腊头肉等制品。

    1950年代青岛酱园业实行公私合营，三聚成意外地保留下来，直到1968年改为四方路菜店。尽管酱园变成了菜店，老传统却也没束之高阁，菜店里依旧摆着几个大缸制售酱菜。计划经济年代，菜店里经营的多是白菜、萝卜、土豆等“当家菜”。一到冬天，抢购冬储大白菜的队伍能排出老远。1986年菜店“转型”，10年后恢复三聚成字号。或许是为了证明合法性，三聚成老店一直保留在三角地，成了日趋破败的老城一景。其实，后来陆陆续续“恢复”的一些老字号，多有冒名顶替嫌疑，像欺世盗名的把戏。家族传承、资本联系、文化脉络都没了，“恢复”的仅仅是个念想而已。

    吃在黄岛路，少不了饭馆。1930年代，这里有满氏开设的天津馆，有黄岛路21号的恩元德，有黄岛路59号的山东馆等等。青岛人“谈笑风不生”回忆，19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黄岛路一度萧条，私人经济和小摊小贩销声匿迹。至自然灾害时期，政策开始松动，黄岛路再度成为自由市场，恢复熙来攘往的喧闹。这条青岛的 “土耳其”街，成了公家店、私人摊、大小贩子和乞丐、小偷、抢劫者鱼龙混杂的地方。至此，从最早东西文化的冲突，到公与私的暗渡陈仓，黄岛路因体制惯性，完成了所谓的脱胎换骨。

    出生在1946年的赵青回忆：黄岛路大台阶那一段路，“两旁都是卖小吃的店铺，我记得有一家是卖芝麻小火烧的，小烧饼约玻璃杯口大小，两面沾满了白色或者黑色的芝麻，夹着白糖、红糖、豆沙、枣泥的各式馅料，鼓鼓的、酥酥的，咬一口满嘴留香。还有一家是卖糯米糕的，如中指般长短粗细的糯米糕里包裹着玫瑰、桂花酱馅，粉嘟嘟地摆放在枣红色的小笼屉里，小笼屉下面套着一个精致的小竹筐。店主是一位南方人，看到有路人走过，便甜甜糯糯地喊一声“脑米告”，每次走到此处，这几千块钱（旧币，一千元等于现在的一角钱）父亲是必掏的。当用纸袋盛装的美味小点心交到我的小手里时，我便会一路走一路吃到家，不用爸爸背了，所以父亲给我买吃的东西是很情愿的事情。”

    时代变迁，随着青岛处处“旧貌变新颜”，黄岛路这条城市历史分界线上的日常风景，渐行渐远。同样远去的，还有关于黄岛路的种种传奇与光怪陆离的记忆。发生在这里的所有故事，令人喟叹，亦令人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