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弟最为人知的视频,是穿着一身绿军装,在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下高唱《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红歌市场不景气,他打算学点流行歌曲,这不容易——毕竟他脑子里60%-70% 都是红歌。 (受访者 供图/图)
黑人好弟不得不承认,他还是不够了解中国。这不是他能熟练地使用“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就能做到的事。
即使被称作“非洲红歌王”,他仍然要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逻辑:政府旨在改进工作作风的努力,让他的“红歌生意”凉了下来。
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黑人小伙好弟知道李双江,会唱他的《小小竹排江中游》,甚至知道李双江的儿子。
好弟身高1.86米,体重足有一百多公斤,走在街上像一座黑色的山。不时会有人指着他后背说:这不就是那个唱红歌的黑人吗!
这种效应他已经享受了好久。自从2011年5月18日,他的经纪公司给他录了一段视频放到网上,名气和商业机会同时蹭蹭地涨起来。这个1985年生的黑人小伙子一身绿军装,在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下高唱《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还喊上一嗓子:“大家好,我是红歌王好弟,祝共产党90岁生日快乐”,瞬间轰动网络。
之后,他又带着《小小竹排江中游》等红歌,报名参加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取得第六名的好成绩;参加《星光大道》,获得月冠军。演出合约纷至沓来。
然而,好光景刚刚一年多,“冬天”迅速降临。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国所有的党政部门随即全部出台各种执行细则,官方出资的演出基本叫停。
“这是中国!别废话!”
5年前,他还没有“好弟”这个名字,亲戚们更多地叫他Steven。这个很英国式的名字是因为他祖国的历史——尼日利亚曾被英国殖民,至今英语仍是官方语言。他刚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在酒吧唱英文歌,跟他哥哥郝歌的起点一样。
事实上,“好弟”这个中文名字就是为了跟“郝歌”沾点儿光。给他起这个名字的人于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做牧师的父亲生了他们七个孩子,七个人走的路各不相同。老大郝歌是数学硕士,老四好弟是个药店店员,还在裁缝铺打工做衣服,是中国让他们兄弟殊途同归。
郝歌从小就加入了教堂唱诗班,拿到硕士学位后在邻国利比里亚做了一段航空工程师,辞职干乐队。父亲为此宣布和他断绝关系,直到他在中国登台演出的节目通过CCTV4被全家看到,态度方才软化。
他的成功影响了弟弟。在好弟第一次来中国的2007年,郝歌已经熬出了头,跟韩红在当年央视春晚对唱了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成为《星光大道》年度亚军,演艺生涯攀上顶点。
在中国唱英文歌是绝对不行的——这是郝歌给弟弟的第一个亲身教训。2002年,郝歌被一个河南人忽悠到郑州来,在他的酒店唱英文歌,越唱他发现越不是这么回事儿。人气惨淡,报酬极少,他们几个非洲人被安排到一个没有电视、没有暖气的房间。然后又被卖给一家酒吧。
郝歌强调,是“卖给”。今天的他一提到这段往事,仍会怒发冲冠:“你以为你是带了一帮奴隶吗?英国人已经这么干过了,你们中国人也想来这么一下?对不起,我是开玩笑。”
在决定回国的归途中,郝歌偶然去了北京一家音乐酒吧,发现“原来中国的音乐在这里”,留下不走了。日后,他靠在这家酒吧演唱,被刘欢看中,收为签约歌手。
受哥哥影响,好弟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北京。
尽管相差12岁,但他和哥哥一样,对中国的印象只有两个人:毛泽东,李小龙。中文一句也不会讲。2008年,他正式到中国来开始演艺事业,参加于欣组建的“五洲唱响乐团”,也上了“星光大道”,得到年度第四的不错成绩。他用中文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字正腔圆。毕福剑夸奖他:你唱得很好!你叫什么名字?他耸耸肩:Sorry。
真正留在中国,好弟才知道有多难。
按尼日利亚的风俗,用左手是不能递东西的。“这是去你大爷的意思。”可偏偏有一天,老板于欣用左手递给他一件东西。他说:大哥,你换个手,用这个手我不接……
“这是中国!别废话!”老板没理他。
可是,当收到于欣让他学唱京剧《铡美案》的时候,他还是惊呆了。几个小时内,他发了几十条短信大骂于欣。“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欺负外国人?”
“我觉得他唱包拯最合适啊,都不用化装,额头上贴个月牙就行了。”于欣的思路非常精准:一切服从于商业价值。
不服从不行。“你尝试过吃九个月蛋炒饭的滋味吗?”好弟竖起一根弯曲的食指,表示“9”。这是今天他很愿意提起的一桩往事。
进入2011年,好弟的机会终于来了:红歌。
红歌改变命运
2011年5月18日,于欣给好弟录了一段视频,放到网上。那首著名的《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于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让好弟唱红歌,纯粹出于商业考虑。“外国人唱红歌,尤其一个黑人唱红歌,路子不一样。”
学红歌比京剧简单多了。于欣让好弟学《铡美案》,得一点点解释,比如“铡案”,好弟不懂,要说成“桌子”才行。红歌通俗易懂,“党就是太阳,这多简单”。
一开始好弟很不习惯,甚至有些惶恐:在中国,难道军装可以随便穿?在非洲这样会有麻烦的,我要是因为穿军装被抓了怎么办……直到他自己被那段视频的点击率吓得目瞪口呆:七位数!这是真的吗?他迅速报名参加了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在南昌待了整整两个月。
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每天早起、排练、开嗓子的习惯,他到这时才有。一个月后,他敢唱《小小竹排江中游》这样比较高亢的歌了。
他的台风也被改变了。在台上唱《映山红》,“夜半三更哟,盼天明”,他兴之所至,模仿迈克尔·杰克逊转了一个圈。现场的嘉宾严肃地告诉他:好弟,你这样唱是不行的,你要用那种严肃的感觉唱。他悚然,这才回去查资料,去理解每一首红歌到底有怎样的背景。
“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开始唱这个歌,唱了以后,我自己都热爱中国共产党。”
他半夜找来电影《闪闪的红星》,看了一个晚上。上网一查,知道了《小小竹排江中游》的原唱者——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李双江。
虽然好弟最后在《中国红歌会》止步六强,但名气已成。于欣去南昌看他,打了三辆出租车,有两辆车的司机都知道好弟。刚到北京时他在酒吧唱英文歌,唱三四个小时才给三百五十块钱。唱了红歌,他的出场费已攀升至五万左右。靠红歌,他还拿下了《星光大道》月冠军,跟哥哥郝歌当年的年度亚军差不多了。
于欣本来还有力度更大的推手。他让好弟拍了个视频,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想趁中日钓鱼岛争端时放到网上,结果几个视频网站的编辑都不敢放,怕出事。
他只好自己写了一首《钓鱼岛是中国的》,放到网上。
随着好弟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商业演出想找他和哥哥同台演出,但没有一个如愿。
有记者问及此事,好弟的回答很乖巧:“因为我哥哥的水平太高了。”而从不唱红歌的郝歌对南方周末记者则回答:“我都给拒绝了……我们在音乐上和生活上,路都不一样。”
“大不了一直喝水喝到饱”
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好弟出名没多久,形势突变。2012年初,好弟的红歌生意遭遇当头一棒。重庆事件对全国红歌需求态势的影响非常明显。
到了这一年的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一个月内,全国有二十多个省份出台了针对“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每一个部门、每一级组织,都在想各种各样的执行手段。陕西洋县县委组织部为“八项规定”下发的文件,细致到“午饭不准宰杀活禽”和“宣传文字稿不超过400字,电视新闻报道不超过1分钟”的地步;而江苏泰州2013年举办的新春茶话会,文艺演出的6个节目全部请“草根”演员,没有请一个明星。
“你知道,现在政府出钱的演出都不让办了。”郝歌的经纪人王晟熙昱无奈地说,他的演出下降了三成左右,现在只能接到商业演出。
“八项规定”令演出市场整体下降三成——这也是中国演艺联盟秘书长、中华演出网CEO田志辉的估计。而以红歌为主打的好弟,遭受的打击更严重。他的演出下降了六成到八成,连带于欣的整个“五洲唱响乐团”生意都不好。往年乐团1月份有23场演出,2013年1月份只有6场。
田志辉倒认为,“八项规定”禁止政府出钱搞演出,有助于演出市场的健康。“政府出资,可以说不计成本,把歌手的价格抬得很高,尤其那些唱红歌的民歌演员。另外,它办的演出都是免费送票,这样又冲击了正常卖票的商业演出市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2009年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到2011年的建党90周年,是全国红歌演出的高峰期。好弟只赶上了一个尾巴。
无论想通与否,日子还得过。
于欣一边在祈祷“冬天”赶紧结束,一边找人给好弟写了一首新歌,叫《黑人兄弟》。思路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准,“习主席一上台先去的非洲访问。(我们)推这个还是比较合适。”
尽管一时不顺,中国并未亏待好弟,至少从体重上看是这样。5年的中国生活,他胖了四十多斤。
好弟以前对中国很多无法理解的地方,现在也适应了。“假如说吃饭,一个领导要来,要等他,他先到,他先让你,你才能吃。我都饿得不行,为什么要等一个人呢?人到了,他们又开始聊天,聊了半天,什么时候开始吃?你自己不能动手,必须他说你吃才能吃。现在我习惯了,大不了一直喝水喝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