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甘心做“小姐”姐妹俩从三楼跳下
绿杨和黄菊依偎在一起
今天,黄石救助站将护送两名17岁的云南少女踏上回乡寻亲的道路。
昨日,记者在黄石市救助站见到她们时,绿杨(化名)正蜷缩在被子中,用胆怯的目光不时地偷瞄记者。黄菊(化名)虽看上去平静无事,但是回忆起她在黄石的9天魔窟生活,还是泪流满面。
2013年12月19日,这两名未成年少女分别被其男友陈某和王某骗来黄石。刚到黄石,她们就被卖去做“小姐”。2013年12月28日,她们从被关的宿舍中逃脱。
辍学姐妹被男友从昆明骗至黄石
绿杨和黄菊是堂姐妹,她们自小生活在云南省昭通市下面的农村。黄菊比绿杨大一个月,从小到大几乎形影不离。2013年11月,刚念初一的她们决定辍学外出打工。因家境贫寒,她们不忍心增加父母的负担,就从朋友处借200多元前往昆明。
初到城市,身无长技的她们只好在餐馆做服务员。餐馆除了包食宿外,每月支付其1000多元工资。工作不久,黄菊上网认识王某,因王某与她同乡,交流过程中黄菊毫不设防。不久,黄菊便在王某的追求下成为男女朋友。之后,黄菊将其堂妹绿杨介绍给王某的好友陈某。
黄菊说,他们交往20多天后,王某和陈某便称其在黄石的朋友欠了他们一笔钱,要到黄石讨债,请求黄菊和绿杨同往。起初,黄菊姐妹以工期未满不能拿到工资为由拒绝了他们。但在她们拿到工资后的一天,王某二人再次约黄菊姐妹陪其到黄石讨债,同时为其买好从昆明飞往武汉的机票。
黄菊姐妹盛情难却,听说要坐飞机非常高兴,就答应了。
2013年12月19日,他们来到武汉,却并未在武汉逗留,直接坐上从武汉到黄石的汽车。“因为从家里出来没带多少钱,我们所赚的工资基本都花完了,到黄石我们只有200多元。”黄菊说。
到黄石后,黄菊姐妹被带进一栋隐蔽的楼房。黄菊说,那栋楼房是一个公司,里面有大大小小很多房间,进入这栋楼房之后,她们的手机与身份证就被强制没收,同时王某和陈某也不见了。
不甘心做“小姐”姐妹俩从三楼跳下
与外界失去联系后,黄菊和绿杨才发现她们被男友拐卖了。
黄菊回忆说,在那栋隐蔽的楼房中,有一间很大的宿舍,里面住着50多个穿着暴露的女人。见当时的情形,她们知道这是个淫窝。
黄菊姐妹二人准备伺机逃脱。绿杨说,她们一共在那栋隐蔽的楼房中住了9天,在这9天里,她们经常看见同宿舍的女孩出去时浓妆艳抹,回来时把一些百元大钞交给“工作人员”。“那些女孩告诉我们,她们也是被拐卖到这里,最长的已经在这呆了三年。她们劝说我和黄菊顺从‘工作人员’,否则就会被拖去暴打,我们亲眼看见同宿舍的女孩被打。”
黄菊说,被监禁的9天中,他们几乎天天都被带去上培训课,培训内容不堪入目,其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要让“客人”满意。她们有一次被挑中去“接客”,但是因其抗拒心理,“工作人员”担心扫了“客人”的兴,就警告说如果下次再不顺从,后果不堪设想。
她们天天都在找逃脱的机会,但是因严密的监控,她们无法逃脱。2013年12月28日下午5点多,她们商量好一起从三楼窗户跳了出去。黄菊说:“虽然我们年纪小,但是也知道做‘小姐’是可耻的,父母生养我们不容易,我们要好好地活着,活出自己的尊严。”
从三楼跳下,她们虽然没有摔成重伤,但是趴在地上很久都不能动弹,最后强忍着疼痛走上黄石大街。她们拖着受伤的身体在黄石街头流浪了一天,并且整整一天都没有吃东西。
2013年12月29日,她们在街上乞讨,被一位黄石市民接到家中,让她们吃饱饭,等她们洗漱过后,将其送往黄石港区公安分局。
两姐妹今日回家希望重返课堂
黄菊姐妹被送到黄石港区公安分局时,民警按照其口述的地址查出其户籍所在地。民警张帆说,这两个女孩虽然神智清醒,但是由于初到黄石,不能回忆起她们被拐卖的地点,警方也没法捣毁那个非法窝点。他得知这两个女孩身无分文,就将其送往黄石市救助管理站。
黄石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周女士介绍,2013年12月30日晚10点多,黄菊姐妹被送到救助站时,她们穿的衣服是干净的,也没有任何身体上、智力上的残疾,能够清晰地说出其家人的电话号码。救助站工作人员按照其提供的联系方式与其家人取得联系,决定于今天将其送往云南昆明。
同时,记者也根据黄菊姐妹提供的联系方式与其家属取得联系。绿杨母亲告诉记者,绿杨刚开始出来打工时,每隔两三天就往家里打次电话,现在一连半个多月没跟家里联系了,前几天黄石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与其联系后,才知道绿杨被拐卖了。
黄菊的母亲说,黄菊家里有姊妹五人,黄菊排行老三,平时比较乖巧懂事,她也已经有20多天没跟家里联系了。家里小孩太多也没注意,还以为她最近工作忙,没时间给家里打电话。
今天,黄菊姐妹将在黄石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回到亲人身边。黄菊说:“以后我就想踏踏实实在家种田,再也不想着出来打工,外面的世界太险恶了。如果有机会,我希望重返学堂。”
专家:
家庭是保护孩子的第一道屏障
黄菊与绿杨失踪近半个月,他们的父母尚未察觉,真是太疏忽了。国家二级心理学家、黄石市九曲桥心理工作室咨询师郭汛林说,家庭是保护未成年的第一道屏障,家长应该增强对其监管力度,尽量让其多受教育。
同时,家长任由孩子辍学外出打工,这种态度是不负责任的。黄菊姐妹虽然接近成年,但是这次的被骗经历仍会对其造成比较严重的心理创伤,她们日后可能恐惧社会,甚至成人后无法融入社会,这需要家人多给予关爱,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和干预,抚平其内心的伤痕。
郭汛林提醒,对于日益发达的网络,未成年人应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被骗。同时,不要随意跟人去外地,要抵抗外界的诱惑。
评论:
筑牢保护未成年人每一道防线
父母是保护未成年人的第一道防线,司法保护是保护未成年人最后的防线。
父母防线失守后,法律防线同样显出某种无效性。我国在1991年颁布未成年人保护法,并于2006年进一步修订,强化了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责任等。各省区市均制定了实施办法或条例,绝大多数地方都设置了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青少年教育保护委员会。但不时出现的悲剧警示我们,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虽然有层层的保护,但同样还存在层层的缺位。我们所设想的措施、政策、法律和“相关部门”,有意无意成了在场的“缺席者”。
有法律专家认为,不是完整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具有操作性,而不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不过是一种呼吁和宣传。
我们为孩子设立了重重保护,但悲剧仍然不时上演,面对一再发生的伤害未成年人的焦点事件,国家要从立法与实践的层面回应这些矛盾点和压力点,要让法律在保护未成年人上更好地发挥作用。(东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