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现场外拉着警戒线

　　案发后，村口停了不少警车

    5月21日凌晨，因“风水纠纷”，鲁山县梁洼镇北郎店村的光棍汉李领涛，杀死了邻居张家8口人。

    记者调查发现，张、李两家自父辈就因宅基地纠纷结怨。经过数十年调解无效后，最终酿成惨剧。

    其实，此类事件在农村并非孤例。发生在乡村的恶性事件，大都源于小纠纷。恶性案件频发背后，被称为社会“减震器”的现有农村治保调解制度、组织正在逐渐失灵。

    讲述

    数十年未能化解的恩怨

    鲁山县梁洼镇北郎店村内，墙上的黑板上写的“村民自治章程”字迹已经模糊。看过该章程的村民说：“章程中强调邻里和睦相处。”

    李领涛的家距这块黑板不足400米，5月21日凌晨，他用残忍手段，结束了邻居张留营一家8口人的性命。

    有村民说，这块字迹斑驳的黑板，是十多年前做的。不过，李领涛与张家的纠纷，要比黑板的年头更久远。

    “至少也有40多年了。”北郎店村村民陈清（化名）已50多岁，据其称，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多次见到张、李两家吵架。“村里很多人都知道，两家就是因为宅基地纠纷结的怨。”

    在陈清记忆中，北郎店村最早的村支书姓王，就不止一次到两家调解。多名熟悉情况的村民证实，王支书调解两家纠纷时，会批评完张家批评李家，然后双方会相互妥协，矛盾暂时平息。

    “他们两家是邻居，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就会出现新的纠纷。”陈清说，王支书去世后，村民王玉钦（音）做了村支部书记，也多次前去调解。

    曾做过该村干部多年的陈星（化名）告诉记者，北郎店村依山而建，土地资源贫乏，因此，村里大多数纠纷都与宅基地相关。张、李两家的矛盾，他也多次前去调解。“去讲讲情面，让双方暂时罢手。其实积怨却越来越深。”

    还有一位村民说，在农村调解纠纷时，也不可能都愿意妥协。“因为在农村都讲究个面子，谁要是被欺负了，就会一直被瞧不起。”

    靠“情理”进行的调解

    陈星在北郎店村做村干部时，还兼着该村纠纷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的主任。调委会的成员，也都是村两委的成员，主要的职能就是调解邻里之间的纠纷。

    提起村里的纠纷，他一直摇头，直言“村干部真不好当”。据其称，“不只是李领涛的事，村里大多纠纷，都源于一些小事儿，因此处理时也只能讲‘情理’。”

    有相同感受的村干部不在少数。距北郎店村不远的西街村委会主任赵一帅，举了个例子。

    前段时间，他调解了一起兄弟之间的纠纷。村里的一户人家，兄弟觉得哥哥占了自己的宅基地，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赵一帅被请过去调解时，先不断定谁对谁错。“我以情感角度切入，跟他们拉家常，说兄弟之间的血缘感情。”赵一帅说，将双方都批评一顿，然后“公事公办”地丈量宅基地，双方都相互妥协一步，就化解了。

    “村里人有时候连理都不讲，更别提讲法律了，只能依靠村干部在村里的威望与关系。”陈星说，因为村里人大都是世代在村内居住，讲究个面子。“化解矛盾时得让双方都觉得没有丢面子，才能平息。”

    逐渐失效的“情理”调解方式

    不过，最近这些年，“情理”调解纠纷的方式，正在逐渐失效。

    梁洼镇东街村村民李真（化名）就一直对村干部不满，他认为村干部现在很少公平办事儿，所以在调解自己与邻居的纠纷时，并不买账。

    “现在的人也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邻里之间交往少了，只要牵涉自己的利益，也很少讲情面了。”梁洼镇一村干部坦言，有时候村干部调解村民纠纷时，会被认为评偏了理，“被骂出来都很正常。”因此，有纠纷时，只要不找到村委会，他就尽量不出头。

    有些“尴尬”的司法所

    除了村委会、村支部，每个乡镇都设有司法所。司法所既是乡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又是上级司法局的派出机构。

    记者在梁洼镇政府院内，看到对司法所的职能介绍中，调解纠纷，是其一项重要的工作。

    梁洼镇某村主任已经在村里工作了十多年，他称，这么多年从没找过司法所。“他们就是一个摆设，很难真正解决纠纷。”另外一名村干部也对司法所心怀不满。

    按照这些村干部的说法，司法所发挥不了作用，村民如遇到村干部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少人会选择上访。

    不过，司法所却称“也有苦衷”。梁洼镇司法所所长张拥军称，自己每周都会下农村调解。但司法所与村干部相比，在调解纠纷时，并没有什么优势。

    “我们只能用法律的方式，但是基层百姓在解决问题时，很少讲法律。”张拥军说。

    另外，梁洼镇司法所内只有两个人，却承担着17个村子的纠纷调解、出狱人员监管、法律咨询等多项职能。

    张拥军说，司法所并未参与张、李两家的矛盾调解，“司法所工作，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得双方同意协调。”

    背景

    因纠纷，恶性案件频发

    记者梳理发现，在农村地区，因纠纷酿成惨剧的案例并不少。

    今年1月，湖北襄阳老河口市薛集镇一妇女，割掉自己侄子的耳朵，起因就是家庭纠纷。

    2012年1月，河北磁县路村营乡东武仕村，一村民与其1岁多的孙女在家中遭邻居砍杀，两家亦是积怨多年。

    2011年，河北任丘一个村庄内的一家三口被杀害，凶手也是邻居。

    2011年，张家川马某因为宅基地纠纷，杀害6人。

    2008年，宝鸡市陈仓区新街镇，因为一起宅基地纠纷，一男子杀掉了哥哥家4口人。

    2002年8月，福州市闽侯县五都村村民吴体明，被邻居吴礼香用斧头砍死在家中。吴体明的妻子和年仅4岁的孩子也被砍成重伤，起因同样是邻里纠纷。

    “这些悲剧的发生，说明现在农村调解纠纷的能力正在退化。”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说，现在的农村干部权威下降，基层司法所的功能又没有完全发挥，这些原因导致乡村内部调解纠纷的效果大打折扣。

    贺雪峰为了做乡村治理研究，曾到多个村庄调研，发现乡村调解纠纷的能力退化，正在成为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