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在人气电影《煎饼侠》中的剧照，电影中一分钟的片段，拍了足足4天。

　　老赵已在北影厂门口蹲戏6年，如今，随着网络通讯的发展，靠“蹲”等戏的时代即将消失。

　　北京电影厂外，赵士轩用闪光灯打亮自己。平时，他都坐在这里等待演戏机会。赵士轩曾是一名法官，退休后为圆演戏梦，成为北影厂门口的一名群演。

　　赵士轩随身携带的包，里面装的物品可以保证他随时跟着剧组去往外地。

　　“即使最微弱的光芒，也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电影《我是路人甲》中的经典台词。

　　在影视圈，“路人甲”是群众演员的别称，没有台词，没有特写镜头，甚至露脸都是种奢侈。他们在荧幕上转瞬即逝，在星光背后默默无闻。

　　北三环中路77号，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是他们的聚集地。怀揣“明星梦”的他们蹲坐在道路两侧，像一件件货架上的商品，等待着大小剧组的挑选。他们或青春年少，或两鬓斑白，相同的除了梦想还有穷苦。

　　“我会用尽全力在镜头前，哪怕只有一秒”，当了37年法官的赵士轩在退休后毅然踏进“路人甲”队伍，“蹲戏”6年后，他终于实现了年轻时的影视梦，更见识了一个法官永远也见不到的世界。

　　从法官到群演

　　盛夏7月，北三环中路77号道路两侧郁郁葱葱，炙热的阳光被蓊蔚的树冠遮挡，标志性的工农兵雕塑依然屹立在“欢度佳节”的拱形门顶上。棕色的油漆斑驳，映衬着四个黯淡的繁体金色大字“欢度佳节”。

　　这是个至今有66年历史的造梦工厂。

　　60多岁的赵士轩坐在门前西侧高高的杨树下，摇着折扇等戏。一个折叠小马扎，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帆布包，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体型较胖，不笑时嘴角向下，眼睛炯炯有神，不怒自威。周围的人都称他“老赵”。

　　2009年，在天津一所基层法院当了37年法官的老赵退休，一家人随着儿子定居北京。工作时几乎天天跟刑事案件打交道，老赵压力颇大。“像走钢丝一样，得小心翼翼地往前迈。”卸任之后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要从事法律工作，找个感兴趣的事儿做。“那时候就想见识下，拍电影电视剧是怎么回事。”

　　老赵对影视剧的向往，可以追溯到青年时期。1978年，25岁的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专业，因为喜欢演员牛犇，对马路对面的北京电影学院产生了莫大兴趣。

　　他常常爬过开了口的明城墙，溜达到北影门口，却不敢进校园逛逛，探着头向里张望。“别说牛犇了，连学生都没碰见几个。”

　　“拍大片儿”赔了40块钱

　　31年后的秋天，老赵故地重游。这一次，他默默伫立在北三环中路77号北影厂门口，看着周围“蹲戏”的几十个男女老少，做好了心理准备。“试试呗，哪怕就是花点路费，赔点咱也干！”当天下午两点，一辆客车停在离他不到20米远的路口，车上的人招募几十个张纪中版《西游记》的群众演员，拍夜戏每人30块，老赵顺利入选。

　　第一天来就赶上“拍大片儿”，这让老赵激动不已。他两手空空跟着进了郊外的剧组。“没有概念，除了手机和烟其他什么都没带。”到那之后，老赵和其他群演换上半截袖的戏服，扮演看灯会的老百姓，在导演指示下走场。

　　面对镜头，有37年法官经历的老赵不犯怵也不紧张，但是拍戏片场不同于法庭，镜头扫过去，哪些群演走位错了或是动作、表情不对，就要重来。几分钟的戏拍到深夜才过关，他在风中冻得打战。

　　拍完戏，群演们要脱下戏服拿回自己的东西。放衣物的屋子是临时搭的，没有灯。出来进去的几十个群众演员，大多黑灯瞎火地摸索，老赵才知道要准备个手电筒。

　　凌晨两点多，他们被车送回北影厂门口。没有地铁和公交，老赵领着30块钱的酬劳，花了70块钱打车回家。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把在剧组里拍的照片给家里人看，边说边乐和。“不在乎赔了40块钱，我开心就好。”

　　自此，老赵正式踏入影视圈，成为北影厂门口“蹲戏”的群众演员之一。他渐渐有了经验，买了个墨绿色的充电小手电，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牙具、毛巾、自拍杆、个人简历等物品的黑色帆布包，带上折叠小马扎，坐在北影厂大门东侧树荫下，随时可以出发。

　　生活如流浪汉一般

　　老赵开始熟悉这里的规则。北影厂门口的“路人甲”分为三类：普通群演、特约演员和特型演员。群演就是活道具，在戏里当背景，逛哪儿走哪儿都按照规定来。特邀演员能顶个有名有姓的角儿，有台词。特型演员则在外貌上有明显特征，比如身材高大魁梧的可以演武士，背阔胸宽的能演老板，一般没有台词，除非长得特别像某些名人。

　　在市场上，他们的工资也按照不同类型划分。普通群演日收入30元至80元不等。普通特型演员日收入100元左右。特约演员则分为小、中、大三个级别：小的特约演员会有一两句台词，日收入100元左右；中等特约演员每天收入300至500元；有名气的特约演员一天最多能收入上千元。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男女老少，普通话里多少带着点乡音。他们日复一日蹲守在北影厂门口，生怕错过了一丝机会。为了省钱，即使在冬天，也有人躺在门前两侧草地上睡觉。蓟门桥下的地下通道，也曾是他们的休息场所。晚上靠着墙壁和衣而睡，或者直接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有些人甚至吃住都在这里。

　　“后来城管不让睡通道了，他们就到附近的麦当劳、网吧，找个沙发或桌子凑合一晚。”在北影厂蹲守6年，老赵深知他们辛苦。有次拍戏收工太晚，他没有回家，跟群演一起住进北太平庄一家旅店，睡几十个人的大通铺。一晚只要10多元钱，别人睡得挺香，他连衣服都没脱，“真的太不习惯了。”

　　也有过得不错的群演，北京人老张比老赵大四岁，退休后来北影厂“蹲戏”5年。如今他已成为日收入300至500元的特约演员。有养老金，生活上没有压力，蹲戏是为了开心。他们可能是北影厂门口最不像“路人甲”的“路人甲”。“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老张坦言。

　　他们还认识一对来自山东的老夫妻，从国企退休后定居北京，也因为兴趣加入这行。老太太跟传媒高校的学生关系很好，有拍戏的机会常给大家推荐。

　　人气电影中成功配角

　　拍完戏，老赵喜欢总结一下哪儿好哪儿不好，而不是完成任务，拿钱走人。他爱琢磨演技。虽然长得一脸正气，演起反面角色也像模像样。在电视剧《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里，老赵饰演了一个嫖客。

　　他琢磨，规规矩矩、亲亲热热地演，跟两口子逛商场似的，不像地痞流氓。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评剧里的一个片段，决定“借神态”照葫芦画瓢。

　　开拍时，他吊儿郎当地站在“妓院”门口，见到姑娘，眯起眼睛摩挲双手，摇头晃脑地笑，最后大手一揽，眉飞色舞地搂着女演员进去了。这场戏让导演印象深刻，也为老赵赢得另一个门卫的角色。

　　2010年冬天，跑了一年群演的老赵被选中，在一档互动亲子栏目中担任现场嘉宾。凭着嗓音浑厚，逻辑清晰，极有说服力，他很快在24位嘉宾中脱颖而出。良好的表现让老赵成为固定嘉宾。他一共出演了112期节目，每期酬劳几乎是群演的10倍。“档次一下子提升了，还能跟着掺和大片儿”。

　　他开始能接到有台词的角色。最近异常火爆的电影《煎饼侠》里，老赵扮演一名推车摊煎饼的老头张二柱。

　　大鹏的剧组想借用张二柱的煎饼摊，他却非要在摊前挂上印有自己头像的招牌，以植入广告，并为此和剧组人员起了冲突。一脸不屑的大鹏让助手先给他挂上，“之后再PS掉，反正这老头又不懂”。

　　“谁不懂了，不就是Photoshop嘛”，老赵回击。三两句台词的桥段，因为老赵的出色表演，会引得电影院里观众们哈哈大笑，分贝毫不逊色于其他大腕带来的喜剧效果。

　　演出不过一分钟，老赵却拍了四天。“拍电影要求更高，得保证质量。”

　　路人甲常有 王宝强不常有

　　在北影厂门口，最有分量的“角儿”是王宝强。年轻的群演们提起这个名字总是格外亢奋，有人指着门前广场东侧的那片树林，说当年王宝强“北漂”时爬过哪棵树，也有人嚷着要当王宝强第二。

　　对此老赵很冷静，“我没那么大欲望，不是谁都能当王宝强。”他看过王宝强表演，一个远镜头里，王宝强从车上跳下来走路，生动而有灵气。“对人物拿捏得好，能钻进去，演谁像谁，这是悟性。”

　　这一行讲究“悟性”。刚入行时，老赵天天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制作庞大的电视剧，分析演员演戏的技巧。后来发现，“悟性”是天生的，王宝强只有一个。人跟戏发生的化学反应，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他观察北影厂门口形形色色的年轻人，这些80后、90后大多数没有较高的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很多年轻人盲目地横冲直撞，想象自己被命运眷顾一夜成名。

　　去年，老赵遇到个28岁的小伙儿。留了个时尚发型，“头发越往上越红，越往下越绿。”拿着根“打狗棒”，做了个广告牌写着“天下丐帮帮主，”展示自己在全国各地街头卖艺的照片。老赵看小伙儿文章写得不错，跟他聊了聊时局，小伙儿聊得头头是道。正准备留下来当群演，就有年轻人过来挑事，砸了小伙儿的摊。小伙儿跟人打了一架，此后再也没在北影厂门口出现过。

　　“这儿沉淀下来的没几个人，年轻人隔三五个月就换一拨，都是现实逼迫。”老赵用“做梦”形容遥不可及的幻想，他深知现实的残酷的无奈。“干这一行的那么些人，能坚持下来除了毅力就是运气。”同时，他也佩服对拍戏充满热情和坚韧的年轻人。“哪怕没有经济保障、生活保障，他们每天都乐和。”

　　乐在其中 苦也甘愿

　　老赵拍戏的热情不比年轻人少，一提拍戏，眼珠子都能立起来。拉戏的人一般早上六七点过来，去郊区拍戏最少需要一天。因为担心来回拍戏，影响家里人休息，3年前，老赵在昌平区沙河镇租了一间十平米的斗室。每天早上8点，老赵坐345快速公交半小时直达北影厂，三四天才回趟家。

　　在河北省涿州拍郭德纲主演的《梦回唐朝》时，他在36℃的高温下，穿了4层戏服。摄影棚里有40多℃，老赵汗如雨下，衣服都湿透了。古装戏的头套和帽子重好几斤，老赵头上不停冒汗，刺痒得直打冷战，他怕破坏发型，挠也不敢挠。

　　为了拍戏，老赵把两边鬓角留长，方便戴头套。贴身的戏服每天都要拿回去自己洗，有时晚上还有夜戏，拍完回去洗澡洗衣，第二天早上再接着拍，每天的工资100块。老赵没想过放弃，“我们这年代的人什么苦都吃过，这也不算苦。”

　　6年时间里，老赵足迹遍布辽宁、山东、湖南，以北京为轴轮着转，他走过十几个地方，“比旅游精彩。”回来后，跟家人分享照片。老赵很感激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刚进这行，他们互相不放心，天天通电话。后来老伴、儿子和儿媳见他成功减了肥，腰不酸腿不疼，人也容光焕发，就随他去了。

　　最让老赵骄傲的是，他没动退休金，用拍戏挣的钱给小孙女买了架一万多的钢琴。“这就是这么多年唯一的收获。”老赵哈哈大笑。

　　法官看不见的世界

　　要想学艺，先学做人。老赵接戏很有原则，“这个圈子财神爷说了算，但有些钱不能挣。”他不接药品广告，“咱分不清真假，不想做虚假宣传”；乐意出演跟法律有关的片子，哪怕钱少点辛苦些。毕竟，演普法片比上法庭简单得多。“拍戏把一条法律说明白就行，法庭上不一样，一件事涉及很多法律条款。”

　　2014年，老赵经人推荐，出演北京电视台《现场说法》栏目的普法故事片。有一天演父亲的男一号演得不到位，配角老赵接到节目组电话匆匆赶来救场，“台词看三遍我就说下来，还很利索。”完整的表现让导演眼前一亮，老赵成了男一号，并接连出演100多集故事片，其中三十多集都是主角。他从网上下载了一些，拿回原来的单位给同事们看，说侧面宣传法律。同事笑他“藏了一手”，居然会演戏。他乐：“我这是普法。”

　　2013年12月，老赵收到了最高法院授予离退休法官的“荣誉天平奖章”，作为将30多年青春献给司法事业的表彰。当了一辈子法官，老赵选择在北影厂门口褪去威严的光环。“卸任到这儿来才发现，社会上好多事是当法官时看不见的。”作为无官一身轻的普通人，老赵感受到最平凡的酸甜苦辣。

　　他很清楚，群演是弱势群体，一些群演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比如进组拍戏需要签合同，但有的合同并不公平。“合同上通常要签群演的身份证号、手印、名字，对群演有百分百的约束力。剧组只写个名字，没有正规法人代表、制片人姓名和公章，对剧组没有法律效力，单方面约束，有什么用？”

　　老赵劝一些年轻人“最好别签”，但少有人听。“咱人微言轻，没办法。”他见过负责联系群众演员的戏头，跟另一个戏头抢人，互相打骂争市场；也见过有人拉车接群演拍了一天戏不给钱，过几天又来拉，谁要钱打谁。面对这些不合法的行为，虽然他会指出来，但有时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老赵感叹：“孤掌难鸣。”

　　即将消失的“蹲戏”时代

　　在蹲戏的人群中，老赵认为自己“没有代表性”，他看着每天挣几十块钱，吃饭没准点、睡觉没地方的群众演员，心中百味杂陈。总有新来的年轻人在门口打听这一行经验，当问到老赵时，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劝人赶紧离开。“梦不能当饭吃啊，省的被饿跑了。”但听劝的，至今没有一个。

　　但从去年开始，北影厂门口蹲戏的人慢慢变少，从鼎盛时期的每天一两百人缩减到每天几十个人。老赵分析，现在都是网上招聘，剧组招人也能通过微信上发消息。网络的发展，打破了群演们在北影厂门口等待的思维惯性。

　　如今，老赵也在网上接戏。他仍然10天左右去北影厂门口看看，凑个热闹。虽然在这几乎找不到戏，但他喜欢找老伙计聊一聊，“人老了爱说话，到这儿才知道什么叫放松。”大家对北影厂有感情，都有点恋恋不舍。“也许以后，就没有人再来了。”

　　老赵依然在当“路人甲”，他拍拍腿，“只要走得动，我就继续干下去。”

　　北影厂门口，陌生的面孔还在不断更迭，他们有近乎相同的眼神，炙热、好奇，脸上写满疲惫和憧憬。这是个造梦的地方，梦周而复始，从不结束。千千万万的北漂大军中，仍有数量庞大的“路人甲”默默守在这里，固执地等待下一场戏。梦想似近又远，无法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