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张泽龙初中辍学后，只能不时去小工厂搬砖铲泥打零工。

　　老四张金鑫辍学后结婚，但户口问题使婚姻产生矛盾，离婚后患上了抑郁症。

　　老六老七正在读小学，因担心走上哥哥姐姐的老路，户口成为她们最大的心愿。

　　通州张家湾镇枣林庄，张伯增一家9口，因其中6个孩子为超生，长期没有户口。目前，还有4人须缴纳70余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后，才能补办户口。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摄

　　总是让9岁女孩张晓曼满面愁容的，是她的“黑户”身份。

　　作为家里第七个孩子，她同其他超生的5个哥哥姐姐一样，难以取得户口，甚至因户口改变人生。

　　在此之前，二哥张泽金、三哥张泽龙、四姐张金鑫已相继因没有户口而无奈辍学。相同的原因还导致二哥、四姐无法如常人般领证结婚，抚养自己的孩子。四姐因此而患上抑郁症。

　　去年，通州区计生委开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成为他们解决户口问题的唯一出路。但六兄妹总计70万元的费用让这个因超生而更加贫困的家庭陷入恶性循环。

　　七子之家

　　生下女儿张晓曼时，王茂臣已44岁，丈夫张伯增则年过五旬，而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七个孩子。

　　通州区张家湾镇枣林庄，这个九口之家因为超生而被众人知晓。

　　“就是想生”，被问的多了，张伯增夫妇也习惯了用这样简单的方式回答，且不愿再去过多解释什么。

　　1982年，经人介绍，刚满20岁的王茂臣嫁到北京通州枣林庄，丈夫张伯增比她年长7岁。王茂臣的户口也随婚姻落至北京。

　　1984年，长女张松涛出生。孩子刚能坐起来，村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敲开家门，主动为孩子上了户。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代身份证及相关制度开始使用施行。

　　女儿满月之时，开心的张伯增邀来亲朋，摆席庆祝，但种地为生的张伯增也始终认为，家里孩子要多一些，这样热闹。此外家里必须要有男孩，能下地干活。

　　而此时，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刚满两年，各地对超生处于严防严控状态。村里的房前墙后刷满各种计生标语，妇联主任带领着十余名计划生育宣传员，挨家挨户讲政策，“唠嗑时听到谁家怀了二胎，宣传员们会多次上门做工作：孩子不能留。”

　　张伯增回忆，即使脱口就能说出各种计生宣传语，但这并无法阻止自己的添丁念头，王茂臣也支持丈夫，“为他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

　　1986年，张家老二出生，如张伯增所愿，是个男孩。

　　“计生事故”

　　然而，男孩的出生并未让张家就此停止添丁，反而像是打开了一道合不上的闸。此后间隔短或两三年，长则六七年，其余两男三女五个孩子接连出生。

　　这个7子家庭对村里来说是一场“事故”，一名曾参与计生工作的村民说，村干部曾多次告知张家，超生一个孩子，会影响整个村、镇、甚至区县的绩效考核，孩子上户也是难事儿。

　　多名村民证实，因计划生育衍生出的“一票否决制”，导致村里超生不敢上报，担心被扣除绩效、抹掉奖金。

　　同村村民张扬（化名）想要男孩，头胎为女儿后继续生育，被所在工厂辞去了带班班长的工作。村民李敏（化名）同样怀着再要个孩子的心情怀孕，计生干部敲门做工作时，李敏反锁家门，最后在姐姐家生产。

　　“但张家不太一样，不怕管，能闹，后来政府相关部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参与计生工作的村民诉苦，“孩子落了地，就是人命，对已出生的孩子没有办法。”

　　“但一个家庭超出这么多人，村里总要有个交代”，该村民回忆，张家三儿子出生两年后，遇上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对于没有户口的孩子，村里想出个招儿：就按“外来人口”登记。

　　难吃一口肉

　　7个子女也让张伯增夫妇压力巨大，最直接的困难就是经济拮据。

　　张家并不富裕，靠种麦子和玉米，家里一年有一万多的收入。因幼时一次意外左手断了2指，右眼失明的张伯增，每月还能再拿到100元的残疾补助。但杯水车薪。

　　张伯增在玉米地里开辟出约10平米的小块土地，种了黄瓜、茄子、豆角等家常菜。开饭时，王茂臣常炖满满一锅蔬菜，倒进不锈钢盆里，孩子们拌着米饭吃。

　　即使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也很少开荤。按父亲的预算，全家每日基本消费不能超过10元。肉不是想吃就能吃到，也不是节假日就可改善伙食，而是粮食什么时候卖出去了，父亲高兴，母亲才能买点肉回来。

　　1988年，西侧邻居家新盖了房，墙体比张家要高2米，张伯增迷信风水，认为这样会压了运气，当时存款不到100元的他跟亲戚朋友借了4万，翻新了主屋。

　　屋内只新买了电视和沙发，卧室用了省钱的水泥地板，客厅照明全靠一盏手掌大小的白炽灯。为了不使家里看起来太空荡，王茂臣买来两盏灯笼，从集市上淘来3元一张、写着“年年有余”“马到成功”等吉祥话的装饰画。

　　客厅墙面上还贴了4个“福”字，王茂臣太希望家里好运多些。

　　无户口致三兄妹相继辍学

　　而户口带来的不便也逐渐显现。

　　这座以枣树成林而得名的村庄，可耕地面积达2600亩，整个村子靠种地为生。90年代初，村里开始按户口本上

　　的人头分地。因为老二、老三没有户口，家里为此少给16分地。

　　更严重的影响是孩子们的学业。

　　因没有户口，老二张泽金无法参加中考报名，父母商议了一周，决定让他放弃学业。两年后，老三张泽龙遇到同样难题，无奈效仿了哥哥的老路。

　　四女儿张金鑫坚持读到了高中，却还是因为无法报名参加高考，选择终止了学业。

　　今年9月，老五张泽东升入离家7公里的张家湾中学。

　　这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留着比哥哥姐姐都“潮”的蘑菇头，喜欢在一切可映像的玻璃平面前整理发型。他习惯穿黑色衣服，将裤脚挽起，搭配着鞋边被刷得雪白的运动球鞋。

　　能上高中对张泽东来说是新的开始。两年前，本该正常升到初三的他，因为没有户口，无法进行中考报名，回家休学一年。

　　被暂停入学的张泽东窝在卧室的电脑旁，将门关上，音乐声调到超出正常分贝，玩同龄人中流行的网络游戏。

　　父母需要干活时，张泽东会停下手中游戏，起身帮忙。但一提到“学习”二字，张泽东会冒出脾气，皱起眉头，扯着嗓子喊，“念书有什么用，没有户口，我什么也做不了。”

　　被“黑户”改变的人生

　　辍学后，老三张泽龙开始找工作。没有学历、没有经验，正规的厂子进不去。未成年的他只能在开春后，找到家附近的小厂子做零工，帮忙搬砖铲泥。

　　他回忆说，那时冬天刚过，气温还不算高。他每日要从砖厂运出6000块砖，送往村里盖房的各处地方，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小厂子不缺人时，张泽龙就只能闲在家里，帮父母下地锄草、施肥，照顾弟妹、刷锅刷碗。

　　当初一起读书的同学，如今大多都走出了村子，在外结婚生子。张泽龙与他们小聚过几次，但有些尴尬，“他们说的一些东西我没听过，也不理解。”

　　张泽龙说，彼此的生活已不在一个空间，代沟让他有些抵触老朋友，不如不见。

　　但比起四妹的经历来，这些艰苦变得不值一提。

　　作为女孩，家人默许四女儿金鑫在高中辍学后恋爱结婚。

　　金鑫没有拒绝互联网的诱惑，通过网络聊天对一名男生产生好感，2013年7月17日，两人举行了婚礼。

　　但“黑户”问题使他们的婚姻无法具有法律效力，领不到结婚证。结婚一年后，孩子出生，也无奈继承了母亲的“黑户”身份。

　　思想还未成熟的金鑫，因户口问题与婆家产生过一些不快。她向丈夫提出离婚，男方家要求抚养孩子，这段没有登记的婚姻宣告结束。

　　但婚姻对金鑫的影响并未结束。刚过20岁的她在爱情破碎后，患上了抑郁症。她开始不爱说话，一人坐在沙发上发呆、自言自语。有时会突然拿起杯子砸向自己的哥哥，有时会趁家人不注意，悄悄跑出家门，让家人四处寻找。

　　金鑫在“婚姻”结束后没有再见到过自己的孩子，因为服用的药里含有激素，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体重从110斤涨到了140斤。

　　与恋人孩子分离的，还有家里的二哥张泽金。他与女友的孩子也在出生两个月后被女方家人带走。理由是张家连户口也解决不了，更没有条件让孩子过好日子。

　　看病只能去小诊所

　　作为长女，张松涛是家里唯一出生就有户口的孩子。

　　刚过30岁时，父亲张伯增催促她找对象，被张松涛拒绝。

　　她心里仍保持对爱情的幻想，但对婚姻不信任。“结了婚，我们家这么多孩子，对方可以理解支持吗？”

　　张松涛在通州区一家超市的洗漱用品柜台做导购。作为大姐，她每月三千出头的工资是家里种地外的唯一收入。

　　每月工资一到，张松涛会先拿出两千元给父母，其余的钱会给弟弟妹妹买些衣服。此前为了上班方便，张松涛在超市附近租了房子，这是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单间，每月房租不到300元。

　　为了省钱，张松涛一顿饭会分两次吃，1米62个头的她只有90斤重。一次低血糖，张松涛晕倒在地铁，母亲王茂臣放心不下，让她回家。

　　张松涛放弃了出租房，改乘近两小时的公交上班，她算了笔账，这样每月能多省出一百元。

　　最小的七妹与大姐差二十多岁。

　　刚上4年级的张晓曼，与大两岁的六姐张晓敏个头差不多，一样的发型、相似的脸蛋儿，走在路上，外人都以为是双胞胎。

　　但晓敏见人会甜甜打招呼，年纪小的晓曼不爱笑。

　　7个孩子的大家庭，至今没有一张全家福。记者拿出相机时，张晓曼收起脸上的表情，眼睛直直盯住镜头。

　　“为什么不笑呢？”“我笑不出来。”

　　“怎样才能让你开心？”“有户口。”

　　没有户口，6个孩子感冒发烧，都只能去附近的诊所看病。稍微严重点，男孩会拿父亲的身份证、女孩拿姐姐的身份证。长期服药的老四，病例本上就是大姐的名字。

　　日常在家，母亲王茂臣不敢大声呵斥孩子，任由他们偶尔有些小脾气。王茂臣坦承，作为母亲，她没法让孩子顺利接受教育，却让孩子们自己承担了后果，她心里愧疚。

　　她理解孩子成绩跟不上、在校与同学吵架，却心疼他们过度的懂事。

　　“户口”是一家人近三十年来生活的主题。

　　为户口奔走近30年

　　要为孩子上户口，首先要为超生付出代价。

　　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社员参加生产劳动，每天会得相应报酬的“工分”。早期超生的家庭找到大队，扣除500至1000工分，可为孩子换取户口。

　　那时的“工分”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起初生下老二，张伯增并未认识到户口的必要性，省了“工分”。直到孩子该上学，张伯增急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生育加大力度，张伯增多次来到村大队、派出所，得到的回复均为“超生，没办法。”

　　难以承担的费用

　　为了户口的事，老三张泽龙也成了计生委的熟脸儿。常常一到门口，工作人员就知道了来意，回复有消息会通知。

　　村里不行，张泽龙跑到张家湾镇，镇里不行，他又找到通州区。

　　2010年，计划生育推广后第六次人口普查。张伯增被村里建议，让孩子回妻子的老家河北开当地出生证明，没准能上户。

　　王茂臣回到娘家，问过医院，医院回复“哪里出生，就在哪开”。

　　事情终于还是有了转机。

　　2010年起，村里对超生孩子上户陆续放宽。只要缴纳完社会抚养费，计生委就给开证明，派出所就可以上户。

　　2014年5月底，张家的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书被送到了家里。

　　北京市通州区计生委开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显示，根据2012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16476元的标准，对张家征收社会抚养费。限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逾期未缴纳的，自欠费日起每月加收2‰的滞纳金。

　　其中，张家二子张泽金需缴纳2000元，三子张泽龙3000元，六妹与七妹应分别缴纳263616元与329520元。

　　六兄妹共计缴费金额七十万元。

　　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张伯增为老二、老三缴纳了费用，其余孩子暂时搁浅。今年7月7日，张泽金与张泽龙拿到了户口本。

　　张泽龙还在继续为弟弟妹妹奔走，“老五还有两年参加高考，时间等不及。”

　　专家：父母负主要责任 可减少或分期缴费

　　对于张家的情况，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介绍，法律在落户上并无相关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可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但部分地方政府管理中有要求公安户籍管理部门配合，超生需罚款才能上户。”

　　北京市京润律师事务所韩骁证实了此观点，“北京市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表示，超计划生育出生人口在缴纳了一定的超生社会抚养费后，可按正规程序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枣林庄村主任刘某和北京市通州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张家户口没解决，是因为社会抚养费至今未缴清。

　　对于张家高昂的社会抚养费，韩骁称，除了罚款外，我国在每次人口普查时，会对政策外生育人员的社会抚养费征收作出特殊规定，生活困难的家庭，经当地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说，在人口普查时缴费办理户籍登记，将可能比非人口普查时期费用低。

　　“超生6子的个例很少见，父母负有主要责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表示，对于违反计生政策的家庭，收取一定社会抚养金属于合理的经济处罚手段。但对于孩子已出生的既定事实，侯东民建议，相关部门可适当降低罚款，或分期支付，妥善处理孩子户口问题。（记者 李相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