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给我戴上脚镣，把我带到二楼。一个警察对我说：‘你还等48小时放你哪，别做梦了。’”随后，他双手被手铐吊挂在一根铁管做的横梁上，办案人员对他拳打脚踢。

    刘吉强称，这种情况下，他被迫承认杀人，但细节只能凭想象，说用随身带的水果刀捅的，用烟灰缸砸的。

    “于队长对我说：你怎么能说用自己的水果刀捅的呢，那不成了预谋杀人了吗，不是她拿菜刀砍的你，然后你夺下刀砍的她吗，你要说情节。”

    “我才知道郭是被人用菜刀杀害的。以后的笔录口供我都按着这个细节说……后来又有一位头发花白、市局姓于的警察，他诱供我砍了几刀，砍在哪，割没割眼睛、耳朵。他问什么我就承认什么，他见我说得不对或回答不上来就离开了，别的警察就开始打我。这样反复多次，连续几天，反复折磨我取笔录。”

    调查组并没有取走这份材料。刘丽霞说，后来律师会见刘吉强捎回材料，她将原件送交市政法委一名领导，领导说：调查组已撤。

    政法委没有对刘家作出书面答复，但调查结论后来多次被判决书引用。

    “顶级辩护人”

    辩护失败

    1999年12月8日，吉林市中院一审认定刘吉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刘吉强上诉。2000年3月，吉林省高院撤销原判，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并提出诸多疑点。

    在省高院问题基础上，市中院向检察院补充了两个问题，并先后两次发函建议撤诉。但2002年6月10日，吉林市检察院再次提起公诉。

    这次重审的一审，刘吉强有两位辩护人，新聘请的杨玉波，系吉林省检察院公诉二处已退休的处级干部。

    杨玉波说，那次起诉，公诉方没有新证据，要求查清的丢失BP机去向等6个疑点，警方仅以“无法查找”“不属我局侦查范围”等理由出具说明。

    杨玉波告诉北青报记者，通过多次模拟推演，最终得出刘吉强没有作案时间的结论：“从18点10分到刘吉强在家打电话的18点21分，只有11分钟。刘家和郭家相距2公里多，如果刘吉强杀人后，用盆接水冲洗现场，擦被害人脸及床、墙、门、沙发等血迹，然后翻动办公桌抽屉，闭灯，下楼，走300到500米到主干道打出租车回自己家，再上楼开门，拿起电话，最快也要20分钟，不可能是11分钟完成上述一系列动作。”

    杨玉波回忆，第一次开庭，审判长问，是否收到起诉书？刘吉强说没收到。庭上一度尴尬，庭下一片哗然。审判长决定择日再审。“再审下去就违法了。”杨玉波说，“法院根本没把审案当回事。根据刑诉法规定，法院应当在开庭十日以前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结果开庭了，被告人连起诉书都没看到，这不是笑话吗？”

    2002年11月25日，吉林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仍然是死缓。

    判决书称：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程序违法的问题，相关机关已对此事予以处理，本案不再涉及。关于公安机关刑讯逼供质疑，吉林市政法委专门对此进行过调查，得出办案单位对其无刑讯逼供行为的结论。

    刘吉强再次上诉，终审在吉林省高院书面审理。已退休的省高院原副院长冯守理和资深检察官杨玉波联手辩护，堪称顶级辩护，两人反复推敲后达成共识：刘吉强不是凶手。“我问老冯，叫得准不？他说，叫得准！”杨玉波说，结果判决出来，维持死缓，冯守理也大跌眼镜。

吉林省高院再审决定书

    2003年3月13日，吉林省高院在书面审理后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判决书中，再次引用吉林市政法委调查结论。

    然而，这份调查报告显示，警方7天7夜审讯刘吉强时，多次违反办案程序。调查组查明，2月18日，船营分局对刘吉强办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手续，但23日才将其送往看守所。为规避程序违法，办案人员还伪造说明称：“经市局于景敏副局长、分局魏铁连局长批准，将刘吉强于2月18日提回船营刑警队审查。”调查结论称：“将其羁押在分局的做法不妥”，同时认定所谓局长批准的说明“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是错误的。”

    不过，调查报告并没有深入核查逼供问题，其结论称：“经查，市区两级办案人员及领导，均否认对其有刑讯逼供行为。两级检察员也无此行为。调查组咨询法医，法医认为，时隔一年之久，已没有检验的必要……总之，经查没有发现有引供、诱供的证据，卷中也看不出迹象。”

    刘吉强当时在吉林市第一看守所的管教是王仲，目前已经退休。王仲证实，刘吉强于当年2月27日进所，28日早上做检查，发现他身上遍布点状烧烫伤，“烧煳点很细，跟烟烫的一样，但没那么大，比针扎的大点。隐私部位、腋下，基本全身都有，都连成片状了。当时我都做了记录。”

    王仲称，他能辨别出，这就是电击伤。“(刑讯逼供)不是有嫌疑，就是有。”他说。

    迎来再审机会

    父亲已辞世

    北青报记者梳理卷宗发现，警方最早的调查对象并不止刘吉强。刘吉强被认为是郭以的男朋友，但郭以的母亲和另一朋友及于某辉的父亲均证实，于某辉和郭以当时正处对象，案发后，警方始终未能找到于某辉。

    有的证据指向警方伪造口供。案卷中，办案刑警邱斌当年2月20日写的《工作所见》称：2月18日下午，领导指派他看押刘吉强，“在与刘闲谈时，刘突然问我，听说人被杀后，公安局能从死者眼内获取凶手的影像？我马上联想到郭以死后，尸体双眼被锐器破坏这一特殊细节，意识到刘在向我刺探案情，就对刘说：我当警察之前，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刘又问我：这个技术手段，吉林市公安局能做不？我就骗刘说：吉林市做不了，得拿到省厅才能做！刘又说：那赶快到省里做吧，凶手的影像出来就知道不是我了。我马上将这一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

    而根据刘吉强的说法，邱斌诱导他说“郭死得挺惨，眼睛还睁着”，所以他才问，能否从眼中所留影像查找凶手。

    按《工作所见》的逻辑，刘吉强在2月18日下午之前并不承认自己是凶手。但卷宗显示，在2月17日和2月18日(12时55分到16时整)的两份讯问笔录，刘吉强已两次完整供述作案经过，包括砍伤郭的眼睛的细节。而警方的通讯稿则称“经过七昼夜奋战，刘吉强于2月22日供认”。

    “如果两份笔录真实，邱斌就不可能有上述证言，也不会将审讯说成是闲谈。”杨玉波指出，只有一种可能，两份口供是刑讯逼供后补做的，是假的，“刘不知道郭是如何被害的，他希望通过侦查手段抓捕真凶，洗清自己。”

    杨玉波还分析：“如果真是刘吉强干的，作案手段如此残忍，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根本就不可能留活口。”

    对于刘吉强和他的家属而言，死缓判决是最无奈的结果，自由和活着，显然是后者更有寓意。刘吉强至今在吉林监狱服刑。去年7月25日，他在狱中度过50岁生日，刘丽霞说他“头发白了一半，秃得更多。”

    在漫长的申诉之后，吉林省检察院于去年下半年立案复查，并于今年7月2日向吉林省高院提出再审建议。该建议认为，吉林市中院和吉林省高院作出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建议按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吉林省高院在复查此案后，最终于12月1日作出再审决定书。该决定书称：“本院院长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担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本院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充分，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应予采纳。”根据刑诉法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该院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此案，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

    刘丽霞告诉北青报记者，12月9日，再审决定书送达监狱，刘吉强欣喜地打来电话。但她却高兴不起来。

    刘丽霞担心母亲看不到儿子获得自由的那一刻。“今年8月2日，我父亲病逝，86岁，得的是肝硬化。我母亲84岁，患有乳腺癌，12月8日因病情恶化住院，癌细胞向骨骼和肺部转移。”

    “她的头脑很清楚。我们告诉她省高院已经决定再审，她说想儿子，问我怎么还不赶快放人呢。”刘丽霞说，两个月前，她已向省高院审监庭申请中止执行原审判决、裁定，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这几天，她准备再申请一次。

    “关了他17年。老太太已经等不起了。”她说。（记者 李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