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经常坐在家里发呆

　　王先生的电话录音目录本

　　2015年11月2日，本报曾报道《12万元救援拖车费难住车祸司机》，一位司机驾驶货车于10月23日在杏石口路与另外一辆货车相撞，后在交警的协调下，从一家救援公司叫了拖车救援。两车共花费了12.87万元，司机王允礼坦言“交不起”。

　　经过两个多月，北京青年报记者再次采访了司机王允礼，他说，在历经两个月的努力后，12.87万元的拖车费依旧无解。

　　60个电话录音记录了王允礼在60天内的努力——为了解决救援公司给自己开出的12.87万元的拖车救援费，他不断地与交通队和救援公司交涉着。

　　但最终，他失败了。他没有想到，10月23日的那场车祸，最终让自己陷入了几乎“绝望”的境地。

　　现在，他要干的只有一件事：搜集各种证据起诉拖车公司，证明他们在那晚的救援中并没有提供价值12.87万元的服务。

　　“律师说他很有信心。”王允礼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

　　两个月的60个录音

　　王允礼和妻子在来广营附近的一个城中村租了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穿过不大的外间，就是他们的卧室，在卧室正中间，供着一个“财神”。

　　“财神”脚下横放着一个本子，其中有连续四页都登记着音频资料的信息，总共有60条录音，其中标注“海淀支队”的33条，“黄庄大队”的8条，救援公司的18条，另有一条标注的是“加油站”。

　　这些条目中，标有“现场录音”的是40条。其中有29条标注“海淀支队”，这些录音共发生在11天里；有2条标注“黄庄大队”，这些录音共发生在2天里；有8条标注“救援公司”，这些录音发生在3天里。

　　写有“电话录音”的共有20条。其中有4条标注“海淀支队”，这些录音发生在4天里；有6条录音标注“黄庄大队”，这些录音发生在5天之中；有10条标注为“救援公司”，这些录音发生在6天里。

　　在这些录音中，最长的沟通时长为1小时40分左右，最短的约为20秒。

　　“这些都是我和海淀交通支队、黄庄大队，还有‘永君顺达’沟通时的录音目录。”王允礼说这个本子印证了自己这两个月以来的努力，“但转眼就到2016年了，这些努力都没什么效果。”

　　“秋收季节”的那场车祸

　　一切变故都来自那场发生在“秋收季节”的车祸。

　　10月，原本是货运生意最好月份的开始，行里人把这个时候称之为“秋收季节”。对于大半年都几乎无活可干的货运司机们来说，2015年的这个“秋收”的开始就更为关键了。

　　王允礼在这个月夜等来了生意，终于有“老板”给他电话了，在海淀廖公庄附近拉沙石。不出意外的话，每趟他能得到300元的收入。

　　结果，意外发生了。

　　10月23日，他开着拉着沙石的大货车行驶到杏石路的一处十字路口，由于着急左拐，与另一辆直行的大货车相撞，交警判他全责。王允礼对全责没有异议，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了拖车环节。

　　“交警请示了上级后，叫了一家名为北京永君顺达拖车救援服务公司的拖车到现场救援”。10月28日，王允礼从交通队跑到柴家坟停车场要求提车，“但停车场说要我交完救援费用”，接着王允礼又跑到了永君救援公司。

　　“真的惊到我了”。他拿到了永君公司开出的救援费用单上——他需要为那场车祸，支付12.87万元的拖车费。

　　提车的尝试

　　在经过几次交涉无果后，11月2日那天，王允礼再一次跑到柴家坟停车场，对着绿皮大货车，他狠狠地抽了几口烟，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烟头后，便来回踱步。

　　大货车是他在两年前花37万元买的，贷款20万元，如今还需要支付每个月4000余元的车贷。

　　大货车的后方不远处，停着当晚车祸的另一辆红色大货车。

　　“十几万真的还不起。”王允礼眉头紧锁。那天，他跟前几次一样，想把车拖走，虽知可能性不高，但想“碰碰运气”。

　　下午3点左右，他决定进去问问负责人是否可以提车，但对方告诉他，“必须有交警的电话或者放车单，才肯放车。”

　　无奈之下，王允礼给交警打了电话，一连打了几通电话后，得知的结果是“办此事的交警这两天不上班”。接着，他又开始围着那辆车头已经脱落的大货车，不停来回踱步。

　　陪伴他一起来的两个老乡，蹲在柳树下不断地为老乡抱不平，“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事情，哪会要这么高？”

　　等了一会儿，王允礼决定再进去一趟，寻思着柴家坟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前几日还给交警联系过，应该有交警的联系方式，但对方却告知，“无法告知交警的私人电话。”

　　不得已，王允礼又走了出来。

　　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王允礼又走进了那个不大的办公室，这次情况似乎不错，对方告诉他，“刚才交警打电话了，说车可以提走，关于拖车的事情跟救援公司协商就可以了，”一连说了好几声“他们跟我们没关系，”但当王允礼再次确认是不是现在交了停车费就可以把车提走，对方语气有所转变，“还是跟救援公司协商一下吧，我们这边看你们的协商情况，不管协商结果如何，让他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不负责给你们看护了”。

　　王允礼一下子有些泄气，最后一次从柴家坟停车场的办公室走出来，嘴里不断说着，“那还是说要先交了费用。”

　　12万余元拖车费的“无解”

　　那天的王允礼，有些倔。

　　在柴家坟停车场门口呆了一会儿，王允礼还是决定去永君顺达拖车救援公司走一趟。和他一起来的老乡，二话不说，发动了车辆。

　　到达永君顺达拖车救援公司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

　　永君顺达拖车救援公司位于南三环方庄桥东侧的一座桥下。王允礼在门口叫了几声，说要协商拖车费问题，大门开始挪动了一个入口。一名男子把他带进一个办公室，随后出去叫来了几名负责人。但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于拖车费问题，对方丝毫不松口。

　　“车我不要了。”王允礼几次有些赌气，但他知道，车是他们家的经济来源，他其实狠不下心来。

　　“这个钱有商量的余地吗？”在来时的路上，王允礼一直在寻思着，可能价格还有商量的余地，但对方却给他浇了一盆凉水。

　　“咱们现在是市场经济，价格由市场定！我们考察过市场。”当时在现场的一名男子告诉王允礼，目前有关拖车救援的费用，北京还没有政府指导价，而他们的出价，是按照车使用率费用、车磨损的费用、辅助设备的费用、人工工资等计算出来的。

　　一时间王允礼开始沉默。

　　没到一个小时，王允礼就又从救援公司走了出来。王允礼情绪有些低落，也不再像去时那样，抱怨几声价格太高的问题，他只是低头摆弄着刚刚的录音，偶尔跟开车的老乡搭两句话，“明天还得去找交警，看看事故现场的视频。”

　　多次被媒体报道的拖车公司

　　两个月来，除了来回奔波，王允礼始终觉得，他们“不知道价格就被拖车”属于“强买强卖”。更何况，根据他现在掌握的事发当天的视频证据，他认为拖车救援公司并没有使用上救援费用单上所列出的全部工具。

　　他曾经听从老乡的建议，打电话给物价局投诉，对方告知他，“社会企业的拖车作为一种委托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如果发生交通部门未经车主同意联系社会企业拖车，出现强行拖车，建议向公安交通管理局反映。”对于王允礼的情况，一位工作人员称，“只能与经营者协商。”

　　可是，与这所谓的“经营者”协商了几次，但王允礼称，均无果。

　　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很忙的王允礼突然有了时间，有一次，他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了“永君救援”，王允礼发现，因为拖车费问题与这个救援公司打过交道的司机，不止他一个。

　　在2011年3月，曾有媒体报道过“永君救援公司”所谓“天价拖车费”的问题；在2013年又有媒体报道过类似的事件；2015年，就在他出事的前两个月，有一个运煤的王先生也曾发生交通事故，被永君顺达汽车救援有限公司派车救援后，索要了9万多元的救援费，媒体报道称，当时也发生了争执。

　　那个同样姓王的先生，最后交了9万多元的救援费将车拖走，但王允礼却陷入了不停奔波中。很多次，王允礼直言，自己“很倒霉”。

　　一度出现的转机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去年11月19日，王允礼觉得是“新闻的报道”起了作用。

　　“你俩也别东奔西跑了，尽快这两天帮你们核实，”王允礼从60条录音中播放了其中一条， 他说，这个录音是11月19日，海淀交通支队的工作人员答应了他和妻子，他们觉得，这是政府部门出面，此事应该“有了盼头”。

　　11月24日下午，永君救援公司的一名经理约他们过去谈救援费用的问题。那天，跟之前去停车场时的不修边幅不同，王允礼换了一件黑色羽绒服，头发细心打理了一下。

　　当天下午2点左右，他跟妻子走进救援公司，一连谈了几个小时。下午4点左右，他出来了一趟，跑进车里告诉同行的人，“他们同意了，2万元钱就成。”虽然外面下着小雪，但王允礼的眼角眉梢，都带上了笑意。但不成想，王允礼说，没过多久，救援公司就有了“变化”。

　　“你们给我们2万，坦白讲，我们真不够，”当天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是正规公司，给你们干活的车，都是现场找的，我们根本不挣钱。”

　　“他们要求我们先交2万元，然后打个欠条，之后还会上法院告我们。”一个月后，王允礼穿着和那天一样的衣服，有些愤愤不平地说，“我不同意打欠条，那不就等于是我欠他的，他找我要钱怎么办？”

　　“救援行业本身就是高危行业，”救援公司的一位员工也有自己的抱怨，“我们把你的费用降到最低，我们企业的费用也得收回来，别让我们赔钱。”

　　与救援公司谈完的第二天，王允礼就去了海淀交通支队。那天的王允礼，心里还是有些“没谱”，但他转念一想，“事情肯定还有转机”。

　　三次希望 三次破灭

　　“第一次是因为价格没谈妥，”王允礼妻子吴秀梅的声调有些高，“我们当时看了车祸现场的视频，并没有（救援公司）说的大吊车，但他们说监控有死角，看不到，所以最后就吵起来了。”

　　“谈崩了，”吴秀梅说。

　　“第二次在海淀交通支队，我们就只谈钱，别的没再多说。”吴秀梅从手机中为北青报记者找到了当时协商的录音，“最后永君救援那边的一个人说25000元就可以了，”吴秀梅说，“他们还说让我们回去吃个踏实饭，睡个踏实觉。”

　　那天，王允礼和吴秀梅再次觉得“有戏”了。

　　“但后来，永君救援的人来到海淀支队，只拿走了我们的材料，说回去商量商量，没拿走钱，”他们夫妻俩的心情又开始“坐起了过山车”。

　　几天之后，他们又到了救援公司，但永君救援公司的老贾却告诉他们，12.87万元的拖车费，“一分钱都不能少”。

　　12月15日，王允礼曾经决定就算自己的车提不出来，也要把对方的车给弄出来，“人家也是拉货的，不能坑了人家”。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海淀支队，那边一个领导告诉他，可以提车了，“让我们第二天8点到黄庄大队办放车手续。”

　　他第三次觉得“有戏”了。

　　前一天，他便自己联系了拖车公司，跑到停车场拖车。“但没想到他们又变卦了”。

　　难过的新年 难过的春节

　　事故发生时，还是深秋。到如今，北京已经下了几场雪，天气愈发冷了。今年的春节，因为这件事，他们夫妻俩已经不打算回老家过节。

　　新年的前两周，因为新闻报道，他们的老母亲已经知道了他们俩在北京“出了大事”，吴秀梅说，老人家哭得很伤心。

　　12月18日，他们在河南老家的大女儿过生日，当时在海淀支队等消息的吴秀梅给女儿发了短信，“今天是你生日，虽然没在你身边，请你原谅爸妈，祝你生日快乐。”往年的生日，他们夫妻俩都会回到老家给女儿带礼物，但今年，他们打消了计划。

　　“我们夫妻俩不会当着孩子说这些事情，”停顿了一会儿，吴秀梅看了看在旁边写作业的小儿子，“但他知道我们每次回来都很难受”。王允礼从兜里拿出一支烟，走到他们不大的外屋，吸起了烟。

　　“我得在新年前找份工作，挣点钱。”吴秀梅说丈夫忙着货车的事情，自己要再不挣些家用，等到春节，日子就更没法过了。到现在他家还欠着加油站万元的欠款，每个月还要还4000多元的贷款。

　　如今的王允礼已经联系了律师，打算打官司，“律师说了，只要我们的证据充足，这个案子应该问题不大。”

　　坐在他不大的房间里，王允礼的手里紧紧握着自己的那个记满了录音目录的笔记本，回想起这两个月的奔波，他不停地喃喃着，“太难，真的太难了。”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孟亚旭 满羿

　　线索提供/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