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李雪，全国1300万“黑户”中最有名者之一。家住北京二环边，已经“黑户”23年。

    【法治心愿】

    “户口簿上能写下我的名字”

    从身上斜挂着的白色小包内，拉开拉链，李雪小心翼翼地拿出那本封面上印着金色国徽、刻着“居民户口簿”五个金色方字的红皮本子。

    “李鸿玉，白秀玲，李彬”，这位全国1300万“黑户”中最有名者之一的姑娘，用手指一页一页地掀开本子。当翻到第四页时，她的眉头不禁一皱——这个本该写着“李雪”名字的白纸上，依旧空空如也。

    一束灯光从黑暗中打来，李雪下意识地用手在眼前挡了一挡，半眯起眼睛。

    就在半个月多前，已经“黑户”了23年的她，真正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提出要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

    而在这此前的23年，户口簿上这薄薄的一张纸，却是李雪一家攀爬的大山。

    因为是超生二孩，交不起5000元的社会抚养费，登记不了户口，李雪失去了一个正常公民享有的权利——上不了学，不能参加社保，无法就医，找不到工作，甚至因为没有身份证，连买盒康泰克都被拒绝。

    为了在户口簿上印下“李雪”这两个字，这家人跑遍了区、市、中央的十多个部门。可一次次诉讼败诉，一次次被驳回，一次次杳无音信，让他们陷入了漫长的失望与等待中。

    从李雪出生起，就为女儿的户口而奔波的父亲李鸿玉，在2014年11月走了。临终前躺在病床上的他，全身插满管子，瘦得只有36公斤。

    3个月前，记者前去采访李雪时，她迷茫地问：“我的‘黑户’问题，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见本报2015年11月7日《寻找“李雪”22年》)

    此后，全国几十家媒体来到她这个藏在破旧胡同深处、“动不动就往下掉土”的家，“白岩松都报道了我3回”。

    1300万“黑户”落户的大门开始被打开。2015年11月21日，公安部召开党委会议讨论解决“黑户”问题；半个多月后的2016年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再次表态要求，“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尽管面对过国内十来家电视台的摄像机，这个脑后束着一把黑色马尾辫，穿着一身紫蓝色条纹羽绒服的圆脸姑娘，畏缩着脖子，睁开半眯着的眼睛，将双手插入口袋，看起来还是带着些许害羞。

    半个多月前国务院发文，李雪还是心存忧虑，“没有人联系我。我之前给公安部写的信又转给了北京市公安局。”

    半个多月前，国务院发布《意见》写道：“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还办理不了，“具体政策还没有下来。我们还没收到通知。”

    寻找了自己23年后，李雪还有太多的事情放不下。1月31日，记者在电话里问她：“政策落实下来后，你会带着材料到公安局去落户吗？”

    她却犹豫了起来，“我要先等北京市公安局给我的回信。我希望他们能责令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永外派出所，立即停止侵害我办理户口登记的合法权益。”

    “那你会去吗？”在记者追问下，李雪回答：“我现在还不知道。到时候再看。”

    2月3日，李雪告诉记者，她已经向派出所提出了书面申请。

    站在投影的幕布前，人影打在户口簿翻开的一页空白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年，这位“黑户”了23年的姑娘说：“我希望新的一年，户口簿上能写下我的名字。”

【人物名片】

    马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2005年以来，他领导其团队受理500多起环保投诉案例，一直在环境公益诉讼的探索路上。

    【法治心愿】

    期待环保执法“钢牙利齿”

    “当前环保工作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说出这句话时，马勇面色凝重。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的办公室，整面墙上都贴着近期被关注的环保案例，包括事发地点、污染情况以及跟进负责人等信息都清晰呈现。

    马勇一边快步走过这面墙，一边说：“就在1月28日，最高法对绿发会提起的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案作出终审裁定，指令宁夏中院立案受理。”语气里难掩激动。

    在这位绿发会副秘书长看来，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之路，在过去的2015年，走得并不容易。

    2015年8月13日，绿发会在宁夏中卫中院提交诉状，起诉8家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污染腾格里沙漠。然而，中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理由是绿发会不符合原告主体资格。

    “出乎意料。”马勇坦言。他和同事发愁：“该怎么证明我们是环保组织？我们都做了30年环保了，这还用证明吗？”

    上诉、二审维持原裁定、提出再审申请，案件终于在2016年1月28日迎来反转。马勇激动地将最高法的终审裁定一字一句念了起来：“最终裁定认为，一审、二审裁定认定绿发会不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系对环境保护法、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以及环境保护内涵的不当理解所致，适用法律有错误，应予纠正。”

    “这说明我们已不再徘徊在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层面，”马勇声音略有提高，“不能卡在门槛上啊。”

    早在2013年，马勇就去腾格里沙漠做过调查。“废水被一车一车地拉往沙漠排放，全是未按要求做处理的污水。黄沙、黑水对比强烈，十分震撼。”

    从腾格里沙漠回来后，马勇觉得，好像有一块大石头，沉重地压在了自己心上。

    “向沙漠排污，修复难度相当大。加之不了解地下水的走向，无法估量排污对附近居民的用水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这让马勇下定决心，将这场公益诉讼进行到底。

    2015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天，中国绿发会因提起腾格里沙漠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作为一个组织当选央视2015年度法治人物，而马勇本人也曾在2009年获得此奖。

    工作节奏并未因荣誉而减缓。马勇他们又开始探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去年环保部采取了公开约谈、限批、挂牌督办等一系列措施，这值得点赞，但我依然期待未来的环保执法‘钢牙利齿’。” 站在腾格里沙漠污染现场的图片前，马勇这样说道。图片上，一根排污管道直接伸进腾格里沙漠腹地。

【人物名片】

    白泉旺，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检察系统控告申诉领域专家。1980年进入检察院大门，至今已36年。

    【法治心愿】

    对百姓举报贪官，一要保护二要奖励

    和过去36年的每个工作日一样，检察官白泉旺上午8时过，就坐在了检察院控申处那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天的工作，从接举报电话、审阅举报信和办理初核案件开始。

    但和过去36年又有些不同的是，这位59岁的检察官，在退休前不到7个月的工作时间里，想着“别懈怠，尽可能多办一些案件”。

    “像我这样干这么长时间的，恐怕并不多。”白泉旺的语气里，能听出自豪。

    白泉旺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受群众或单位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检举和控告，并进行查处。

    沉甸甸的举报信一批批地送往控申处办公室，一年能收到2000封左右。也有群众打来举报电话。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十来个电话，“每个时间都很长”。白泉旺他们做得最多的，是在电话里反复详细地解释举报程序和要求。

    “常常有群众认为，所有的经济类犯罪都属于检察院管。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或渎职侵权行为，可以找检察院。”白泉旺想了想，换了个说法：“通俗地说，就是检察院管姓‘公’的单位和个人。”

    即便是群众对职务犯罪的理解有偏差，白泉旺仍然感到欣慰，“老百姓面对腐败问题，首先能想到向检察机关举报，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也反映了老百姓法治观念的树立。”

    2015年，官员落马已不再是新鲜话题，但反腐新闻依旧是最抢眼的“头条”。职务犯罪东窗事发，举报的作用举足轻重。有些贪官在落马前，就长期陷入实名举报风波之中。

    在接到的举报线索中，白泉旺对“小官涉贪”现象感悟尤深。“不要看这些是小官，他们直接跟基层广大群众打交道，与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在老百姓心中，他们就是‘大官’。这些人不管是贪污、受贿、挪用还是滥用职权，其实是在与老百姓争利。”

    在进入检察院大门之前，白泉旺在部队当了4年兵。“坚持正义”“刚直不阿”是他提到次数最多的词。

    “新的一年，我有两个小的心愿。”白泉旺说。

    “心愿一：去被举报有职务犯罪问题的单位做一次法治宣讲。我想告诉那些手里有权的领导干部，不要认为权力在自己手中就可以滥用，一定要知道权力从哪里来，该怎么用。”

    “心愿二：对百姓举报贪官，一要保护，二要奖励。这样敢于举报职务犯罪的人才会更多，社会监督的力量会更为强大。”

【人物名片】

    可可，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北京QQ群“群管”。2010年成为打拐志愿者。一名8岁孩子的母亲。

    【法治心愿】

    惟愿天下无拐，回家的路永不迷失

    打拐志愿者可可手里捧一杯热水，时而咳嗽几声。她用浓重的鼻音解释：“不好意思，这几天重感冒。”

    但一聊起“打拐”，可可就“停不下来”。

    “有一个孩子，走丢时才3岁。父亲发了疯似的，全国各地找孩子，手机号十几年始终没变。母亲则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便搬离了充满伤心回忆的家。”

    “还有前几天上《等着我》节目的牛晓朋，与父母失散30年后最终团圆。因为怕养父母受到伤害，特意戴着面具。”可可顿了顿，“30年啊！”

    被拐地点、家庭状况、跟进情况，可可都记得很清楚。每当谈到孩子被拐丢失后，父母寻亲的一路艰辛，这位8岁孩子的母亲忍不住说了几次“太虐心了”。

    6年前的一天晚上，可可在家看电视，当时播出的，正好是一个历经波折的寻亲故事，“看得直掉眼泪”。觉得心里一下子被什么击中了，既柔软，又强烈。年轻的母亲红着眼眶，抱起了身边刚满两岁的孩子。

    第二天，她联系上“宝贝回家”网站，成为了一名打拐志愿者。

    最近一两年，“宝贝回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这个国内第一家也是最大一家针对被拐、失踪儿童的公益网站，9年间通过与公安部及各地打拐办合作，现在，17万名志愿者遍及全国各地，释放出巨大能量。除按省份成立了30余个志愿者联络群外，还按寻人需要，分成100多个工作群。

    可可就是“北京群”的“群管”，但她一直强调，自己只是团队的一分子，所有的寻亲成功案例，都是志愿者一起努力的结果。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就不写我真名了吧，拍照也别露脸了。”

    几乎每天都有寻亲者找到可可寻求帮助。5年的打拐志愿工作，让可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不断地倾听、安抚和鼓励，可可觉得更加当务之急的，是带着他们采血，将DNA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下一步，再一一核实疑似其父母的资料。

    去年6月，一条呼吁“人贩子一律死刑”的消息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刷屏，“但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在我接触的案例中，甚至孩子的亲生父母就是‘人贩子’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虽然很难想象，但这是事实。”可可皱着眉，摇了摇头。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将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可可说，“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2015年，“宝贝回家”成功寻亲400多例，差不多“一天找到一个”。 “不管再远，我们也要帮你回家。”几年来，可可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这句话。“惟愿天下无拐，回家的路永不迷失。”

【人物名片】

    迟骋，微电影《时间都留给了谁》男主角。北大人民医院急诊主治医师。

    【法治心愿】

    希望医患之间，彼此能多一份信任

    快，快，快，还是快。迟骋不仅走路快，语速快，他所在“急诊室”的节奏也快，连他的名字里都带有“驰骋”的快。

    1月29日，快步穿过满是病床和患者的急诊室，推开门走出，进入更加拥挤的过道，穿着白大褂的迟骋，一转眼便消失在一群“白大褂”中。

    因为出演一部名为《时间都留给了谁》的微视频，这位北大人民医院的急诊主治医师，在2015年着实火了一把。(本报2015年5月16日做过报道《急诊室里不寻常的相见》)

    这部短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迟骋身上的真实故事——在急诊室上夜班的迟骋，面对走马灯似的患者，忙得顾不上抬头。又迎来一名患者，他低着头问：“您怎么不舒服？”

    患者回答：“儿子，我没有不舒服，就是想让你停一会儿，喝口水。”

    医生猛然抬头，老父亲正坐在面前。原来为了和儿子说句话，外地来京的父亲不得已挂了号，加入了病患排队的行列。

    视频发到网上后，在腾讯上的点击量就达到97.3万次，先后有近十家媒体，来过这个拥挤的急诊室里采访迟骋。

    “这事情真的很小，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很多同行的内心，让他们压抑的情感也得到了表达。”视频引起的反响，是这位急诊室里的医生一开始也没有想到的。

    “我们每天那么辛苦忙碌，却得不到社会和患者的理解。有时候挺委屈的。” 在医生“压抑情感”的背后，是无奈和辛酸，是近几年来恶化的医患关系。

    就在《时间都留给了谁》被热转的前两个月，迟骋曾被“袭击”过。因为抢救区饱和满员，迟骋需要给一名突发心脏病的患者腾出床位。结果被腾床位的一名洗胃平稳的患者产生误解，以为医生对他的治疗不够尽心尽力，“很意外地，他冲进我的休息室，打了我一个耳光。”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其中将“聚众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罪”，变更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意味着“医闹”已入刑。

    从2011年成为一名内科急诊医生后，4年多来，迟骋几乎没有休过完整的周末，很少有时间陪伴父母，甚至连每年春节都回不去。

    有一回母亲问迟骋：“儿子你选择当医生后，现在这种环境，后悔不？”迟骋回答：“妈妈，我没有(后悔)。”

    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迟骋的妈妈说道：“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儿子)平安健康。”面对镜头，这位母亲使劲摇了摇头，眼眶里早已含满泪水，“其它的，我都不再要求……”

    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里，迟骋说：“我希望医生和患者之间，对彼此都能多一份信任。”(本版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周有强 卢越 摄影：本报记者 王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