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布的《2016年陕西社会蓝皮书》中，一项针对陕西青年群体离婚现状的调查指出：最近5年，20岁—24岁的“90后”离婚人数比重为5.9%—7.3%，25岁—34岁的“80后”离婚人数比重约占50%，34岁—49岁的离婚人数比重为36%左右。数据公布后引起了广泛热议。“80后”是否已经成为离婚主角？“80后”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

    【 “七年之痒”变“三年之痒” 】

    再过一周，29岁的苏秦来北京就整整两年了。2014年离婚后，苏秦只身来到北京，成为某药品公司的推销员。前两天，她又找了一份兼职——在游乐园卖门票。“我现在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把眼下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谈及婚姻，苏秦便苦笑着摇头。早先在河南郑州读大学的时候，苏秦经同学介绍认识了来自山西的李俊。几番相处后，苏秦觉得李俊是她理想中的对象。“他和我的性格很合得来，知道我想什么、要什么，这非常难得。”

    然而，两人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在苏家人看来，李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混混”，“他退伍后一直没有一份正式工作，而且他是1989年出生的，给人感觉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爱看言情小说的苏秦坚持认为自己选对了人，一直试着做父母的思想工作。2011年，苏秦如愿嫁到了山西，但婚后的生活让她彻底傻眼。

    结婚之后，李俊对家中的大小事务概不过问。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的重担都落到了苏秦一个人身上。人生地不熟的苏秦开始频繁地回娘家，常常带着孩子一住就是几个月，和丈夫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2013年，苏秦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她第一次动了离婚的念头。在父母的劝导下，苏秦鼓起勇气提出离婚，结束了不到4年的婚姻生活。

    苏秦的经历并非个例，根据民政部在2015年6月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

    事实上，一些“80后”可以“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闪婚，也可能因为婚后谁做饭、谁洗碗这种琐事直接闹到离婚登记处。面对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一些小夫妻开始招架不住，“七年之痒”常常缩短为“三年之痒”。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吴小英分析认为，虽然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专门调研，但从社会观察来看，“80后”的高离婚率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这其实是现代化伴生的一种正常现象，当今，全世界都出现了结婚晚、单身多、离婚率上升的趋势。“这一年龄段的人正在经历婚姻初始阶段的考验，工作、家庭、小孩等各种压力交织出现，面临着婚姻的磨合问题，这点跟年轻时的‘60后’、‘70后’相比并无多大差异。”

    吴小英指出，婚姻不稳定带来的高离婚率，同样也可能是“90后”未来所需要面临的问题。

    【 多种因素致劳燕分飞 】

    说到“80后”的离婚问题，湖北孝感的张大妈为儿子小文的婚姻操碎了心。“他这才结婚3年，儿子也刚出生，现在就离婚，不是苦了孩子嘛。”如今，每次想到儿子的婚姻，张大妈都会偷偷抹眼泪。

    可是对于1985年出生的小文来说，他觉得离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2013年，小文筹备良久想要创业，却苦于没有资金，便和妻子商量能不能把房子先作抵押，但妻子坚决不同意。

    “我知道万一创业失败，房子就没有了，但即使失败了，我们也还年轻，有时间去奋斗。”妻子小丽却认为小文的想法太荒唐了，“现在我俩都有工作，两个人的工资足够生活开支，为什么要去冒那个险。”

    观念分歧渐渐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小文觉得两人价值观不和，以后也会造成更多的摩擦。“我们应该算是和平分手吧。”

    年轻夫妻间人生观、价值观的差异已经成为婚姻路上的一大绊脚石。此外，夫妻间的性格和相处模式也会对婚姻生活造成影响。

    洪宇和王琼的突然离婚在很多亲友眼中都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他们花了两年时间恋爱、4年时间相处，最后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道扬镳。

    洪宇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80后”男生，一贯喜欢自己拿主意。2013年，洪宇擅自花了家里近半的积蓄，买了一辆20多万元的汽车。想到生意才稍有起色，房子还远远未着落，丈夫就把那么多钱花在了买车上，王琼一气之下搬去了姐姐家。姐姐教育王琼要主动掌握家庭大权，让她把家里的钱都转到一个新的账户上，逼迫做生意急需用钱的洪宇赔礼道歉。

    “我们的本意只是想治治他的坏脾气。”可没想到，脾气执拗的洪宇不吃这一套。僵持了一周后，洪宇给王琼发了一条短信：钱我不要了，明天民政局见。王琼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婚了。她觉得伤透了心，也不想再挽回什么。“他根本就不在乎我，既然这样，我再低头一次又有什么意义呢？”

    针对当下流传的各类“80后”离婚的原因，吴小英强调，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于独生子女的身份或性格特点，离婚的压力和成本变小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

    吴小英从3个方面归纳了影响离婚成本的社会因素：第一是人们婚姻观念的变化，不再要求从一而终，而是更加注重婚姻中的个体感受。现代社会对离婚的包容度也提高了，结婚和离婚更多地成为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第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压力增大，婚姻本身的风险和脆弱性也增加。婚姻的许多传统功能已经消失或外化，可以从社会其他替代途径得到满足；第三是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性增强，以往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比较固定、封闭的空间内，现在开放的时代使人们离婚后重新选择的机会更多了。

    【 父母干涉成婚姻“第三者” 】

    关于“80后”的婚姻，有人说，“恋爱是自由的，婚姻是不自由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梅志罡对本报分析认为，现在年轻人的婚姻遭受了很多外力的干预，父母的过多介入，成为部分“80后”婚姻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黄和小高相识于大学校园，毕业后，两人选择一起在广州奋斗，并且很快领证结婚。婚后，小俩口和小黄的父母共同生活在广州的一套两居室里。

    自从住在一起后，矛盾便没有停止过。说到自己的婆婆，小高一脸无奈，“她经常说我浪费，说我糟蹋钱。”小高看国内奶粉经常曝出质量问题，便托同学代购进口奶粉。婆婆得知奶粉的价格后，直接就拉下脸来大骂一顿。“我周围的同学都是给宝宝买进口奶粉，我这么做很过分吗？”

    家里的争吵让小黄十分烦心，“下班之后我想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她们从来没有断过争吵，我妈说我娶了媳妇忘了娘，老婆又抱怨我妈对她太苛刻。后来我就管不住自己的脾气了。”

    这对“80后”夫妻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实在受不了每天都为一些小事被婆婆责骂，离婚也是无奈之举。”

    吴小英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特色的原因的话，那么中国家庭特有的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模式可能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离婚率，这在独生子女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许多‘80后’父母会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子女婚姻的全过程当中，恨不得把全部资源都投入到子女身上，同时对子女的婚姻生活介入太深，未能在小家周围划定边界，从而使‘80后’的婚姻成为双方家庭权力和利益角逐的一个场所。

    结婚到底是两个家庭还是两个个人的事情？吴小英认为，探讨婚姻的边界问题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子女要断奶，父母也应该断奶”。

    【 冲动离婚乃婚姻之痛 】

    为了减少冲动离婚带来的社会和家庭之痛，国内多个地方都在尝试一些积极的“干预措施”。

    2015年2月初起，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先后在所辖12个县市全面推行离婚预约登记制度。所谓“离婚预约”，是指需要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可以选择先填写《离婚登记预约表》，工作人员也会建议并劝说当事人先“预约”，7天预约期满后再办理正式离婚手续。资料显示，至去年年底，离婚预约制度共帮助4500多对夫妻打消了离婚念头，这意味着有将近半数预约者放弃了离婚计划。

    此外，北京、上海等地婚姻登记部门设立了离婚调解室或离婚劝和工作室，杭州、广州等城市也都推行了预约离婚制度，通过设置一至两周的感情缓冲期，以减少冲动式离婚。

    有网友评价，这种干预方式存在道德绑架之嫌，可能还会干涉到离婚夫妻的正常权益。对此，吴小英认为，只要控制在一定原则范围内，都是可以去尝试和探索的，重要的是要把握好维护婚姻稳定性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度。但这种做法的效果如何不好评判，婚姻归根结底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吴小英强调，婚姻本身就是有约束的，它必然会对自由造成一定限制；但它也会带来一定的益处和福利，就看当事人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来获得婚姻的福利了。“这些个人选择当然跟公共政策有关，也跟社会主流文化相关。”

    梅志罡认为，“80后”仍处于婚姻的初期，是在经历一个成长的阶段，其中有自我调整的可能性。他希望“80后”以及随之而来的“90后”在婚姻道路的选择中能够更加稳重，不要随波逐流、意气用事。在进入到家庭生活后，年轻人可以从学习一些必要的生活技能做起，包括家务整理、财务管理、哺育下一代等。

    与其关注如何挽回濒临失败的婚姻，不如从结婚前教育入手。梅志罡主张，可以综合发挥民政部门、共青团委、妇联、社会工作专业相关人员的作用，开设更多的婚姻家庭学校，让大家来接受专门的辅导和培训，上好婚姻第一课。(叶晓楠 章元元)

    (本文中除专家外，案例故事的采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