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者钱仁风。11月25日她收到了172.3万元国家赔偿金。

    “进监狱10多年，最后留给自己100万，现在什么也不会，还是得好好适应社会长本事。”钱仁风说。

    12月6日，钱仁风在云南昭通老家摆了20多桌请村里亲朋吃饭，她舒了口气，觉得自己终于能回报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11月25日，等待数月的钱仁风收到了云南省高院打进她个人账户里的国家赔偿款，共172.3万余元。

    “先还欠亲戚的一些债，大概70多万，剩下的我得好好想想怎么花。”钱仁风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过几天，她仍要回到广州工厂打工，云南依然不是她生活的最佳选择。

    钱仁风打工的工厂宿舍区坐落在十八罗汉山东南山脚，远离商铺与人家。这是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一处电子导航也不能显示的地方，石子小道取代了愈行愈窄的公路。当地数位出租车司机甚至迷了路。

    这也是31岁的钱仁风“全新开始”的地方。

    2002年2月22日，云南昭通巧家某幼儿园内一名2岁幼儿因摄入“毒鼠强”抢救无效死亡，另两名幼儿住院治疗。在园内打工的钱仁风被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后被云南省高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无期徒刑。

    在狱中，钱仁风坚称无罪，不断申诉。检方复查发现，钱仁风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5年12月21日，云南省高院宣布钱仁风无罪，当庭释放。

    服刑近14年，钱仁风从一位17岁的少女成为年过而立的中年人。在好心人牵线搭桥下，她来到广州一家工厂打工，负责管理宿舍、打扫卫生、收发物资。每个月最多时拿3000块工资。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她小心揣摩着人情世故，“生活好无奈”是她不经意中，感慨最多的话。

    有时，她会上网看新闻评论。“有人说我只是证据不足才放的，我希望继续追查真凶，还我个彻底的清白。”

    “一看到做衣服就想吐”

    钱仁风每天都起得很早，管理职工宿舍区，在厨房库房分发物资。工作琐碎繁杂，一周休一天。

    职工宿舍房间64、电视机72、空调92、宿舍柜子84、桌子131、椅子158……钱仁风仔细数完了宿舍区所有物件个数，记在纸上。“我怕别人问起来，也好回答。”她个子矮小，佝含着胸，走在走廊上。

    过完春节，钱仁风就一头扎进广州——这是三十多年来，她去的最远的地方。“刚来那天，觉得楼高路宽，但是这么大城市怎么就没人呢？原来我走的是高速路。”

    钱仁风在广东打工的工厂很偏僻。她负责管理宿舍、打扫卫生、收发物资，一个月最多能挣3000元

    她很少化妆，唯一的化妆品是一支廉价口红，但她基本不涂。天气热时，随意将头发一扎，出狱后烫过的头发也没了卷曲。一件短袖、一条牛仔裤，一身衣服加起来不过百元。

    2个小时内，钱仁风喝了6杯水，这是她在狱中养成的习惯。情绪低落时，钱仁风一天都不吃饭，只喝水。

    后勤工作并不是钱仁风擅长的事情，以她在狱中练就的缝纫功底，可以胜任纺织厂的工作、拿更高的薪水。“可我真的不想了，一看到做衣服就想吐。”

    服刑时，钱仁风用了5年时间，从附工、熨烫工做到缝纫工。做完一个月的工作量可以有10元的补贴，最高时一个月她挣了240块钱，“累得像皮都要脱掉一层，可我需要钱，要攒钱申诉。在那个环境，我希望自己强。”

    长年在缝纫机前工作，她得了肩周炎。手指每天摩擦布料，皮肤蜕了一层又一层，出狱后钱仁风去派出所办身份证时，双手竟一个指纹都录不上。

    她并不适应广州的气候，总觉得过分潮闷。在当地人俗称的返南天里，钱仁风惊讶没下雨，地上也蒙着一片水。

    出狱已10个月，钱仁风展现出一个成年女子的适应力。熟悉了手机、电脑、网络及日常生活。人群中，她没什么特别。可突然一句提问，依然可以显露出她十几年中的脱节：雾霾？那是什么？

    职工宿舍地处偏远，厂里人上班都乘班车前往7、8公里外的厂区。每天上午9点后，钱仁风常常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宿舍区。她觉得周边太过安静，最吵闹时是台风天雨打芭蕉的声音。

    她几乎很少去大岗镇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望着院子里的桉树、棕榈发呆。她撒了一把香菜籽的土地上开始长出了嫩芽，她就自己到院边找烧过的树叶做肥。

    没见到母亲成了一生的痛

    一个人的时候，钱仁风总是会想起牢狱生活。

    自2003年1月17日收监入狱，钱仁风没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和狱中任何服刑人员或狱警讲过自己的事情，“我很迷茫，（刚进去）看到警察就很恐惧，也不敢相信任何人。”提及那段日子，钱仁风说，是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办。

    遇事，她谨防自己太过喜悦。哪怕是出狱当天，她都用“我好像能出去了”告知朋友。她怕乐极生悲，自己难以承受急坠直下的结果。“遇到事情，好的坏的都要想。还是不要高兴太早，万一有不好的消息呢？”

    申诉的念头始终没断过，2007年钱仁风开始在狱中一遍遍写申诉状。她让信任的警官帮着检查语句是否通顺、有没有错别字，“有时候我写的是云南方言，都得让她们帮我指出来。”

    2010年4月9日，这个日子被钱仁风清晰地记着，她在狱中见到了做法律援助的律师杨柱。“终于有人相信我愿意帮我了”，她第一次主动要求给家里打电话，让家人联系律师。父亲为了筹集相关费用，卖了家里养了多年的黑牛。

    钱仁风说，在监狱，她记挂着父母，想着家人。

    2002年离家出门打工时，母亲倚在门边目送她远去的眼神，成了钱仁风最后的记忆。去年年初，母亲在电话里反复问钱仁风什么时候能回家，仍在申诉的钱仁风不知归期。“她说她怕自己等不到我了。”钱仁风不知道，此时74岁的母亲罹患胃癌，输液都找不到血管。去年4月，母亲离世，距离钱仁风无罪获释不到8个月。这成了钱仁风一生的痛。

    2015年12月，钱仁风无罪获释。她换上了大红色的棉袄，坐了7个多小时的车回家。在鞭炮声中，她跟父亲一起到母亲坟前烧纸、磕头，对着冰冷的墓碑跟母亲道着平安。

    提起男友羞涩地笑了

    与社会脱节多年，钱仁风小心揣摩着人情世故。

    刚进厂时，她停不下来，下班后还在做事，进厨房把不是自己的事情揽过来做。她急于找到自己的身份价值。

    守纪律、太过于正直，有时不够通融。这是多位工友对钱仁风的评价。前去各个宿舍抄电表水表，钱仁风看到谁的寝室没收拾规整，就用手机拍了图，直接发到了公司微信大群。

    10月19日中午，钱仁风照例在厨房帮忙。职工饭菜做好被送上开往工厂区的餐车后，厨房里只有钱仁风一个人在扫地、冲洗。半小时后，完成工作的她找不到自己提前盛好的饭菜。“可能有谁没吃饭拿走了。”钱仁风说，最后，她在蒸锅里找到5截2厘米长的玉米段，成了她当天的午餐。

    也有人劝钱仁风回云南老家。

    早在今年初去广州前，她的代理律师杨柱就帮她设计了人生道路：在昆明买套房子，以后开出租车。

    对律师的建议，钱仁风很纠结，她并不想在昆明买房生活，“昆明是我的伤心之地，我就是讨厌那个地方，太多不公平。我想找个地方重新开始”。可随着75岁的父亲年事渐高，钱仁风想把十几年里相欠的父女情补回来。她进退难定，“只要不在云南，除了广州，其他近一些的地方也可以。”

    10多年青春一晃而过，31岁的她自卑地在意自己的年龄。

    两人一间的寝室，钱仁风打扫的整洁清爽。粉色枕头、紫色床单，还有只一米高的黄色毛绒熊。“这是我男朋友在网上买的”，提起男友，钱仁风羞涩地笑了，这是她鲜有显露笑容的时候。

    和男朋友恋爱不到半年，两人一周甚至见不了一次面。云南的父亲想让她快点儿成家，在普遍25岁前就结婚生子的村镇上，钱仁风的年龄已经超出太多。“我现在好害怕一下子进入婚姻生活，可身边人都希望我赶快结婚。”钱仁风有时在想，如果自己没有入狱，她应该会谈场多年的恋爱。

    国家赔偿

    出狱后，各种采访接踵而来。她被问最多的问题是：以后有什么打算？起初，她回答要学电脑、学开车，可电脑究竟学什么她没有方向，自己又是个路痴。“我真的不知道了，先过一天是一天。”钱仁风说。

    无罪释放后，钱仁风向云南省高院提出约955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

    2016年7月8日下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钱仁风申请国家赔偿案听证会。会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田成有代表云南高院向钱仁风鞠躬道歉。

    钱仁风有些困惑：“判错案的又不是他，为什么他来道歉？那些真正做错的人呢？”人们向她解释，这是代表高院，钱仁风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些尊严。

    8月初，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与钱仁风就国家赔偿问题达成赔偿协议，向钱仁风支付国家赔偿金1723857.30元。当时，钱仁风对媒体表示，考虑到自己在时间、精力上“耗不起”，生活困难，接受了国家赔偿协议。但对数额表示失望，认为这笔钱“太少了”，10多年青春换来这些钱实在是“心底有摩擦”。

    11月25日，这笔国家赔偿款到达钱仁风的个人账户。拿到这笔钱，钱仁风仍打算走一步是一步。

    “进监狱10多年，最后留给自己100万，现在什么也不会，还是得好好适应社会长本事。”钱仁风对剥洋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