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在老家的儿子年前看上了邻村的一位姑娘，“亲家”开口就是16万元。对这价格王顺早有心理准备，但让他悲哀的是，自己18年前结婚欠下的彩礼钱去年才刚还完。

　　王顺今年40岁，家在西部省份一贫困山村。1998年王顺结婚时，妻子娘家要了个“公道价”——2万元彩礼。拿到现在不值一提，但当时在西部农村已经是天价。加上置办、待客，王顺父母欠下了亲戚3万元债务。没想到，第二年王顺父亲便中风偏瘫，这一病就是14年。加上儿子出生、翻修老房子，用王顺的话说这14年几乎没有“隔夜钱”，欠下的债务只能年年还利息。2013年父亲去世，王顺和妻子来到省会城市租了半间房开了一家馒头店，连干了3年，才把这钱还上。在父亲生病期间，王顺无数次想种大棚、买车跑运输致富，但就是攒不起启动资金。

　　说到这里，王顺从裤兜里掏出一根挤得弯弯曲曲的烟，用手不停捋着：“这16万元要是给了，我啥时候才是个头。”

　　腊月是农村结婚的高峰期，随着农村小年轻们扎堆结婚，“天价彩礼”问题再一次引起社会关注。仔细分析各地“天价彩礼”现象，形成的原因基本雷同，性别失衡、“供需关系”等解释只是表象，归结到一点还是形成了恶性循环的不良风气。一笔不能承受的金钱，表达的不一定是男方对女方的重视，但买断的很可能是小两口的幸福。

　　在西部一省会城市打工的陈源小两口2年前“逃礼”出来后，就没有回过农村老家，今年也没打算回去，确切地说是不敢回。快过年了，才23岁的陈源一点鞭炮也没买，“一听到鞭炮声就想家。”

　　陈源和妻子是一个县的，在打工时相恋。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两家人只需成人之美就行了。但没想到陈源第一次去老丈人家，听到的不是祝福，而是“12万”。

　　陈源还有个弟弟，当时正在读大学，母亲长期低血压，靠药维持，一年到头不但攒不下钱，有时还要欠债。陈源的妻子是“二女户”，家庭几乎没有负担。小两口多次上门做老丈人的工作，但老丈人坚定认为，彩礼的多少是男方对女儿重不重视的体现，最低12万元，再少“丢不起那人”。

　　商量无果，小两口无奈之下偷着领证后就不告而别。俩人一走倒是清净了，但没想到3年间两家各找各的不是，已经多次“兵戎相见”。今年孩子1岁了，陈源和妻子也过得别别扭扭。正可谓本是有缘人，梦断“12万”。

　　彩礼作为一种传统风俗，自然有它在社会学与文化学上的重要价值，但时至今日依然让彩礼主导现代婚姻生活的舞台，甚至让天价彩礼大行其道，恐怕有失古人本意。无论是“万紫千红一片绿”，还是“一二三四五”“万里挑一”……“天价彩礼”已经由“彩头”和契约象征，异化成为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取巨额财产的婚姻买卖。而诸如高彩礼让男方家庭倾家荡产负债累累、成为婚后婆媳关系不睦的导火线、夫妻感情破裂后因彩礼返还导致的纠纷激增等奇事更是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因彩礼纠纷引起的灭门事件。

　　近期，中央相关单位把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对农村红白事制定“限价令”，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强烈的民意和社会诉求。说到底，婚姻还是两个人的事，双方家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希望年轻人幸福。那么为什么不能放下架子，放下所谓的面子，向年轻人送出纯洁的祝福呢？

　　在兰州一家公司做销售的刘康最近和妻子迈入婚姻殿堂。有彩礼，但只是象征性的8888元。就这钱，还只是过了个手，新婚之夜又被岳母放在小两口新房的床头，这让还在为房子打拼的刘康感激涕零。

　　刘康和妻子的老家是甘肃省平凉市的农村，这个地方曾因彩礼过重，多次被媒体报道。刘康和妻子家境都不太好，考虑到妻子还有个弟弟过几年也要结婚，刘康家觉得在彩礼上估计“压不下价”。在结婚前，刘康打听得知老家彩礼“市场价”是13万元，于是不等开口，就借遍朋友，最后还少3万元，无奈之下刘康在同学中发起“众筹”。谁知上门提亲时，说到彩礼，老丈人只是摆了摆手：“日子是你们的，咱不管那一套，表个心意就行。”刘康闻言顿感一座大山从背上卸了下来。

　　“不是亲爹，胜似亲爹啊。”刘康说，“我要是不好好奋斗让人家女儿过上好日子，对不起我岳父岳母的体贴，小舅子结婚，我也竭尽全力帮忙。”

　　你看，有时幸福很简单，只需要轻轻抬起脚，跨过恶风恶俗这条线就行了，女儿是你的，女婿也是你的。这也正合了农村里那句俚语：“一好不如两好”。

　　其实，彩礼的“拜金化”以及“天价彩礼”的出现，大约也就是近20年的事。“天价彩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社会对物质的追求日盛，还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愈发凸显分不开。“剩男危机”与天价彩礼是一个藤蔓上结的两个苦果，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需加紧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但最根本还是在加快农村的脱贫致富步伐的同时，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鼓励年轻人向天价彩礼说“不”。当农村越来越富裕、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天价彩礼”必然会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