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旭在九十年代歌厅　/受访者供图

拷带的包装比较简单，歌词都是打印的，但在当时仍是如获至宝。/视频截取

    上录音乐万花筒流行音乐排行榜

    《我是一只小小鸟》、《亚洲雄风》、《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失恋阵线联盟》、《理想与和平》、《夕阳醉了》、《生命过客》、《焚心以火》、《黑头发飘起来》、《梦醒时分》。

    这一连书名号，倘若找来一个90年出生的年轻人来辨认，估计八九成都认不得。但倘若找来60后、70后以及80头上的，此刻恐怕已经陷到脑海里的旋律中去了。

    这是1990年上海广播电台一档由上海录音器材厂冠名的《上录音乐万花筒-流行音乐排行榜》　听众票选出来的“1990年度十大金曲”。

    那是一个黑白电视机都还未普及的年代，上海人家里标配的红灯牌无线电里飘出谭校长的《理想与和平》、童安格的《生命过客》，今天回想起来简直起鸡皮疙瘩。

    90年代，娱乐文化从港台飘扬过海而来，“流行音乐排行榜”是这些流行音乐最早靠岸上海的“十六铺”。而流行音乐覆盖的受众，大多是在大中小学念书的年轻人。校门口的地摊上，最热销的永远是那些印着四大天王、叶倩文、林忆莲们的贴纸、包书纸。

    出生于1976年的王韵90年代初在杨浦区一所初中就读，她是“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忠实粉丝，她记得当时同学们之间每周都会讨论这张榜单，并且还会发生争吵——“谭咏麟、童安格、张国荣谁才是no.1？”

90年代家庭娱乐　/1999年10月7日　俞新宝　摄影

    这三位的歌其实蛮符合上海人喜欢的路数，纾缓悠扬，编曲上又有许多小心思，实际上谭、张两人不少的歌都是日本制作人玉置浩二的曲子。后来，90年代的日本流行文化也来到这里，同样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学生们听歌的渠道除了电台，再就是自己买卡带，而当时正规渠道引进的卡带有限，王韵便会和同学们去买一种叫“拷带”的磁带。那个时期，上海有些人家里有海员，或者海外关系，从“外面”带进来一些母带，然后再用双卡的“四喇叭”翻录。考究一点的会用TDK的磁带，磁带盒子里配一张原版黑白复印的歌词封套。

    王韵的家在杨浦，他们最多去兜拷带的地方是四川路乍浦路附近，而当时整个上海的拷带集中地是延安路上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附近。

    “第一趟就是朋友领进去的，石库门院子人家自己家里，老神秘的，进去一看，窗帘拉着的，里头坐着一个老奶奶看店，他家里有两个大的录音机，后面一排箱子摆着他拷好的带子。买拷带有两种方式，一种你在他拷好的里头去挑，还有一种，比如说我喜欢黄凯芹，比较小众的，我跟他讲，他去想办法进。这样一盘带子14块，是要省吃俭用才能买，不是每个月都能买。”王韵回忆。

    “拷带”因为是海外的版本，虽然也就一个巴掌见方，但却是一扇小窗户。王韵记得，“你买过拷带才发现，这个歌手在香港的版本，比如我喜欢的黄凯芹，甚至有他本人写的一首诗，或者写点序。当时就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和引进进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们引进的正方形的仿宋体，作词作曲什么都没有的。当时时候，原版带里我就看到照片其实拍了那么多，一本小本子，有种前面结尾都有他写的小东西，人家做东西还是比较精致的。”

    这种透过小窗户看到外面的感觉，想必许多王韵的同龄人都有印象，“海外关系”寄来的香港杂志或是录像带，都让当时既领市面又懵懂的上海人见到了另一个平行中的世界。

    伊拉进来的消费的人都是做生意的

    90年代初，经济搞活，市场就像蒸屉下的热水开始冒泡，这一代上海人终于有机会体验到那个遥远“夜上海”的内涵。

    对于一部分“70后”和“80后”来说，90年代的流行音乐只是卡带、杂志和广播台。而对于比他们年纪更长一拨已经“出道”的上海人来说，流行音乐已经是一种可以消费的娱乐生活了。

    为了应酬，或是纯粹寻开心，上海人的“夜生活”也逐渐热闹起来。其中最时髦的就是演艺歌厅——一个舞台剧中，台下是观众的座位，外围也有卡座。这些歌厅的模式许多都是港台客商带入上海的。舞台上不仅仅是唱歌，也有时装表演走秀、有舞蹈、有乐队。

    时装表演是90年代的新生事物。1990年在上海展览中心的时装表演盛况空间，而演艺歌厅很快把这种形式以及最红的模特们吸纳进来，于是便有了在歌舞表演中穿插时髦套装的走秀。

    90年代初，上海名气最响的歌厅叫“不夜城”，坐落于静安寺的云峰剧场门口，是当时上海最闹猛的夜场，凡在圈子里出名的歌手几乎都在那里唱过歌，其中包括罗中旭、黄绮珊等。

    我们的受访者陆唯生于1962年，90年代初他作为串场歌手也在“不夜城”唱过歌，那时他30出头，扮相奶油，很受观众的追捧。

    《情人的眼泪》、《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把根留住》、《忘情水》都是陆唯的拿手曲目，这些歌也主要是“慢三”拍的，适合演艺歌厅或是舞厅那种轻松暧昧的气氛。

    “伊拉进来的消费的人都是做生意的，有做水产生意的，也有做建材、五金的，样样有。伊拉讲，不要看白天一股腥气味道，夜里厢衣裳一调一弄，大哥大一拎，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啊最潇洒嘞。”陆唯说。

    这些捧场的老板们其实是歌厅真正的主角，点谁唱歌，唱什么歌，都是用钞票说了算的。

    “伊么带了两三个小兄弟，一道来，听好歌以后，叫歌手过来坐坐。有呃辰光还会叫歌手一道去吃夜宵去。歌手基本上都会去的，实际上也无奈，没办法，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的话，他第二天就不来捧你场，就捧另外一位，这很现实的，没办法。”陆唯说。

    吃夜宵也是当时夜生活的一个经典项目，虹口区的乍浦路，黄浦区的黄河路，还有淮海路一带，夜市面兴旺得很。我们的受访者杨卫国回忆说，“实际上90年代的辰光就什么东西都有了，鼻蚌咯，龙虾咯，海鲜的种类和今天没啥区别的。但是老早的价格比今朝还要贵。”

    当时上海的夜场，最低消费是20元一个茶位，而当时的人均月收入在200元左右。点一首歌则至少是100元，当然也有老板愿意给更多的小费，几百上千都有。通常演艺歌厅算是比较高档的消费场所，少有不文明的现象，不会唱到一半一打啤酒送上来叫歌手喝完，台下头也还不兴陪酒什么的。

    杨卫国生于1956年，90年代初他在水仙洗衣机厂做销售经理，那是工厂效益最好的时候，南来北往的经销商到上海来，不免会有许多应酬招待，杨卫国那时候也见过不少世面。

    他记得上海最早的卡拉OK是从日本引进的“雷达”，很小的一台设备，没有电视机。杨卫国在淮海路的一个地下室里唱过，那里不像歌厅一样富丽堂皇的，也没有后来量贩式的包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舞台，有曲目，可以点歌，一首歌10块钱。趣味和今天的完全不同。

    杨卫国也去过演艺歌厅，他记得，“去一趟没有一千块钱出不来，那个辰光一千块不是现在好比的。阿拉虹口区四平路的‘台湾人’，那个辰光闹猛呀，老板去嘛要排场咯，也要捧场，一百块、两百块。叫我讲起来，这种模式属于上档次的生活，比较的就是谁更有腔调。”

    一个花篮100块，送一个也就送了。演艺歌厅的常客大多是开厂的，开饭店的，炒股的，还有外商，以及各色有头有脸的人物。

    “现在讲起来，一些大老板一下子就因为送花把自己的事业败掉了。有的人完全就是要面子，或者说是有瘾头了，每天都要去歌厅，去了就买花，那个时候没刷卡的，全是带现金的，最起码一万块，屁股后头一塞，塞好了，带两三个小兄弟就一道去了，买到最后甚至连出门打的钱也用光了。”陆唯回忆说。

    周立波过去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及过他曾在夜场一掷千金的故事，90年代是风起云涌的时候。弄潮儿们坐在沙发柔软的靠背上，几杯老酒下肚，歌声款款佳人在侧，难免会有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感觉，也许那些一掷千金的朋友们并不敢相信，有一个更好的时代，还在后面。（记者　戴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