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我对张维迎先生关于“中国模式”“埋葬凯恩斯”等等文章的错误观念提出批评以来，张维迎先生又发表了一系列议论，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一些捧杀的、廉价的喝彩，使张维迎先生不仅在经济学中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走到经济学以外，表现出多少有些可笑的无知了。例如，在张维迎提出的对下一步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领导力和理念中，张维迎似乎将两者视为可以随意组合、扭捏的面粉，而不是具有规律性的内在联系。

    全部人类历史证明，真理或正确的思想理念，本身就隐含着不可战胜的、必胜的历史和逻辑的力量。即使开始是弱小的，也必然越来越取得人民的拥护而成为强大的实践领导力量；反之，错误的思想理念，即使暂时强大，但实际上只是貌似强大的假象，无法掩盖实际上的怯弱，它必将走向没落和失败，不可能具有强的领导力。张维迎先生看来是将企业管理学的某些因素抽象出来，脱离实际，然后像和面条一样随意参合，得出了强的领导力、弱的领导力，正确的理念、错误的理念等四种因素，然后随意参合，形成了强与正确、强与错误、弱与正确、弱与错误的四种口味搭配，这样的历史观纯粹是玩笑。张维迎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举的清王朝的例子本身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当清王朝失去历史必然性以后，即使领导力貌似强大，但竟被武汉起义的几杆陋枪就轰然倒下。而改革开放理念即使开始极其弱小，却可以因为符合中国国情，而成为举国一致的历史潮流。可见理念与领导力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联系的，不是随意参合的面粉！顺便说一声，张维迎还提到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思想，不知道他是否理解还有一种道家“柔弱胜刚强”古代辩证法理念？其实，张维迎在很多文章中，他表现出是一个喜欢信口开河、制造新闻事件的表演艺术家，而对于“凡是现实的都是是合理的”“真理必然在发展中展开自己的合理性”这样的黑格尔辩证法缺乏理解。正是在一种非此即彼的机械论的历史观念下，张维迎再次将“中国模式论”作为所谓“第一个理念陷阱”，加以不讲道理，而是粗鄙的嘲讽。

    张维迎先生继续坚持说“‘中国模式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不是中国人自己做对了什么，而是抄了别人的。虽然中国一些抄西派学者经常将别人的东西抄了以后，然后变成自己的创新去领取奖励。但这并不妨碍张维迎轻蔑地说中国过去是一种“寄生经济”，并用这种带有侮辱性质的言辞来评价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使人们多少感到有些缺德！他举例说“看看现在所有的技术成就，我们中国人在用在电脑、手机，在开汽车，在上网络，……。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并不证明自己聪明。”

    首先，正如去年我已说过的那样，“中国模式”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不是张维迎所说的一个理念，更不是错误的理念。因为不论张维迎高兴还是不高兴，“中国模式”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一点连张维迎也无法否认。正是这个模式放手发动了民营经济，形成了今天的混合经济局面。

    在张维迎看来，过去改革取得成绩都是抄了别人的，可是他忘记了，人类文明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学而时习之，继而创新之，古今一致，中外无异。李约瑟证明，在过去几千年中，西方也曾抄了中国很多的东西，四大发明一度照亮了西方的中世纪。而那些张维迎看不起的“劳什子”就是中国人民在过去创造的，不是西方的。在这里我没有丝毫意思说明中国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只是说，不要妄自菲薄，将自己民族的东西说得一无是处。

    中国人其实是很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痛心疾首地知道，自1840年后，中国确实落后了，从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人类最伟大的现代化进程，虽然错误不少，但成绩更为壮观，当然，一个大国发展有许多自己的特殊的东西，无法抄袭，只能自己创造，因此，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绝不是简单地可以抄的。在此，我稍稍提一句张维迎先生自己与他人争得不可开交的“双轨制”，张维迎难道不觉得“双轨制”也不幸是存在于其中的“中国模式”的一点点内容？以此说“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并不证明自己聪明。”是否有几分刻薄？

    中国改革是中国近代160多年发展道路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展的东方人口大国的具体条件，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小国，中国无法重复西方发展道路，只能走新的发展道路。即：坚持产权制度改革，实行市场化、民营化，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实行科教优先发展和内外双向协调发展战略，走跨越式的、由高新技术产业引导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发展，不能先工业化，而后才搞现代化，必须将工业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改造传统产业，全面发展服务业，实现现代意义的新型工业化。

    中国不应忘记，对于中国这样拥有巨大生产潜力的国家，其进出口足以影响国际市场价格，不可避免地将遭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因此，一个人口以亿计的大国应当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双向协调发展模式。中国应当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注意沿海先进地区与内地的内部循环，启动内需，这样一旦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受阻，国内市场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中，中国不应当忘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力资源，经济中可开发智力资源从比例上虽然低，但从总量上则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而人力资源是可复制、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因此中国可以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直接利用、掌握了现代科技的人才，发展以知识、技术为本的高技术产业，以此迅速积累资本，通过技术进步，改造国内现有企业，大踏步进入世界市场。因为，信息化特别适合中国大国发展的条件：“信息化是上帝给中国崛起准备的礼物。”

    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采用外向型发展模式，使其廉价劳动力与国外资本结合，并成为世界工厂，从90年代开始，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经历了迅猛的增长，促使中国成就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GDP总量甚至迅速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向世界第二或第一大经济体进军。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中，发达国家已经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进发，从比较利益出发，高新技术产业的垄断利润远远超过传统制造业，而昂贵的劳动力成本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将传统制造业向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持续发展到进入与发达国家同一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平等竞争。一旦发达国家感受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竞争，他们必定会以“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再度陷入“增长陷阱”。事实上，目前，远未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的中国的巨大需求和供给能力释放出来，已经引起国际市场的强烈抗拒，从而引起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理论信仰在各国民族利益的左右下彻底动摇了。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大国发展的市场壁垒和技术壁垒一直顽强地存在，发达国家给中国留下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它们只愿转让在它们已经是夕阳产业的空间，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中国必定会遭遇到发达国家的限制。

    事实上，当中国越来越想要挣脱传统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向先进技术大国进军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在采取措施，坚决地阻止中国发展。在这时候，发达国家教给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原则也失灵了。以国家利益为借口的政府干预和技术壁垒将是对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大障碍。根据商业部调查统计数据：在2002年，中国各行业遭受技术性壁垒的直接损失为170亿美元，有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遭遇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欧盟、美国、日本的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占总损失的95%。

    当然，中国模式并没有固化，我们一直主张：必须深化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本身还在发展，这包括几个要点：第一，必须实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方面涉及广大农民的生计和出路问题，这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轨的基本难题。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工业化也必然中断。另一方面是因为现行土地承包制没有解决如何集中土地以便引入现代农业生产方式问题。两方面因素都要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第二，改革的方向和实质问题是民营化问题。因为经济本是由民间公平竞争的事，政府只是裁判者。第三，解决推进工业化的市场问题。市场取向必须有市场，但是中国内需不足，外需有限。虽然赶上西方国家后工业社会，传统制造业外移机遇，采用外向型战略取得巨大成功，但是，与中国巨大人口的巨大生产能力相比，市场仍然有限。本次金融危机出现的面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无法回避的障碍。（李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