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正反面

     中国政府庞大的管理体系一直可以延伸至7315个城市街道、8.4万个社区，以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59.1万个村庄。一旦被组织和动员起来，它可以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在吃不饱饭的年代，它可以动员几十万人研制出“两弹一星”；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时期，它可以让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30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当地处偏远的山区发生特大地震，它也可以在短短的几天内从全国各地组织数以亿计的救灾物质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

     调动、配置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政府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反过来看，这一能力一旦使用不善，也会给经济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设置了过多的门槛。

     海南有位名叫邢诒川的人大代表，记录下一个投资项目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的整个审批流程：最少要花费272个工作日，需经过土地获取、方案审查、工程许可、联合图审、施工许可、预售许可、竣工验收、房产证办理共8个阶段，并且需要10多个不同部门的100多名官员在30多份文件上签名、盖章。

     去年底，一个姓周的“北漂”小伙因办理出国护照，先后在北京与老家河北武邑县之间往返6次，按工作人员要求补办无犯罪证明、公司在职证明、本地身份证等5种证明，来回近3000公里。

     而在广州，一个名叫曹志伟的市政协委员经过数月的调研后得出：中国人一生最多可能要办400个证件。其中，常用的证件、证明103个，如果把它们首尾连在一起，不仅是一幅长达3.8米的长卷，也是“一个人的一生”。

     这些证件的管理涉及政府的24个部门。其中，管得最多的是社保部门18个，接下来依次是公安部门17个、民政部门14个、教育部12个、卫生部门7个、国土房管部门7个、计生部门6个、税务部门3个、交通部门2个、畜牧部门2个、残联2个。

     手握行政审批权的官员们有的借此进行利益寻租。国家药监局有个叫郝和平的司长，很爱打高尔夫，经常像打出租车一样乘飞机到全国各地去打高尔夫。而那些求他审批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总投其所好，总是“赠送”给他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价值50万元的会员卡前后他就收受了3张。最终，这些会员卡也将郝和平送进了监狱。

     设置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事项，不仅是腐败的根源，也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国家信访系统平均每天要受理大约20000件信访。访民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企业改制破产、土地征用和承包、城市拆迁、涉法涉诉等突出的社会问题上。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西街甲1号的国家信访局接待处每天早上8：00一开门，就会涌入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上访者。他们中有37.78%的人因为法院不立案，28.48%因为判决败诉，而13.35%的人则是因为胜诉却未能执行。

     这些人有一半会告诉接待他们的信访干部，来京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见到中央领导人或得到一张他们的批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也有例外，一个名叫许桂芹的上访者，万万没想到三年前在这里接见她和丈夫的是时任总理温家宝。

     40多万信访干部每天除了倾听埋怨声、哭声、骂声之外，还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大庆前夕，河南省先后有4名信访干部病累交加，倒在工作岗位上；而2010年6月，黑龙江一名叫魏广春的信访干部在办公室被情绪激动的上访者用尖刀刺死。

     要破除审批权给社会带来的种种阻碍，就需要政府简政放权。简政放权不仅能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还可以铲除腐败、消除社会矛盾。2001年至2012年，国务院先后六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各省区市取消和调整了3.7万余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8.2%。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说，去年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新注册企业增加了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创十多年来的新高。

     截至今年2月，75个国务院部门中，有47个部门公布了所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共计1031项。其中，国税总局以87项位列第一。国家林业局以76项紧随其后，其中包括“进入林业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事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拍摄影片、登山等活动审批”。

     治理的成本

     每天，中国政府会有353.8亿的财政收入(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累积129143亿元)。一年下来，这笔钱如果按现在的金价把这些钱全部兑换成黄金，总重量可达5.5万吨——大概与满载时的辽宁号航母相当。

     负责征收这么一大笔税收的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80多万税务人员。这其中有27.7万是位处征管一线的税收管理员，他们大多数职级不高，却是税务系统直接面对纳税人的主力，平均每人管理120多户纳税人。

     他们中有一位叫王安彬的税收管理员，有次为了征收7.6元的营业税走了30多里的山路；而去年沈阳有对夫妇为通过买卖房屋获利同时逃避交纳个人所得税，频繁离婚复婚7次。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每天的财政支出380亿元。其中，包括数额巨大的“三公消费”。近年来，全国“三公消费”总额已突破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公共财政收入的7.67%。

     去年，仅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就高达79.69亿元，这笔钱可以建造3个国家大剧院。其中，因公出国(境)费21.36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3.99亿元，公务接待费14.34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均出国花费11.26万元，相当于6个人去夏威夷旅行一次的花费；58.23万人的国税系统公车保有量49850辆，与整个上海市拥有的出租车总量50000辆相差无几。

     在每天的财政支出中，公务员的福利待遇所占的比重也不可小视。中国的公务员收入千差万别，深圳的一个街道的公务员可能比西部一个副县长的收入都高。

     尽管绝大多数公务员都认为自己的收入偏低，但相对于其他城镇人群的平均收入来说，他们却是名副其实的中高收入者。

     20年前，1993年即中国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分税制改革之前的那一年，企业、事业和机关人员的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比例均为1.0，也就是说，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和企业人员“大体持平”。

     但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企业人员从未达到全国平均值水平，而机关人员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从2001年开始，后者的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以上，2008年超过平均水平15%。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在中国18个大行业中，仅低于信息和软件业、金融业、科研与技术服务业、电力燃气业、采矿业以及文体娱乐业等六个行业。

     那一年，比公务人员享有更高的平均工资的行业有就业人员1925万人，占全国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12192.5万人的16%。换言之，2008年1157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当年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分布上，占据了74% 84%的位置，处于中上水平。

     公务员依据不同的级别还可以享受购房补贴标准，科级以下60平方米；正副科级70平方米；副处级80平方米；正处级90平方米；副司局级105平方米；正司局级120平方米；副部级190平方米，正部级220平方米。

     副部级以上干部配备专车，正部级配车价格不超过45万元，副部级的不超过35万元，一般公务用车配备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

     退休后，正部级干部仍可保留专职秘书和专车，每季度体检一次，如果生病，所有医疗费用都可报销；副部级干部每年体检一次，个别进口药的报销有所限制。

     能够享受到副部级医疗待遇的除了全国数以千计的副部级干部之外，还包括1601位两院院士和几百名健在的老红军。

     尽管福利待遇不错，但仍有不少官员利用手里的职权牟利。

     苏州吴县市渔政管理站阳澄湖分站有一个叫李永元的站长，早晨一碗泡饭和酱菜，一年四季常穿制服。但就是这样一个平时生活十分俭朴的公务员，被查侵吞国家资产300万。尽管这些钱，他一分都没舍得花——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没事翻存折，看着上面的数字不断递增。

     去年，每天有498名干部落马，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中纪委全年共查处违纪干部超过18万名，其中包括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李春城等在内的31名中管干部。

     中纪委几乎每一天半就会直接查办、督办、转办一件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例，这其中就包括直接查办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等5起案件。

     李阳林对此深有感触。他知道的很多政府机关都减少了宴请。他说，以前很多人一晚上要转两三个宴会，“现在好了，酒不喝了，身体压力小了，晚上还能早点回家”。(记者/ 蔡如鹏 本刊新媒体部陈飞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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