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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18年冤狱当事人:望涉案人员公开道歉(图)

来源:新京报-- 2014-04-30 16:21:25 字号:TT

    4月27日,田伟冬驾车带着怀孕的妻子去西湖游玩,其母亲说,儿子出狱后一度性格孤僻,不与任何外人交流,一年后才逐渐适应。家属供图

    田伟冬家的4层小楼门前,仍挂着去年结婚时的彩灯。心形的花环里,写着“田伟冬谢爱妻”。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摄

    ■ 人物简介

    入狱前,田伟冬,21岁,饭店厨师;陈建阳,20岁,宾馆门卫;朱又平,20岁,轧钢厂工人;王建平,19岁,水电工人,田孝平,刚满18周岁,还没找到正式工作。

    1995年,杭州市萧山区,在缺乏作案工具、指纹证据,主要依赖口供的情况下,这5名青年,被断定为两起抢劫、杀人案的凶手。4人被判死缓,1人被判无期徒刑。

    这场冤案终结在2013年7月2日,浙江高院开庭再审,5人被当庭宣判无罪。

    现在,距离最晚获释的王建平出狱,也整整一年了。

    “咔嚓一下,人生被截掉一大块,缩短了。”

    说这话时,田伟冬脸上还带着惊恐。

    他们都还没能走出过去18年间被称作“罪犯”的阴影。

    如今,萧山案的“五青年”都已接近不惑之年。

    尽管获得了高额的国家赔偿,但如何忘记过去、生活在当下、规划未来,对他们而言仍是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题。

    人人都说四十不惑,但面对现实,他们却更加困惑。

    烙印

    除了家人谁也不信任

    4月24日,田伟冬坐在咖啡馆里,表情平静。

    他考了驾照、买了新车、结婚生子,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出狱后的田伟冬和其他4人一样,正努力弥补错过的日子,迈入新生活。

    但18年的牢狱之灾,仍然是他们记忆的禁区。

    田伟冬更愿意回忆出狱那刻的感受:“就像从坟中爬出来。在里面很压抑,出来却瞬间失重。”

    2013年1月11日,监狱门外,刑满释放的他和妹妹抱头痛哭,然后恍惚地回家,从大门口直径将近一米的火盆上跨了过去,预示着摆脱晦气。

    新生活却甩不掉监狱里的烙印。

    恰逢梅雨季节,萧山多雨潮湿,连续4天,每天凌晨3点,脊椎骨的剧痛把田伟冬惊醒,这是在狱中落下的病痛。

    今年4月27日,穿戴整齐、鼻梁上架着眼镜的田伟冬,开车带着怀孕的妻子去西湖游玩。

    尽管西湖距他家仅50多公里,但这是他刑满释放15个月后第一次去。

    母亲陈君(化名)说,儿子刚出狱时性格孤僻,不愿迈出大门一步,拒绝与任何外人交流,一年后才逐渐适应。

    比田伟冬晚一个月出狱的朱又平,拽出监狱里的各种印记,书信、证书、衣服,全部撕碎,摔进垃圾桶。

    他决计不再回忆,想彻底告别过去,为噩运画个句号,但还是时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

    监狱是长明灯,晚上睡觉不关灯。朱又平回家第一晚,辗转反侧,关灯太暗,开灯又太亮。床头灯开开关关好多次,凌晨3点才睡着,5点不到就起来了。

    4月26日,饭桌上,田孝平呼呼地扒拉着米饭,午餐只花了两分钟。他说这是在里面(监狱)养成的习惯,想改都改不了。

    王建平曾在新疆服刑,想起当时“烈日下,每天跪在地里摘棉花,一顿只能吃两个酸馍馍”的情景,这位倔强的中年人还是会忍不住掉泪:“我最好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

    这5人中,田伟冬是减刑最多,最早刑满释放的人。“谁不想早点出去,只要有机会就会抓住,拼命表现。”田伟冬解释自己当年的状态。

    在他看来,人性的多面在监狱里已发挥到极致,这也致使他刑满释放后,不再信任除家人之外的任何人。

    他说他不适应城市,太多新鲜事物需要去重新学习。第一次站在ATM机前,他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它吞进银行卡后再不吐出来。

    18年留给5个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创伤,屈辱、压抑、顺从。走出牢狱之灾,他们都承认,脾气变得暴躁,怒起来很难控制。

    他们倒不避讳谈论感情,这5人中的一位,因为这种脾气给婚姻带来麻烦:和新娘办酒席才两个月,他们就争吵不断,最后迅速离婚,潦草收场。

    “经历这磨难,你就知道,烙印永远跟着你。”离婚者垂首沮丧。

    逃离

    怕孩子听到父亲蹲过牢

    每天清晨6点,陈建阳会被萧山小城的喧闹声吵醒。

    18年间,房子和街道变了模样,这片中国县域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域,如今让他熟悉又陌生。

    睁开眼的一瞬,他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今天要做什么?”

    答案永远只有一个。

    暂时没工作,不用按时上班,除了和4位狱友碰面,聊天喝茶,陈建阳几乎没有其他交际。

    他们频繁约见,交流前一晚失眠、做噩梦的经历。

    “一天”总觉漫长,临睡前,第二个念头像是如约而至:“人生还来得及吗?”

    很多个夜晚,即将迎来40岁的陈建阳总是自问,他担忧、整晚失眠,循环往复。

    一早一晚的这两个念头,成了他的心病。

    半年前,他索性离开了老家欢潭村,搬到萧山区的中心地段居住。

    “城市大,不像老家,大家都关注你。”陈建阳有时害怕被关注。

    他将另一个逃离的理由归结为钱。

    2013年2月,陈建阳获假释,5个月后,宣判无罪。再后来,他拿到了一笔国家赔偿金,来探视的亲戚朋友挤满了陈家那栋有二层半小楼的院子。

    在陈建阳看来,那些嘴边的关心,说着说着就落脚到“钱”字上:“国家到底赔了你多少?”

    赔偿款的具体数目,陈建阳不愿透露。“社会上传言很多,村里说赔了我们几千万,完全和事实不符。”

    根据国家赔偿的计算公式,媒体曾保守估算,陈建阳等5人将可能获得总计超过530万元,这也会创下国家赔偿的纪录。

    530万,陈建阳对此只是含糊带过:“差不多吧。”他不想让大家只关心赔偿:“再多的钱又怎样?我父亲说过,就算赔我再多他都不接受,唯一可以接受的,是赔给他一个十二三岁的孙子。”

    在朱又平看来,老家是必须要离开的。他担心孩子在这里长大后,有人提及他的往事。即便他是清白的,也不愿孩子知道自己有个蹲过大牢的父亲。

    “这是以后可预见的、一定要面对的东西。”朱又平说。

    家乡可以逃离,但逃不开的,是未来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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