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

    应对中年危机经验值为0

    “你觉得我心理年龄多大？”陈建阳问。

    他始终觉得他们5个人即将迈入四十岁的躯壳里，包裹着和年龄不匹配的心理状态。

    “我们也会遭遇中年危机。”陈建阳说，但比起同龄人，在应对家庭和事业遭遇的危机时，他们的经验值简直为0。

    田孝平的父亲患了癌症，医院宣告已没有必要救治，他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照顾老人最后的时日；王建平的爸爸刚刚做完开颅手术，生活也难以自理。父辈相继出事，让他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缓过劲来。

    “这些事，同龄人都有可能会遇到，但放到我们身上，就觉得生活更加不易。”陈建阳说。

    刚出狱时的田伟冬还曾满怀希望，凭一技之长找份工作，证明自身的价值。

    在监狱服刑时，他曾经过几个月的短暂培训，后被调入卫生站做护工，“几乎是拿着听诊器，听见同监狱的犯人心跳停掉。”

    但这项经历并没给他的求职带来加分。

    他在监狱里还参加了成人自考，读了物流专业。出狱后，他研究了快递公司和电商的物流，却发现在狱中学习的理论和实际完全不符，还是得从最基层的快递员干起。

    快40岁了，还得和20多岁的年轻人竞争，想到这，他放弃了。

    陈建阳倚仗的是那笔国家赔偿金，他想到了创业，把目标定位在机械加工厂。

    他觉得自己有行业经验。

    陈建阳曾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这里素以关押重刑犯闻名。他曾是监狱机械加工车间的操作工。“在流水线上我是一把好手，比别人要熟练得多。”讲到这儿时，陈建阳脸上露出少见的自信。

    但因为脱离社会多年，他对市场缺乏判断，拿不准方向。

    带着疑虑，他向曾采访过他的记者咨询，对方说：“这已经是夕阳产业，要投资最好谨慎些。”

    从陈建阳的老家欢潭开往萧山的公车上，沿途能看见林立的机械加工厂，但都已破败衰落，陈建阳忧心忡忡。

    果然，开业3个月，经营一直没起色，厂子最后被迫关门，赔了一笔钱，留给陈建阳的，是一片搁置不用的老旧设备和厂房。

    他倍感挫折。“一下没了信心。”他耷拉着脑袋说，“除了这个，其他我什么都不会。”

    选择

    高不成，低不就？

    折腾过后，陈建阳和兄弟们琢磨，怎样使用赔偿金，能为今后的生活提供永久的保障。

    此前，萧山案工作组和他们协商的结果是，经过5人同意，直接扣除一部分国家赔偿金，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置换萧山的一套房产和一间商铺。

    按照工作组的说法，这套房产和商铺发展前景良好，两三年后即可出租使用，保证每个月有一定的收入来源。

    但陈建阳和朱又平的一致看法是，这点国家赔偿金，相对萧山的经济水平来说，并不算高。

    其实早在今年3月，获知两张案当事人拿到国家赔偿金时，朱又平连手机都没带，就动身前往安徽歙县七川村——张高平和张辉叔侄的家乡。

    “因为有同样的经历，我想认识他们。”朱又平说。张氏叔侄热情地接待了同命之人。

    朱又平更多的关注，其实在“两张”的国家赔偿金上，究竟赔了多少？为什么这么赔？

    此后，萧山案国家赔偿启动，当地政府和萧山五兄弟之间达成了默契：没有人透露这笔赔偿金的准确数字。

    尽管方案已施行，但萧山“青年”想要的远不止这些。

    工作组再次提出方案，可以在萧山的风景区为他们谋一份管理员的差事，月薪3000元左右，工作只是骑着自行车在景区内巡视。

    “其实就是闲差，去养老的。”陈建阳说。

    5人都拒绝了这份差事：“这不能体现人生价值。”陈建阳说，“希望政府能给个就业的机会，工作好点，但隔离社会这么久，不知道哪个机会可以信任。”

    高不成，低不就。他们不甘心平淡，却也无力面对更复杂的挑战。

    最近一段时间，陈建阳和另外三位哥们有了新方向：他们想在萧山开个洗车厂。

    在陈建阳看来，这不需要什么高科技，投资也不大，算是稳妥的选择，只要出点力气。

    “这样的要求不算高吧？”他反问。

    但如何选址、如何与土地拥有者议价，陈建阳希望政府能够出面协商。

    对他们来说，面对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他们倾向于依赖政府，似乎这才能安心。

    尊严

    “要从正门进区政府参观”

    除了生活保障，陈建阳和田伟冬都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追责。

    这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念想。

    2013年7月，被宣判无罪的第二天，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负责接待的副局长向陈建阳等5人当面道歉。

    但“五青年”更希望有另一种形式的道歉：萧山案牵扯到的所有相关人员，能集中在一个公开场合和他们见面、道歉。

    他们说，并不是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只是觉得这样的方式才能真正接受。

    此前，他已经实现了酝酿长久的另一个诉求：进入萧山区政府参观。

    那是7月的一个下午，陈建阳带着另外两位当事人，欲进入萧山区政府大门，值班的保安拦下了他们。

    他就站在路边，双手揣在兜里，来回转圈，为了能进入这座威严的建筑，这些刚刚离开监狱的“青年”们在门口与保安对峙起来。

    “我是正当公民了，就想进去看看，为什么不让进？”陈建阳较真劲儿上来了，决意进去看看。

    保安仍旧不让登记，陈建阳最后只能打电话，叫来了萧山案工作组的领导，最终如愿进入。

    在进入前，他一直强调：“我要从正门进来，不走侧门和小门。”

    他明白，这种举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意义的东西多。

    “人家感觉很可笑，可对我们来讲，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这是我表达尊严的一种方式，我要争取。”

    ■ 事件背景

    1995年3月20日和8月12日

    杭州萧山农垦一场、坎山镇青风加油站附近，先后发生劫杀出租车司机命案。警方侦查认定系陈建阳、田伟冬等5青年所为。

    1997年7月

    陈建阳等4人一审分别被判死刑、死缓，田孝平被判无期。陈建阳等4人上诉，后改判死缓。

    2011年7月

    杭州警方比对指纹发现，一盗窃前科人员“项古顶”指纹信息，与3·20案现场提取指纹信息一致。

    2012年12月

    3·20案“真凶”项生源(即“项古顶”)归案，今年1月被批捕。项主动供述了作案经过。

    2013年1月

    浙江高院对“萧山5青年劫杀出租车司机案”立案复查。

    2013年7月2日

    萧山案再审改判，浙江高院撤销原判决，5青年两起抢劫杀人罪不成立。此后5人申请了国家赔偿。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罗婷 浙江杭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