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在某些官员看来，请客吃饭则是他们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5月13日，新京报评论称，纵横商界、政界的“大佬”刘汉，曾以一顿百万的“天价饭局”打通与高官结交之路。怎样让官员在“天价饭局”前止步，长期以来都是反腐的重点。

　　2013年被媒体称为公权的“禁令之年”，从“八项规定”到“六项禁令”，再到“纠四风”，规范吏治、整肃官场成为了今年各地政府的重头戏。严令之下，官场吃喝之风是否得到了遏制？

　　一天82万个公款饭局

　　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朱光明教授曾表示，在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几天没有饭局就“馋酒”，工作没有精神，还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70%的精力都花在了酒桌上。

　　朱光明指出，“公务接待现在既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又是挑起官民矛盾的重要因素，必须赶快刹车”。

　　无独有偶，2014年3月，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主持的一项调查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按照张仲梁的调查，2012年，我国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1次饭局，省政府的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3次饭局。

　　到了基层，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则更长：市长平均每周15.1次、县长则达到了每周18.2次，按一周五个工作日计算，相当于每个工作日有3.6次饭局，每天的饭局甚至需要赶场。

　　触目惊心的数据让张仲梁回忆起自己曾在联合国的一次经历。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给张一瓶矿泉水，并说自己喝的每一瓶水都是工资买的，这让张仲梁大为惊讶，“在联合国，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为自己办公室内的水付账，不管你是自己喝还是请人喝。这就是公私之间严格的界限。”

　　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会吃掉多少钱？2012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曾提交《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建议》中提到，2012年全国公款吃喝的开销已经达到了3000亿元。按平均每个饭局花费1000元计，每年大约有3亿个公款饭局，平均每天有超82万个公款饭局。

　　“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挤占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为此，九三学社在《建议》中针对“公款吃喝”提出建议，“将公款吃喝等浪费问题纳入《刑法》调节范畴”。

　　饭局里边有文章

　　廉政瞭望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吃饭喝酒在官场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官员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仅从餐桌的摆放和宾主的座位安排上，官场饭局就大有文章。

　　湖南衡阳市接待处网站上甚至专门有一篇文章介绍了餐桌摆放的玄机：多桌宴会各餐桌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1.5米，主宾桌四周和主通道的距离应不少于2米，餐桌距四周墙壁应不少于1.2米。

　　“一块桌布都有非同寻常的含义”，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对此颇有心得。如果有几桌客人，且难以用方位设置的办法来突出主台，就要利用主台与其他餐台的桌布色彩不同、餐具的不同来突出主台。为避免敏感的“次序高低”问题，在桌次安排上不用数字，而是通过花卉名称不同加以区别。

　　和民间请客一般由主人点菜不同，官场上的主位者往往不会亲自点菜。“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通常会在领导来之前把菜点好，等主客到达之时凉菜必须上好，绝不能让桌子空着，这是大忌。”

　　这位副秘书长是北方人，他说以单位名义宴请客人有一定规矩：一般副主陪在主陪的对面，1号客人在主陪的右手，2号客人在主陪的左手，其他可以随意。但有些地方经常会让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名司机，“大概他们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禁令之年”的吃喝尺度

　　2014年3月，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曾在一次讲座上笑称，自己开会、处理各种文字的时间大幅缩短，“是八项规定把公务员们从文山会海中，从酒桌上解放了出来。”

　　前文提到，根据张仲梁的调查，2012年各级干部有很长的时间花在吃饭上，而到了八项规定出台的2013年，数字出现了急剧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饭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级0.5次、市长10.2次、县长12.2次。

　　官场上因此流行起这么一种说法：“没想到八项规定的力度这么大，范围这么广，影响这么深，效果这么好。”

　　廉政瞭望曾以西部某县为样本调查官场“吃喝尺度”的变化。该县工业较发达，人口50多万，2012年GDP约为150亿元。

　　该县财政局副局长表示，八项规定出台已有一年多，三公经费大大减少，2013年省下了1400多万元。在这1400万元中，“饭桌”上用的钱大幅减少。全县2013年前10个月，共接待中央、省市客人70余批，2100余人次，接待费用同比减少30%。一名公务员的公务接待费用预算，本来是一年一万元，在2013年压缩至9000元。

　　该县县委书记带着方便面下乡人尽皆知，还一度登上过省级媒体。据一名纪委干部回忆，有一次来了上级领导，要留人进餐馆吃饭被婉拒，“你们县米粉有特色，最出名，要不然我们就一人来一碗米粉如何？”

　　官场的吃喝接待少了，官员们也自由闲适了不少。国土局一名工作人员说，“以前自己搞接待，一个星期要参加四五次饭局，现在一个月都吃不到两次，‘三高’也降下来了。”县里的普通民众看到了往日见不到的景象：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各部门官员甚至有县领导，在河边陪着老婆孩子散步闲逛。

　　张仲梁的调查也显示，2013年，官员工作节奏明显改变：逐渐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招待和饭局减半，在家时间平均增加了30分钟。

　　公款吃喝少了，餐饮业的收入也随之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前两个月，高档餐饮酒店等“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增长仅为8.4%，同比下降3.3%；商务部的抽样调查也显示，北京、上海、宁波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分别大体下降了35%、20%、25%。

　　数字是否能反映官场饭局得到了有效遏制呢？答案或许不能让人乐观。据廉政瞭望报道，中部地区一名县委秘书长王安东表示，“虽然各地纷纷出台针对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吃，我们只能转战第二、第三战场。”

　　相对于高档星级餐厅，“二三线战场”更为隐秘。“吃得最多的是单位食堂，当然也有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酒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反贪局的审查点吃的，那里的厨师是从五星级酒店请来的，手艺不错。”

　　除了单位食堂，不少地方都被开辟为“二三线战场”：

　　2013年1月新京报报道，甘肃、福建、河北、河南、内蒙古、四川等10余家省级驻京办餐厅，至少3日内餐厅的包间和宴会厅都已预订一空，“主要都是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和年会”。

　　2013年4月，有媒体暗访了北京几处分别位于公园、古寺和胡同里的就餐场所，发现这里就餐价格高，并有公车的身影。一名服务员表示，他们接待的领导很多。

　　看来，想要遏制公款吃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