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以来，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腐风暴、福利改革……催生了公务员的新焦虑症，越来越多的官员跳出体制，酝酿第三波官员下海潮。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公务员热”的退潮恰恰说明市场正在起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既好又坏的时刻，在公务员普遍焦虑的同时，这个群体也在进一步走向规范和职业，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最终推动改革。

    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国考”也在降温，2014年公务员报考人数比去年下降了36万。

    高压之下，基层公务员神经长期绷紧，但这并未得到大范围的重视。

    “大领导如果一出事，整个系统都会面临洗牌。首当其冲的是，工资待遇肯定会进一步被削减。” 王斌说。

    “高层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肃贪将公务员职业复归平常，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才能推动改革。”

    在体制内浸淫二十多年、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于波，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要离开这个体制。“八项规定”刮走了逢年过节的购物卡，曾经引以为傲的社会地位和面子也受到挑战。

    身为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长，于波以前无论走哪，别人都会敬他三分，现在，谁都可以调侃他一番：于局还好吧？没进去吧？

    “既没有利益带入，又没有正面形象，你觉得我继续待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波说，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他就立马辞职。

    他身边已经有不少人在付诸行动，其中不乏一些大的领导，比如该市建委的一位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在全国，也不时传出公务员下海的零星个案：2014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2013年10月，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去了一家律所。东部某市的法官出走太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文要求警惕法官辞职。舆论预测，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

    但是在风声鹤唳的官场，更多的人像于波一样，选择继续观望，在辞与不辞之间挣扎。浙江省心理医生赵国秋发现，八项规定推行的最近两年里，找他看病的公务员比过去明显增加。赵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牵头人。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的分数比较高”，比2007年调研时更为严重。

    “糖”没了

    没完没了的应酬，一度令王军这个东部某市供电局的处长叫苦不迭，一开始，当禁止吃喝的大棒挥来时，王军还长嘘了一口气：从此可以解脱了，但接二连三的规定，让王军很难再快乐起来。

    先是每个月5万块的奖金不见了，接着连哈根达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前不久，电力系统还给所有处级干部的公车上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意味着如果王军想公车私用，后台一目了然。

    “这哪是在当官！”王军说，他已经很久没敢出门吃饭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证清白。这种做法在他的官场朋友圈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王军或许不知道，其他系统的官员面临的监管不比他松。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广东某市官员的离任审计变成三五年审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风监督员隔三差五就上门……

    “最近我们正好要搬家，办公室有点乱，被监督员看到了，立刻对我们提出批评，说公家单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员记得，上回，某单位违规发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报一下。

    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2.45万起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数以万计的干部因此受到处理。

    乌纱难保的风险，使得每个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执行时中央到基层由此层层加码。王军的领导交代：“你们私底下说话注意点，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讲。”原本就谨小慎微的官场，变得更加噤若寒蝉。中午到食堂吃饭，王军发现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谈国事，“就好像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一样”。

    在上海某市直机关，正科级干部陈斌也早就嗅到了这股紧张的气息。和所有人一样，陈斌知道组织干部处处长辞职的消息，也是通过一张A4纸大小的布告。刚刚过去的4月，这个消息像一枚炸弹，在单位里炸开了锅。

    “他已经快五十了，又在那么重要的职位，他的离开确实有违常识。”陈斌说，这位处长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估计一个月前就提出辞呈。而在他的视野所及，已经离开的远不止这个处长。一个实权部门的副处长，去了某房企当营销主管，另一个科长，也在最近办了离职手续。

    出走的原因无一例外都跟福利没了有关。以前一年到头，陈斌所在系统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动用工资卡的钱：住宿有单位宿舍，吃饭有食堂，每个月还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过节发的购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来能有个五六万，这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但现在过年连贺卡都不发了。

    “像这位副处到手的年薪也就十万，最近刚生了娃，压力很大。”陈斌说，自从2006年上海社保案之后，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调整。

    于波印象中，最近十年工资不仅没有升，如果按货币购买力来说反而降了。“我现在每个月到手的钱就2600块。”于波说，二十多年前他刚进单位的时候，还能是中上等，他现在的收入在当地只能算是中下等，连他做农民的哥哥都不如。“他打工一天就能挣一两百。”

    不同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于波所在的城市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福利不是很高，也就偶尔发点日用品，过年过节别人偶尔送条烟。“就像给小孩子糖吃一样是快乐的，现在就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了。”

    “不消极，也不积极”

    对于一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大单位来说，三个官员的集中离开看似不能说明什么，但在陈斌印象中，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他进单位十年，只走过一个人。

    体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务员成为中国流动性最小的职业群体。名校硕士毕业，放弃外企高薪，陈斌当年挤破头考公务员图的就是它的稳定和旱涝保收。他参加国考的2003年竞争还不像今天这样惨烈，那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公务员热刚刚兴起，之后十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屡创新高：2003年才8.7万人，2010年已经突破140万大关。

    跟陈斌这一代80后相比，于波这一代60后看似幸运——国家包分配，但要想获得体制的敲门砖并不容易，于波当年所在的班级只考了两个大学生。于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学生，他们往往被认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后来很多同学下海经商，于波仍然坚守在体制内，他想以一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激浊扬清。

    最开始，体制带给他无限的荣光。五个兄弟姐妹中，于波是唯一的大学生，家里人也觉得长脸。可是后来每况愈下，现在，朋友聚会，于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务员就不提。

    日子过得紧巴不说，工作压力比以前也要大。前段时间，省工商局在他们下边的县抽检了一批化肥，有不合格的产品。以往，于波看到报告之后，肯定让县下属的工商所处理一下就完事了。但现在因为生怕举报，于波的第一个反应是亲自下去督导，并就报告中出现的同批次问题产品，扩大到全市进行追查，确保万无一失。

    “不干事怕被处分，但只干好本职的事，不会主动去干别的。”于波说，不消极但也不积极。

    对于电力系统的王军来说，每天的日子同样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不出安全事故，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根高压线，但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2013年6月5日晚，王军所在的东部某市一根500千伏的越江电缆发生故障，导致数个主城区的部分区域停电一个多小时，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尽管事后查明故障电缆是由法国企业制造安装，但是该电网的副总还是被免掉了。

    “上边很紧，但下边是一盘散沙。”王军说，“这次事故有其偶然性，但也是高压之下的一个连锁反应。”

    两组调研数据的变化，部分印证了基层公务员消极怠工有愈演愈烈之势。2008年，重庆市发布了一组调研数据，不低于50%的公务员时常倦怠，2013年，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79.89%的基层公务员存在有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

    在门诊中，心理医生赵国秋接触到的公务员这两年也明显增加。“主要表现为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躯体化障碍。比如有想辞职的，有晚上睡不着的，有静不下心考虑问题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如何度过现在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

    可以佐证公务员心理问题严重的，还有赵国秋到机关讲学的次数越来越多。最近两年，不下百场，上自省里，下至街道都有。

    赵国秋心理公开课的火爆，或许跟浙江省政府的重视有关。据了解，2007年开始，浙江省启动了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省委组织部、人事厅牵头，省本级财政支持。赵国秋是课题负责人。据了解，最近这几年，推进的速度在加快，调研地范围不断扩大，试点也在从小的试点向面上推。

    但是在全国，像浙江省这样重视的并不多见。曾经在2008年红极一时的中国首家公务员心理健康网已经停止更新多时，创始人是重庆一位退休的副厅级干部。一位接近该官员的心理学界人士说，之所以后来不搞了，跟一些领导打招呼有关，“领导觉得这些涉及公务员的隐私，不便于对外公开。”

    再做“92派”？

    在高压之下，除了零星的官员下海，一股辞职的暗流正在一些基层公务员中涌动，最明显的例证是，在豆瓣小组、QQ群里，公务员辞职的小组比比皆是。

    今年年初，一篇《上海80后公务员辞职自述》在网络引发热议，他在文中的描述，或许可以代表许多年轻人想要逃离体制的心境：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公务员像极了温水中的青蛙，慢慢不知不觉被煮熟了，如果当年直接扔热水里头也就跳出来了。被短暂的安逸消磨了奋斗的勇气，最后成为机关里那些碌碌无为人中的一员。

    李飞是其中一个公务员辞职QQ群的管理员，他也是因为受不了体制内的各种压抑才逃离的。离职前，他是西部某市下边的区人事局官员，现在是当地一家小农药种子公司的销售主管。

    离开后，李飞最大的感受是，比以前开心了，价值也得到认同了。“在政府比较务虚，但是企业很务实，只有一个标准，就看你能不能给企业带来效益。”李飞说。

    但是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公务员来说，在辞职问题上更加审慎，养老金是很多人考虑的决定性因素。在现有体制下，如果一个公务员要离职，就等于要净身出户。“如果我走了，一分钱退休金都拿不到。过去20年就等于白干了。”于波说，如果把之前的养老金给我补上，我立马走人。

    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一直以来都饱受外界诟病。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有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并未进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是由财政直接掏钱发退休金。2012年，全国企业职工养老金平均1900元，但同期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是其2到3倍。

    据《财经》杂志报道，人社保目前已经酝酿养老金“并轨方案”。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收入主体将由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两部分构成。但学界普遍预计，整体上不会有大的调整，因为改革阻力太大。

    当养老不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一些人的离开便显得水到渠成。据了解，2013年，在西部某市，有一百多名中年官员集体下海，退休金照发。

    他们的离开，源于一次难得的机遇。该市官员丁明回忆，2013年，该市新设了一区，但上头要求不增加编制，所以市里发出公告，动员连续工作30年以上的老同志提前退休，腾出位置给年轻人，允诺待遇和养老不变。出乎丁明预料的是，报名相当踊跃。

    “这些官员大多前途一片大好，五十来岁，以前都是挤破头，托关系，搞升迁的，现在发现当领导连吃喝的权力都没有了，加上觉得官场人际关系太复杂，也就没了兴趣。”丁明说，其中最大的官，是该市市委办主任。

    辞职对于一个有着一定级别的官员而言并不容易。最常被人提及的一个案例是2000年，中国世贸谈判代表齐红儿想辞职下海的故事。一开始，组织上不让，理由是她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按规定必须在外经贸部其他不涉密岗位工作一年，度过保密期后才能辞职，否则将按辞退处理。但齐红儿去意已决，果真就被辞退了。这意味着她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公务员序列。

    上述市委办主任最终还是去了一家企业，年薪几十万。在这波辞职个案中，一般都是去企业打工居多。“去房产公司、会计、律师等行业的居多。”李飞说。

    这跟1992年那波下海潮中的官员多少有些不同，他们中许多都是单干。现在耳熟能详的企业家陈东升、冯仑等人都是那个时期下海的官员，俗称“92派”。有人曾这样描述92派的典型特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理想主义情怀，1980年代末期走出体制。

    1992年的中国，遍地是机遇，“国退民进”的大氛围让很多年轻人无法对下海说不。据当时人社部的统计，1992年，有十万公务员下海，一千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之后的十年，公务员并不吃香。

    直到2003年，“国进民退”风向转来时，人们才一夜之间发现，还是体制内的吸引力要大。所以当2003年新的一批官员下海时，创业门槛已经在抬高。这批官员大多是因为1998年各地机构改革减员后下海的，干的大多是高级打工仔。而现在创业的门槛跟十年前又无法同日而语。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可见，十八大以来下海的十几起个案中，创业者寥寥，大多是去企业谋职，从地区分布来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最多，达7名之多。

    最大的问题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旧的游戏规则几乎被悉数推翻，但新的尚未完全建立，这让许多官员在履职时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跟基层沟通更难了。“以前跟基层做工作，都是要靠人情往来建立感情，现在这个高压线碰不得，就变成了公对公地开个会，传达命令，很机械僵化。”杭州一位官员说，最后没办法，只能利用周末时间，组织大家AA制出去玩，通过这种方式跟下边的人建立感情。

    跟上边的联络也不轻松。王婉婷所在的市属于贫困地区，她所在部门的经费和预算完全要靠自己去市里省里去跑、去求。现在不允许吃请之后，她又诚惶诚恐起来。“现在跑也跑不通，不去跑又不知道行不行，搞得我左右为难。”王婉婷说，万一你没跑，别人跑了还指不定呢。

    于波越来越搞不清楚，公权力和私人之间的界限。2013年，他请了年假开自己的私家车出去玩，结果遭人举报，纪委还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理由在他看来颇为牵强：你请的是事假，不是旅游假。

    对于大领导的独断专行，王斌平常多有抱怨，但是在这个风口浪尖，他反倒不希望大领导出事。“就算是巡视组找到我，我肯定也只会给他唱赞歌，为什么呢？大领导如果一出事，我们整个系统都会面临洗牌。首当其冲的是，工资待遇肯定会进一步被削减。”

    提起解决的药方，接受采访的官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规则二字。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往公务员队伍里挤，在许多人看来，就说明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说明市场活力不够，如果民企的生存环境更宽松，肯定有更多年轻人选择到外边闯。”王婉婷说。

    令王婉婷稍感欣慰的是，年轻人对公务员的热情似乎有减退的迹象。公开资料显示，今年的高校毕业人数将达727万，加上去年没找到工作的今年高校就业人数将突破810万，而被称为最难就业年的2013年这一数字是699万，可是相应之下，今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比去年下降了36万——从去年的292.45万下降到今年的256.36万。

    与此同时，公务员计划招录人数也出现下降，从去年的11.72万降到今年的10.18万。有专家表示，“招报双降”，是常年“高烧不退”的公务员热向正常态的归位，也是最近两年中央这场改革效应的释放。

    “高层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肃贪将公务员职业复归平常，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才能推动改革。”一位接近高层的部委人士说。

    但另一方面，为了稳住体制内的优秀公务员，中央正在制定新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据媒体报道，本轮公务员工资改革的重点为调整工资结构，解决失衡问题，并再次规范地方津补贴，“调低、扩中、限高”被重新强调，受益最大的是基层公务员。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不少官员都表示，报考公务员的人数的确没有往年多，但他们也表示，公务员热退潮的过程，不会那么快，可能要过几年才能看出来。

    “关键要看这场运动是不是一阵风。”于波给出的药方，包括把公务员人数减半，对公务员要建立明确的考核指标，以及怎么体现公务员的价值感。“价值感，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不要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腐败的问题。这个不解决，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李飞外，其他公务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