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国礼清单。制图：潘璠

　　动物国礼清单。制图：潘璠

　　21日，中国的两只大熊猫抵达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而十多天前，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赠送了一匹汗血宝马。一来一往之间，“动物国礼外交”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兴趣。

　　在“动物外交”中获赠的绝大多数动物到哪儿去了呢？据了解，外交部门转移给了各地的园林系统，其中北京的园林系统接收最多，从北京动物园内部的一份动物国礼清单上来看，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共接收过24个国家49种动物。不过，随着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保护观念的变化，北京接收的国礼动物经历了由多变少的“过山车”。

　　动物国礼成外交微缩晴雨表

　　根据北京动物园提供的国礼动物清单，北青报记者统计发现，此后60年内，动物园共接收了24个国家共计49种动物。

　　前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鲁培新告诉北青报记者，各国之间互送珍稀动物作为国礼，但选择何种动物作为国礼，或接收他国送的国礼动物后，安排在哪家单位，基本由林业部门负责，外交部门负责的是联络、接洽工作。

　　那么，具体是哪些国家给北京动物园送过动物？什么年代，北京动物园接收动物频率最高？送的是哪些种类的动物？

　　从清单上可以看出，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北京动物园的动物国礼几乎是中国外交的微缩晴雨表。50年代初，收到的国礼动物都是和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赠送的。例如，1953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送给中国儿童一头亚洲象，被转交给北京动物园饲养，成为动物园接收的首只国家级礼品动物。仅半个月后，越南主席胡志明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对亚洲象，也进驻动物园。1950年代随后的7年中，和中国建交的亚洲邻国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等相继赠给我国的大耳羊、印度犀等动物，陆续“搬家”至动物园。

　　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中印、中苏等双边关系的紧张，北京动物园接收的动物国礼也就进入了低谷。整个60年代，北京动物园仅有1次接收动物国礼的记录，即1962年日本大臣赠给周恩来总理的100尾锦鲤。

　　70年代外交突破 “收礼”也最频繁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取得了突破进展，陆续与加拿大、美国等数十个国家建交，并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外交上的成功，也直接反映在了国礼动物清单中。

　　70年代，北京动物园22次接收来自15个国家的珍稀动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宫少朋解释，每个年代获赠的国礼动物，所代表的意义都有所不同，反映的是我国与友国间的外交往来的层次。如70年代与多国建交，与美国互送国礼动物，实现跨海交流，是我国外交事业迈入新时代的标志。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所赠的一头麝牛，身长约3米、体格健壮，死后作为标本被自然博物馆保存收藏，仍栩栩如生。

　　根据统计，日本是赠送给北京动物园国礼最多的国家，从60年代到80年代，先后6次赠送的国礼动物移交至北京动物园，6次所赠的动物，分别为锦鲤、日本鬣羚、智利火烈鸟、猩猩、屋久鹿和长颈鹿。清单中记载的外国赠国礼动物次数第二的，是尼泊尔和柬埔寨，均为4次。美国和斯里兰卡均为3次，英国、缅甸、巴基斯坦、越南和菲律宾为2次。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印度、西班牙等其他国家，所赠国礼动物入驻北京动物园的次数则均只有一次。

　　近二十年接收动物国礼明显减少

　　进入80年代，北京动物园接收动物国礼的数量开始下降，10年间收到9次。90年代，北京动物园接收的动物国礼只有1对儿雪豹，而到了本世纪后的十四年，也只是收到了三种动物。动物保护专家解释，在动物园接收的国礼动物中，大部分为来源国的珍稀野生动物，甚至是濒危物种，目前国际社会对国家间互赠动物也变得越来越慎重。另外，动物国礼中野生动物的比重也在下降，马、鱼等养殖动物等随着外贸升温也逐渐变得频繁。

　　国礼动物虽然对国家间的外交做出贡献，但在收礼国繁衍生息则是大问题。国礼动物被送至北京动物园时，“形单影只”的情况极少，比如，墨西哥螈等群居性动物，一次赠送的数量往往较多。而体型较大的野生动物，也是“成双成对”进驻北京动物园。动物园的养殖人员会竭尽全力促成物种的延续。动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国礼动物如出现不适应环境、疾病、死亡等情况，除了全力开展救治，均会第一时间报告给外交部门，外交部门也会通知来源国驻华使馆。

　　61年内接收的这些国礼动物，如今哪些依然存活着？日前在动物园内，北青报记者咨询相关负责人、各馆区饲养员得知，大部分国礼动物寿命有限，已先后离世。具体多少存活，则未能做出详细统计。一名饲养员表示，他能确定的是，象馆内2007年斯里兰卡所赠的亚洲象米盖拉、塞舌尔所赠的象龟等少数几种被送至此的动物还活着。

　　去世的国礼动物，不少被送往北京自然博物馆制作成标本。

　　事实+

　　政治大背景决定动物外交效力

　　在动物们在国际舞台上尽显其风采的时候，其外交效力也常常被人质疑。

　　2012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主权问题一度恶化，日本八木山动物公园引进大熊猫的项目也被迫暂停。该项目曾经中日两国首脑亲自敲定。当时日本仙台市议会一议员称，“正是因为大熊猫太具有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不敢冒此风险。”

　　事实上，早在1958年美国反共热潮正酣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就拒绝了毛泽东政府提供的一只大熊猫。当时美国没有一家动物园拥有熊猫，不少园长都恳请豁免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禁令。

　　而在2005年，中国大陆提出送一对熊猫给台湾，陈水扁当局选择了拒绝。当时有评论称，“熊猫是可爱，不过它们是用来瓦解台湾的心理防线的”。直到2008年台湾大选后马英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大熊猫“团团”和“圆圆”才从四川成都抵达台北。《纽约时报》报道称，“熊猫抵台一事已运作了三年多，它们的到来标志着台湾海峡两岸的新气象。”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政治大背景决定了动物外交效力的极限。对和平的追求不能只靠动物，还需要各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