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蚌埠市民政局内，于英生眼望窗外的高楼大厦。获释9个多月，他还在试着融入一座全新的城市。记者拍完照，他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唉，真的老了。”新京报记者贾鹏 摄

    “法律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运用法律的人，有时还有着私念和偏见。希望我的遭遇能让执法者把视野放得更远，让与我有相似苦难的人获得自由。如果我的经历能换来司法的进步，我愿意做一块铺路石，这不是摆高姿态，是心里话。”

    —17年冤狱当事人于英生

    按照当年警方的说法，现场除了于英生一家三口的指纹，再没有外来指纹信息；于英生说，后来省检察院复查案件，到蚌埠搜集证据时，却发现了两枚陌生的指纹。

    时至今日，省市两级检察院都拒绝再提及此事，但巧合往往让人有意无意地将事情勾连在一起。

    1998年2月，因为证据不足，于英生的案子已被市检察院退查了两次。看守所所长告诉他，他可能被无罪释放，“但问题是马上市里开两会，公安局长就要到检察院做检察长，如果真这样，肯定出不去。”

    “如果”变成了现实。

    冤狱

    “给自己打气，活下去”

    于英生最不愿和别人提起的，是在看守所的日子。

    看守所条件差，他得了疥疮，一到被窝里就痒。治疗疥疮很简单，只要用疥疮膏或者一块硫磺皂洗几个澡就能好，于英生恳求了很多次，看守所就是不给，让于英生必须认罪，才能给。

    于英生不认，身上都抓烂了，后来，驻看守所的检察官看不过去了，偷偷给他一块硫磺皂，但只洗了一次澡，就被看守所的管教发现，没收了。

    2000年的一天，市政协委员们去看守所视察，哥哥于宁生因为工作关系随同，在号房外高墙的过道上，于宁生特意落在委员们身后，挨个朝下面的号房喊，“于英生，于英生”，不一会儿，一个哭腔传来，“哥”。

    那是事发后四年，于宁生第一次看见弟弟。弟弟脸上挂着伤，他跟我讲，“伤是之前几天市领导视察，他喊冤，被管号干部打的。”

    看守所里，于英生见到的熟人不只是哥哥。

    一次领导来视察，于英生冲到门口大声喊冤。这个领导是他以前的同事，前同事望着他，对同行的人说，“这个人杀妻子，该杀！”

    于英生说，他曾想过死，但一想到妻子不明不白地遇害，心里就放不下，“妻子比我还冤，我要是死了就对不起她，也让凶手逍遥法外，我给自己打气，必须活下去。”

    2002年，随着案件终审裁定，于英生被押解到阜阳监狱服刑。

    监狱里的犯人有娱乐活动，但在里面生活了10多年，于英生从不唱歌，他拒绝穿囚服照相，“它不应该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也不会把这里的一点一滴带出去。”

    很多人说，于英生是现实版的《肖申克的救赎》，他沉默了半晌，最后说，“我比电影里的人要悲惨。”

    他觉得，生活永远比电影更戏剧，有更多的意想不到。

    抗争

    从没离希望这么近

    从第一天到阜阳监狱，于英生就说自己没犯罪。

    监狱分监区的指导员张旭告诉他，可以通过正当途径申诉，牢房里，于英生给检察院、法院写申诉信，张旭让他把信交给自己，开始于英生不放心，担心指导员不会帮忙寄出去。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检察院和法院都收到信了，“我到现在都感激他。”

    于英生自学法律，还托家人、狱警帮忙买书。监狱里，他自考了法律专科，拿到了法律专科毕业证，还学会了用电脑。

    监狱里规定，犯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可以挣分，1到3分不等，1分可以减刑3天。

    2005年8月，《法制日报》和司法部举办“我与法的故事”征文大赛，于英生拿了安徽省唯一一个三等奖。

    于英生做勤杂犯，担任监区宣鼓员，向狱友宣传法律政策。在监狱里看报纸，他看完赵作海的新闻，觉得自己也有盼头了，“司法环境在变好。”

    去年7月4日，监狱长突然找到于英生，说马上把他调到犯人医院去，还叮嘱他“现在起你什么都别干了，好好休养”。

    正值盛夏，于英生被安排进一间有空调的病房，他知道那“星火”近了，因为就在年初，最高检的检察官还特意从北京来监狱找他，核实了证据。

    “我心里狂喜。”于英生说，但又不敢表现出来，别人问起，他就说去医院看病，“我不敢讲，17年了，离希望从来没这么近过，越近越怕失去。”顿了顿，他反问，“能理解我吗？”

    于英生被宣判无罪后，于宁生领着弟弟大踏步走出法院，扭头对弟弟说，“天亮了”。

    但于英生没法释怀。

    监狱里，每年妻子的生日、结婚纪念日、遇害日，于英生都牢牢记着，他想念那张脸。有次妻子问他，你知道谁是真凶吗？他说知道。醒来才发现是场梦。

    去年11月27日，警察拿着一个男子的照片让于英生认，他反复端详，“不认识。”照片里的男子，是犯罪嫌疑人武钦元。

    “我恨他。”于英生说，他希望法律这次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只有这样，我经历的苦难才更有意义。”

    亡灵

    两座墓碑

    回蚌埠后，在父亲坟前，于英生磕破了头，“爸，我回来了。”

    于英生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父亲于道欣。“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

    为了给儿子申诉，于道欣北京、合肥跑了几十趟，直到2005年8月，在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控审处检察官李革民说，案子已经9年了，老人家您急也没用，即使法律错了，纠错也是漫长的过程。

    于道欣老泪纵横。

    在监狱这么多年，每到中秋和春节前，父亲都要坐火车从蚌埠赶到阜阳，带上山东老家的花生和地瓜干，还有带鱼，那都是儿子最爱吃的。

    监狱里有亲情同居室，每次和父亲同住，于英生都打一盆水，给父亲洗脚、剪指甲。

    2005年春节，监狱接见室外面，于英生和父亲照了张相，相片里，于英生特意脱下了囚服囚帽，露着黑色羽绒服，这是他和父亲最后一张合影。

    2009年春节，父亲最后一次探视，告诉他申诉可能就要从省检察院的控审处移交到公诉处，“父亲总能给我正能量，每次他都会带来一点希望。”

    2009年6月23日，于道欣去世，终年79岁。老人终究没能等到儿子重获光明的那天。

    哥哥于宁生觉得，公正不仅是惩罚真凶，也要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责任。直到现在，他还在父亲生前的住所设着灵堂，“我要求不高，至少在我父母遗像前鞠三个躬，就原谅他们。”

    17年，风沙一点一点磨砺，墓园里，妻子韩露的墓碑上，字迹已模糊不清。

    墓碑是岳父母和儿子立的，墓园工作人员说可以重新立个碑，加上他的名字。于英生想了想，没加，只把字重新刷了一遍，“人装在心里就行了。”

    半年来，有人给于英生介绍对象，见过面，于英生再没接触对方。“我怎么会忘记她（妻子），现在没法接纳另一个人。”

    残局

    帮儿子一把

    当年和于英生一起被重点培养的干部，其中两个人当上了副市长。出狱后，于英生的行政级别恢复为正科级，和案发前一样。

    于英生觉得，仕途这两个字，在人生里已经被强行删除了。

    “这就是命，命里有这一劫吧？”他开始信命，也在想办法修复命里的残局。

    自己已然这样了，如今他想帮儿子一把。

    同事刘先生曾见于英生在电脑前打字，材料是写给市领导的，“大概意思是希望政府能帮忙落实孩子的工作。”

    春节后，儿子也被安排到民政系统，没多久就被评为单位的“服务之星”，照片贴在墙上，这让于英生脸上有光。

    没能为父亲尽孝，于英生希望在岳母这弥补。73岁的岳母带着外孙租房住，他计划着给岳母再买套房。

    冤狱换来的国家赔偿加上补发的17年公务员工资，一共100多万。于英生先是补交了17年的党费，又在民政局附近买了新房，两室两厅，6000多一平米，10月份房子就盖好了。

    他自己现在租房过，岳父去世前为了看病，卖掉了于英生夫妻的三室一厅，如今房子已经变成了花店和文具店。

    于英生再也没走近过他以前的家，每次路过，他刻意不去看那栋房子，“只要看见，就想起以前。”

    那栋房子周围，他还能记起和妻儿最后相处的画面：那是个冬日的周末，一家三口沿着淮河路往家走，8岁的儿子一手挽着妈妈的胳膊，一手拉着于英生，腰里挎着父亲的BP机，觉得自己很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