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于英生被宣告无罪，随后当庭释放，此前他被羁押17年。 视频截图

1995年，于英生在蚌埠淮河闸上留影，当时他在蚌埠市委办公室机要科工作。新京报记者贾鹏 翻拍

    【人物简介】

    于英生

    1962年出生，安徽蚌埠人，原任蚌埠市原东区（现龙子湖区）区长助理，现任蚌埠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主任科员。其17年的冤狱经历，被称为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

    【于英生案】

    ●1996年12月2日 蚌埠市南山路，于英生之妻韩露在家中被人杀害。

    ●1996年12月22日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随后，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于英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安徽省高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其父兄奔波申诉十余年。

    ●2013年5月31日安徽省高院根据《刑法》第243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

    ●2013年6月27日 安徽省高院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院公开宣判，认为于英生故意杀害其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于英生无罪。这是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安徽首次执行“疑罪从无”。随后，蚌埠市公安局启动再侦程序。

    ●2013年11月27日犯罪嫌疑人交警武钦元在蚌埠被抓获，并供述了17年前强奸杀害韩某的犯罪事实。

    “杀妻案”嫌疑人即将被公诉

    在于英生无罪释放后落网

    新京报讯 5月26日，国新办发布《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白皮书称，2013年，全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并对在申诉中发现的冤假错案，依法予以再审改判。

    于英生是被宣告无罪释放者中的一员。

    近日，新京报记者从检察院有关部门获悉，武钦元涉嫌故意杀人一案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这对17年前“公务员杀妻案”的蒙冤者于英生来说，是讨还清白的开始。

    区长助理被诉杀妻

    1996年12月2日：蚌埠市民韩露在家中遇害，20天后，丈夫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事发前，34岁的于英生担任蚌埠市原东区（现龙子湖区）区长助理，是市委组织部重点培养的跨世纪干部。

    17年冤狱后无罪释放

    经过于英生家人17年的申诉，去年5月31日，安徽省高院根据《刑法》第243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英生杀妻案”立案复查，去年8月13日，安徽省高院公开宣判，认为于英生故意杀妻事实不清、犯罪证据“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宣告于英生无罪。

    去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意见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做出重申性规定，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于英生昭雪一案，是重申“疑罪从无”原则之后，安徽省改判的第一个案例。

    同案嫌疑人身份为交警

    随后，蚌埠市公安局启动再侦程序，经排查最终锁定嫌疑人，去年11月27日，嫌疑人武钦元被警方控制。

    警方证实，嫌疑人武钦元为蚌埠市一名交警，据其供述，案发当日早晨，他进入于英生家中，见被害人韩露身着睡衣且独自在家，遂心生歹意，对其实施强奸。作案过程中，武钦元用枕头捂住韩露面部，致其死亡，伪造现场后逃离。

    于英生获释后，获得国家赔偿并补发了17年的公务员工资，共计百余万，目前其正在诉请追究当年公检法系统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52岁的于英生自由了，但没了完整的家，没了仕途，鬓角也已发白。

    聊起这17年，他觉得就像一场噩梦，直到看见外面的世界，他还有些恍惚。

    去年8月13日，于英生走出法院坐在车里，跟身边的于宁生说，“哥，你掐我一下。”

    1996年12月之前，于英生的生活让人羡慕。

    他是区长助理，市委组织部重点培养的“跨世纪干部”。有地位，有前途。

    17年的冤狱生活像把刀，蛮不讲理地在原有的生活轨道上切下去，不由你抗辩。

    自由

    鱼儿归水

    “梦”太长，以至于现在，于英生还在适应生活的节奏。

    5月19日晚，去饭店的路上，于英生感慨蚌埠变化太大，弄得他不敢轻易出门。他选了一家熟悉的饭店：回蚌埠的第一顿饭，家人和朋友在那给他接风。

    张耀曾是于英生的代理律师。他回忆，接风宴上，他话不多，却恰到好处，“见过世面，毕竟做过区长助理，经常得迎来送往。”

    可惜17年前的“世面”，和现在有天壤之别。

    很多时候，于英生分不清东南西北，监狱的布局让人混沌，他说在监狱里待太久了，方向感变差了。

    今年清明节，于英生和以前的领导骑车去巢湖，一天最长骑了200公里，算是充分领略了自由的含义。

    他一直努力熟悉外面的世界。半年多来，于英生已走了10多个省份，去年12月坐飞机去云南，他说头一次坐那么大的飞机，有点害怕，起飞前还特意给家人发了短信。

    不只短信，于英生也开通了微博和微信，QQ空间里，他起名叫“鱼乐之水”，“我是条鱼，渴望呆在水里，现在的生活就是水。”

    在合肥疗养了一个月，于英生回家了。他的儿子和姥姥在一起住，刚开始警察上门告诉老人，说于英生无罪释放了，老人不接受，认为他还是凶手，“你们拿张判决书，说他杀人就杀人，说没杀就没杀了？”

    直到真凶落网，岳母才认他。老人哭了，说女婿怎么受了这么多年委屈，代别人坐了这么多年牢。岳母亲自下厨做菜，一家人团圆了。

    出狱后，于英生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对张耀说，讲一次，就像把自己身上的伤口扒开一次，淌着血给别人看。

    证据

    不承认的“口供”

    去年12月2日，他主动打破了关于那段往事的沉默。

    那天，已恢复工作、到民政局上班的于英生很兴奋。

    蚌埠市民政局的刘先生回忆，于英生进门就说，“新闻见报了，我老婆的案子凶手抓到了！”他时而长叹，仿佛大仇得报，“你说巧不巧，我老婆被害也是12月2日，也是星期一。”

    1996年12月2日，于英生早起上班。最先发现妻子韩露遇害的是她父亲，老人看见，原本在厨房的煤气罐摆放在床边，煤气阀门开着，附近还点着根蜡烛。20天后，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

    证据呢？

    在彼时“重口供、轻证据”的年代，于英生的口供最终成了定案的依据。

    但于英生说，在公安局接受讯问的七天七夜里，直到最后他也没承认杀人。

    那七天，警察分成四班，24小时轮流审问，不让睡觉，不让休息，“就这样我也没承认。”警察问他死者体内的精液是谁的，于英生说不知道，警察就反复问，直到DNA鉴定报告显示，样本99.99999%与于英生不符，他们才作罢。

    连续的审问让于英生神志不清，警察就让他假设，假设你了解案情，过程应该是怎样的？让他给警察分析一下。

    口供录完了，尽管8岁的儿子前后有三份证言，说爸爸妈妈从不吵架，但于英生还是成了杀妻嫌疑人。

    让于家至今耿耿于怀的，是当初在现场留下的两枚指纹。

    12下一页

    5月21日，蚌埠市民政局内，于英生眼望窗外的高楼大厦。获释9个多月，他还在试着融入一座全新的城市。记者拍完照，他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唉，真的老了。”新京报记者贾鹏 摄

    “法律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运用法律的人，有时还有着私念和偏见。希望我的遭遇能让执法者把视野放得更远，让与我有相似苦难的人获得自由。如果我的经历能换来司法的进步，我愿意做一块铺路石，这不是摆高姿态，是心里话。”

    —17年冤狱当事人于英生

    按照当年警方的说法，现场除了于英生一家三口的指纹，再没有外来指纹信息；于英生说，后来省检察院复查案件，到蚌埠搜集证据时，却发现了两枚陌生的指纹。

    时至今日，省市两级检察院都拒绝再提及此事，但巧合往往让人有意无意地将事情勾连在一起。

    1998年2月，因为证据不足，于英生的案子已被市检察院退查了两次。看守所所长告诉他，他可能被无罪释放，“但问题是马上市里开两会，公安局长就要到检察院做检察长，如果真这样，肯定出不去。”

    “如果”变成了现实。

    冤狱

    “给自己打气，活下去”

    于英生最不愿和别人提起的，是在看守所的日子。

    看守所条件差，他得了疥疮，一到被窝里就痒。治疗疥疮很简单，只要用疥疮膏或者一块硫磺皂洗几个澡就能好，于英生恳求了很多次，看守所就是不给，让于英生必须认罪，才能给。

    于英生不认，身上都抓烂了，后来，驻看守所的检察官看不过去了，偷偷给他一块硫磺皂，但只洗了一次澡，就被看守所的管教发现，没收了。

    2000年的一天，市政协委员们去看守所视察，哥哥于宁生因为工作关系随同，在号房外高墙的过道上，于宁生特意落在委员们身后，挨个朝下面的号房喊，“于英生，于英生”，不一会儿，一个哭腔传来，“哥”。

    那是事发后四年，于宁生第一次看见弟弟。弟弟脸上挂着伤，他跟我讲，“伤是之前几天市领导视察，他喊冤，被管号干部打的。”

    看守所里，于英生见到的熟人不只是哥哥。

    一次领导来视察，于英生冲到门口大声喊冤。这个领导是他以前的同事，前同事望着他，对同行的人说，“这个人杀妻子，该杀！”

    于英生说，他曾想过死，但一想到妻子不明不白地遇害，心里就放不下，“妻子比我还冤，我要是死了就对不起她，也让凶手逍遥法外，我给自己打气，必须活下去。”

    2002年，随着案件终审裁定，于英生被押解到阜阳监狱服刑。

    监狱里的犯人有娱乐活动，但在里面生活了10多年，于英生从不唱歌，他拒绝穿囚服照相，“它不应该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也不会把这里的一点一滴带出去。”

    很多人说，于英生是现实版的《肖申克的救赎》，他沉默了半晌，最后说，“我比电影里的人要悲惨。”

    他觉得，生活永远比电影更戏剧，有更多的意想不到。

    抗争

    从没离希望这么近

    从第一天到阜阳监狱，于英生就说自己没犯罪。

    监狱分监区的指导员张旭告诉他，可以通过正当途径申诉，牢房里，于英生给检察院、法院写申诉信，张旭让他把信交给自己，开始于英生不放心，担心指导员不会帮忙寄出去。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检察院和法院都收到信了，“我到现在都感激他。”

    于英生自学法律，还托家人、狱警帮忙买书。监狱里，他自考了法律专科，拿到了法律专科毕业证，还学会了用电脑。

    监狱里规定，犯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可以挣分，1到3分不等，1分可以减刑3天。

    2005年8月，《法制日报》和司法部举办“我与法的故事”征文大赛，于英生拿了安徽省唯一一个三等奖。

    于英生做勤杂犯，担任监区宣鼓员，向狱友宣传法律政策。在监狱里看报纸，他看完赵作海的新闻，觉得自己也有盼头了，“司法环境在变好。”

    去年7月4日，监狱长突然找到于英生，说马上把他调到犯人医院去，还叮嘱他“现在起你什么都别干了，好好休养”。

    正值盛夏，于英生被安排进一间有空调的病房，他知道那“星火”近了，因为就在年初，最高检的检察官还特意从北京来监狱找他，核实了证据。

    “我心里狂喜。”于英生说，但又不敢表现出来，别人问起，他就说去医院看病，“我不敢讲，17年了，离希望从来没这么近过，越近越怕失去。”顿了顿，他反问，“能理解我吗？”

    于英生被宣判无罪后，于宁生领着弟弟大踏步走出法院，扭头对弟弟说，“天亮了”。

    但于英生没法释怀。

    监狱里，每年妻子的生日、结婚纪念日、遇害日，于英生都牢牢记着，他想念那张脸。有次妻子问他，你知道谁是真凶吗？他说知道。醒来才发现是场梦。

    去年11月27日，警察拿着一个男子的照片让于英生认，他反复端详，“不认识。”照片里的男子，是犯罪嫌疑人武钦元。

    “我恨他。”于英生说，他希望法律这次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只有这样，我经历的苦难才更有意义。”

    亡灵

    两座墓碑

    回蚌埠后，在父亲坟前，于英生磕破了头，“爸，我回来了。”

    于英生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父亲于道欣。“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

    为了给儿子申诉，于道欣北京、合肥跑了几十趟，直到2005年8月，在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控审处检察官李革民说，案子已经9年了，老人家您急也没用，即使法律错了，纠错也是漫长的过程。

    于道欣老泪纵横。

    在监狱这么多年，每到中秋和春节前，父亲都要坐火车从蚌埠赶到阜阳，带上山东老家的花生和地瓜干，还有带鱼，那都是儿子最爱吃的。

    监狱里有亲情同居室，每次和父亲同住，于英生都打一盆水，给父亲洗脚、剪指甲。

    2005年春节，监狱接见室外面，于英生和父亲照了张相，相片里，于英生特意脱下了囚服囚帽，露着黑色羽绒服，这是他和父亲最后一张合影。

    2009年春节，父亲最后一次探视，告诉他申诉可能就要从省检察院的控审处移交到公诉处，“父亲总能给我正能量，每次他都会带来一点希望。”

    2009年6月23日，于道欣去世，终年79岁。老人终究没能等到儿子重获光明的那天。

    哥哥于宁生觉得，公正不仅是惩罚真凶，也要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责任。直到现在，他还在父亲生前的住所设着灵堂，“我要求不高，至少在我父母遗像前鞠三个躬，就原谅他们。”

    17年，风沙一点一点磨砺，墓园里，妻子韩露的墓碑上，字迹已模糊不清。

    墓碑是岳父母和儿子立的，墓园工作人员说可以重新立个碑，加上他的名字。于英生想了想，没加，只把字重新刷了一遍，“人装在心里就行了。”

    半年来，有人给于英生介绍对象，见过面，于英生再没接触对方。“我怎么会忘记她（妻子），现在没法接纳另一个人。”

    残局

    帮儿子一把

    当年和于英生一起被重点培养的干部，其中两个人当上了副市长。出狱后，于英生的行政级别恢复为正科级，和案发前一样。

    于英生觉得，仕途这两个字，在人生里已经被强行删除了。

    “这就是命，命里有这一劫吧？”他开始信命，也在想办法修复命里的残局。

    自己已然这样了，如今他想帮儿子一把。

    同事刘先生曾见于英生在电脑前打字，材料是写给市领导的，“大概意思是希望政府能帮忙落实孩子的工作。”

    春节后，儿子也被安排到民政系统，没多久就被评为单位的“服务之星”，照片贴在墙上，这让于英生脸上有光。

    没能为父亲尽孝，于英生希望在岳母这弥补。73岁的岳母带着外孙租房住，他计划着给岳母再买套房。

    冤狱换来的国家赔偿加上补发的17年公务员工资，一共100多万。于英生先是补交了17年的党费，又在民政局附近买了新房，两室两厅，6000多一平米，10月份房子就盖好了。

    他自己现在租房过，岳父去世前为了看病，卖掉了于英生夫妻的三室一厅，如今房子已经变成了花店和文具店。

    于英生再也没走近过他以前的家，每次路过，他刻意不去看那栋房子，“只要看见，就想起以前。”

    那栋房子周围，他还能记起和妻儿最后相处的画面：那是个冬日的周末，一家三口沿着淮河路往家走，8岁的儿子一手挽着妈妈的胳膊，一手拉着于英生，腰里挎着父亲的BP机，觉得自己很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