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河野谈话”是1993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的谈话，其中承认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而刚出台的这份报告称，“河野谈话”出台过程受到韩国政府影响。报告试图弱化“河野谈话”所体现的官方立场。

    十天前，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也称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6月11日声称日方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并妄称中方申报“基于政治目的”，要求中方撤回申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表示，我们不接受日方的无理交涉，也不无撤回有关申报。

    6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日本的强盗逻辑—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

    七十多年后，“慰安妇”三个字再次浮现在新闻上时，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报告，更是一个个曾经或仍旧温暖的女子、母亲，甚至孩子……

    69岁，活了半辈子后，罗善学还是念念不忘找到他的日本爹。

    “我是要找到他的”。罗善学自顾自地喃喃着，突然，他的声音变得愤慨激动，喉咙跟着一鼓一鼓，竹竿一样的胳膊狂乱地比划着，原来就有眼疾的左眼简直要冒出火来，“他是要杀头的！他不是人，是畜牲！”

    这是2014年5月31日，端午节前夕，广西桂林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谷告屯。一只惊鸟“呀—呀”飞过，罗善学逐渐恢复了平静。他掏出一个黑布包，搓上一小撮烟丝，开始卷烟。吸了几口，扬起头，重重地发出一声叹息，“一代背这个名，代代背这个名。背了一辈子，坏了一辈子。”

    罗善学不会有下一代了，他直到现在都还是光棍。

    “讲(注：相亲)了六个，讲一个走一个，一个都不来。”烟快烧到手了，罗善学把烟头扔在地上。妹夫武文斌给罗善学总结了打光棍的三个原因—家贫，眼疾，另外有个日本爹。

    说这些的时候，罗善学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的矮凳上，用力挥动手臂大喊，间或叹息、发呆，有残疾的左眼死死地将目光固定在一处。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堂屋的另一角，坐着他的母亲—90岁的韦绍兰，他是让罗善学“背这个名”的引子。

    慰安所

    韦绍兰的房子的确是整个小谷告屯最破败的。上世纪70年代盖的黄泥房，梁上结满蛛丝，窗户用破烂的塑料布随意糊着，风一吹就呼呼响。墙上大块的方土块凹凸不一，裸露的水泥地上，扔着亲戚家淘汰下来的旧沙发。罗善学睡的木板床，连个褥子都没有，直接铺着一块席子。堂屋一角的鸡笼里关着十几只鸡，不时发出“咕咕”声。撒起欢的时候，扬起满屋子灰。

    午时，天气湿热得像蒸笼一般，太阳明晃晃的，耀得人眼前发黑。罗善学把鸡放出来，鼓捣了些绿糊糊的鸡食倒进食槽里。自己也端起碗，陪着它们一起吃，依旧忘了韦绍兰的存在。

    七十年前，1944年，韦绍兰20岁，就住在离现在不远的小屋子中。

    彼时，日军在广西展开了号称“陆军最大作战”的“大陆打通作战”，投入占侵华部队一半的兵力—40余万。11月3日，荔浦沦陷。

    一次一次的扫荡与躲避后，11月下旬，晚稻收割时节，为了不耽误收成，小谷告屯的二、三十个村民惊慌失措地躲进了附近牛尾冲的山洞里。男人白天下山收割，女人养猪、照看孩子。在山洞里躲了两三个星期后，日本人又来了。这一次，他们没有进村，而是悄悄把车停在山后的大路上，绕到山的另一边。

    韦绍兰是山里的瑶族，嫁给了汉族的罗讵贤算是“高攀”，在家的地位自然不算太高。被抓当天，婆婆让她离开山洞，下山喂猪。结果，刚出山洞没多久就遇上了日本兵。

    “刺刀蛮长的”，90岁的韦绍兰缩在断了弹簧的沙发上，像是又看见了那一把把刺刀，“我想逃回去，但背孩子的背带被刺刀挑断了”。韦绍兰和女儿被带到了山的另一侧，日本兵的车正候在公路上，韦绍兰“看到五六个被抓的妇人”，之后，鬼子们“又在路上抓了两个妇人”。

    韦绍兰不知道自己和女儿会被带到什么地方。近70年后，这处神秘之地竟然仍保留着原貌—位于马岭镇沙子岭村的慰安所。

    如今，院子距公路约50米，周围几乎被新起的民房团团围住。院里散落着几间坐北朝南的房子。房子大门被泥砖堵住，业已废弃。透过木栏窗缝，隐约能看到屋内的荒草和蛛网—若干年后，有学者和记者找到韦绍兰时，她又带着儿子来到这个地方，踮起脚尖，扒着窗栏这样向里看。院子东南和西北有两个约20多米高的夯土建筑，是当年日军炮楼。人民公社时期，这里被用作生产队食堂，红火了一阵。公社解散后，关过猪、牛。上世纪80年代，被分给周围几户村民。有村民至今记得，当年日本兵在的时候，里面总能听到女人的哭喊。

    1945年春，驻扎在马岭的日军命令马岭村维持会会长陈秉喜征“花姑娘”数名，供他们玩乐。据《荔浦文史》中《马岭的慰安所》一文记载，维持会威胁利诱，强征新洞村三名妇女，最小的年仅14岁，并在此建立慰安所。

    这些被强征来的女子，被称作“慰安妇”。

    日本著名词典《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学者给其下的定义是：“二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军的专属性奴隶。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至今坚决反对使用“慰安妇”这一名词。

    若干年后，曾任日本军医的麻生彻男在提到日军“暴行”、“强奸”时认为，“在大的激战之后，好容易生存下来的人，兴奋状态特别强烈，会干出平常的理性无法估计的事。”领有日本士兵回忆，在某占领地“慰安妇”出现的第一天，“士兵们便排队排到了三公里……说到三公里，就是三千人以上的士兵在排队。当时喽，女子大约只有十来个人”。

    慰安妇

    七十年后，韦绍兰依然记得那个冰冷的金属“东西”。在燥热的季节，在慵懒的午后，在塌陷的破沙发里，这样东西在脑子里的出现显得怪异，又不由分说。

    “一个穿白大褂，戴手套的人要我脱光衣服，要我躺着，把一个长东西塞进下面。后来它就放在床边，我看到了，是金属的。”被抓到慰安妇所的第二天，韦绍兰她们“被”做了体检。

    这样的体检是为了确保“质量”。1940年2月，华北方面军军医部曾颁布《对干部进行卫生教育顺序》一文，指出，“严防花柳病损害身体，破坏家庭，以致亡国”。不少慰安所规定，每周检查一次，至少每周检查一次。一旦患有性病，“慰安妇”将被隔离治病，痊愈后再接待官兵。

    体检合格后，韦绍兰和另一名女子被关进一间屋子。日本兵拿出黄色的军装给韦绍兰等人穿上。需要“服装”时，比划出一个脱衣服的手势。

    韦绍兰至今记得第一个对她施暴的日本兵，“嘴巴有一撮须须，戴着帽帽，帽顶有颗黄色星星，后面有块布。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听他的不行啊，我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我才敢哭出来。”之后来的日本兵，有的20出头，也有50多岁的。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韦绍兰1岁的女儿被搁置在房间角落里。

    从1937年战争伊始日本军队沿袭下来的“潮流”认为，在战场上越是勇猛的官兵，越是激烈地侵犯占领地的女子。因此，越是激烈地侵犯，越被认为是官兵勇猛的证据，“从杭州湾到南京，有一天之内两次强奸妇女的军士，还作为勇猛的班长得到了勋章”。

    半个多世纪后，有学者拿出避孕套给韦绍兰辨认。她还记得这些东西，“有人用，有人不用。用过之后，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去烧……”

    慰安所在中国普遍建立后，日军明确规定，严禁不使用避孕套的行为。避孕套成了必备的军需品。这种军用避孕套上，还印着四个日本汉字，“突击一番”。日本士兵则把它视作“钢盔”，意为能避免性病入侵。

    1942年3月30日，陆军省经理局副官在给陆军军需品总厂厂长的信中写明有避孕套等12种防疫材料，其中避孕套为1530万只。根据日本学者林博史的研究，这一数字是“补给基准数量”，它只是实际需求量的80%。而到了战争后期由于物资匮乏，其质量也日益下降，有日本老兵称，1945年，他在江苏徐州当通讯兵时，上级发下来的避孕套竟然是用羊肠做的。

    被轮奸的日子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娇小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她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他一人“享用”。韦绍兰的女儿一哭，她就给孩子吃糖，叫她“听话，不要哭”。

    《读卖新闻》原社会部记者三田和夫曾任陆军少尉。他说：“在长期驻屯生活中，找个慰安妇一起过日子，觉得就像自己的老婆一样。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馋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她们也因此好按像成了驻屯部队的一员。还可以比作装饰品吧，没有慰安妇的驻屯部队，就像没有点心的孩子似的不像样子，因此士兵们很珍视她们。”

    被“珍视”的韦绍兰，同时也受到严格的“监控”。在慰安所这段时间，她的饭通常由士兵直接送到房间里，出门上厕所都有人跟在后面监视。

    三个月后，日军对韦绍兰的监管略微松缓下来。一个凌晨，韦绍兰借故上厕所，抱着女儿从厕所边的一个小门，七拐八拐地逃出了慰安所。

    “日本仔”

    分不清家的方向，韦绍兰只记得儿时村里长辈说，迷路时要朝着太阳的方向走。

    就这样走了一天一夜。再回到小谷告屯，已是第二天晚饭时分。

    罗讵贤正在屋里煮粥，看见蓬头垢面的妻子和女儿，先是愕然，又迅速恢复了平静，“你回来了？我以为你不晓得回来了1

    韦绍兰大哭，她满心委屈，又不知如何开口。

    几十年后，每次讲到这个场景，韦绍兰的脸上还是会淌满泪水，只是圆润的脸庞已经干瘪。

    “你学坏！”丈夫罗讵贤骂她。

    “莫骂她，她不是学坏的，她是被日本人抓走的，难道你不晓得吗？幸好她乖，还逃得回来，别人逃都逃不回来……”好心的婆婆护着韦绍兰。

    罗讵贤原谅了妻子。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那个在慰安所呆了三个月的女娃病死了。这是罗家失去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几年前就夭折了，再没多久，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

    被抓到慰安所之前，韦绍兰的月经刚刚结束。这个孩子，不用说就知道是日本人的。韦绍兰马上想起，在慰安所，日军给她们发过一些小药片。她害怕，不敢吃，偷偷塞进了墙缝里。这些被韦绍兰丢掉的药，很可能就是避孕药。

    她丢了药，却留了果。

    “照我讲是想要(这个孩子)的，照我丈夫，她是不想要的”，韦绍兰想不通，就去吃毒药，吃了几次都没死成。“死什么，活着挺好的，”婆婆劝韦绍兰留下孩子，“万一以后没生育能力了呢。”

    1945年农历7月13日，罗善学出生了。由于是早产，生下来只有四、五斤。

    消息一下子传开了，村民们说，“那是日本鬼子的仔。”

    铺天盖地的闲言碎语压垮了罗讵贤。他又开始骂妻子，“你这个败家婆！”

    对这个“日本人的仔”，罗讵贤更是看不顺眼。年幼的罗善学发现，父亲总是对他大呼小叫。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出生后，他更是得不到来自父亲的任何关爱，“赶圩(赶集)回来，他买些小东西，分少点给我，分多点给弟弟妹妹，我没多心。他让我吃杂粮，让弟弟妹妹吃米饭，我也没多心。直到有一次，他和我娘吵架，我偷偷听，才晓得我不是他的孩子。”

    其实这之前，早有些村里的小孩管他叫“日本仔”，他不解

    “大伯爷，为什么人家骂我是日本仔？”罗善学不敢问父母。放牛时，他忍不住问大伯。

    “你还是小娃仔，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大伯支支吾吾。在罗善学的一再追问下，他告诉罗善学，“你妈本来躲在山上，被日本鬼子逮住了。她就叫，你爸和我在山洞里都看见了。你爸要冲出去救她，我把他死死摁住，告诉给他：你去了肯定被打死，人家日本兵有枪，杀你跟杀鸡一样。”

    “大伯爷，什么是日本人？”

    “日本人就是……他们打进村来抢东西，要夺你的粮食夺你的牛、吃你的猪娃和鸡鸭。他们要抓男的去干活，要抓女子去给他们那个那个。你要是不答应，他就把你村子都烧光。”

    “没法子”，几十年后，罗善学讲起养父对他的态度，叹息着，重复着这三个字。

    “我爸爸恨我，因为我不是他田里的苗。我爸爸是天，我用石头打不着他。日本人也是天，我用石头也打不着他们，但我只希望他们能给我妈妈赔个不是。一个人，要有良心要懂道义，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那跟畜牲又有什么分别？”

    “站出来”

    父亲罗讵贤1986年去世后，葬在离家大约1公里的稻田边，群山环绕。罗善学上坟时，总是蹲在坟上，一言不发，拼命拔草。

    此时，韦绍兰和她的子女们已经过起了贫穷但平静的生活—

    罗善学上了三年学后，就开始放牛、放鸭子，直到现在，他每天的任务还是给人家放牛。娶不到媳妇，就只好陪母亲在老房子里住着。韦绍兰从山上采枇杷叶换钱，在当地，晒干了的枇杷叶1斤能卖5毛钱。她家还有4只老母鸡，一星期最多产20个蛋。尽管年事已高，但她身子骨硬朗，走起路来两手撇在腿后，一步快似一步。其余三个孩子或下岗，或在县城打工。

    2007年，这样的生活被突然打断，韦绍兰和罗善学“站出来”了。

    原来在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馈了韦绍兰的故事。

    这之前，早有一些学者在全国各地苦苦找寻着愿意“站出来”的“慰安妇”。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助阵苏智良长期研究，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至少有20万人，她们大部分被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官兵的比例是1比89。

    日本华侨林伯耀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之前的一个大会上，很多国家的受害妇女都来了。中国大陆这么大，那么多受害妇女，没有一个人出面不好。我们就开始到处找。到现在20多年了，真正站出来的不到50人，朝鲜和韩国加在一起，已经有380多名了。光台湾那么小的地方，都有200多人了。中国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她们这些遭遇会被视作耻辱。有些受害妇女告诉我们，她们被日军强奸，心理上受到很大伤害，之后又受到家人和周围人的精神暴力。相比之下，后者带来的伤害甚至更深。”

    《桂林晚报》通讯员孟绍淦找到韦绍兰和罗善学时，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几乎要随着时间消散了—村里的老人逐个故去，年轻人们忙着打工、赚钱，谁还顾得上60多年前的那次扫荡？

    县里的人来核实身份，问韦绍兰是不是被日本兵抓过，她点点头；问罗善学是不是日本兵的后代，韦绍兰又点点头，“她不懂这是要干什么，也不理解有什么意义，人家来问，她就如实讲”。

    韦绍兰和她的“日本仔”成了为数不多“站出来”的中国受害者。

    2007年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韦绍兰和罗善学受邀参加。

    尘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打开。一次有学者来访，韦绍兰讲完所有故事后，带罗善学给丈夫上坟。她骑坐在丈夫坟头，哭唱了半个多小时，里面夹杂着“日本鬼”“日本兵”等词。武文斌解释，“简单讲，她就是告诉她丈夫，我是个好女人，你错怪我了。”罗讵贤的墓碑上，有罗善学和其他几个子女的名字，但唯独少了韦绍兰。

    而儿子罗善学却在“站出来”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他这些年去南京，又去日本，见世面多了，口才也好了。”和罗善学相熟的人在旁打趣。

    而此时，在村民们口口相传中，“阿奶(韦绍兰)牧师享福了”。有人甚至传出，“据说还拿到了几十万赔偿”。

    “我们农村管这叫眼热、眼红，”武文斌不忿，“以前电视台过来拍照什么的，村里人还愿意配合。这些配合了的人回家就被家里的后生骂，"你帮她说话，她给你多少好处费啊"，后来再没人愿意说了。

    “老太太这些年其实没像他们说的那样，拿到什么赔偿。”摄影师张国通透露。这之前，张国通花了二十多年时间跟拍劳工和“慰安妇”，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慰安妇"的诉讼太难做了。这和劳工诉讼不一样，那个原告和被告很清晰，被告是日本企业。但"慰安妇"这个，由于没有具体被告，只能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每次都说，你们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到现在，时效期已过。”

    尽管如此，种种有关利益的传言还是像凌晨的雾气一样，在村子上空弥漫着。

    2014年5月31日，一个纪录片摄制组进村的消息传到小儿子罗善平耳朵里。午后，他打摩的从县城跑回村，把摄制组的人堵在了屋里。在亲戚们口中，这是韦绍兰最疼爱的孩子。

    “你们给了我母亲什么东西？56岁的罗善平体格魁梧。1979年，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了五年兵。退伍后，在荔浦县一家罐头厂工作。厂子倒闭，他一直靠低保生活。母亲和大哥“站出来”后，村里人的传言把他搞得心烦意乱，总怀疑别人送里的钱物被大哥罗善学和姐夫武文斌或骗或偷了去。

    “之前我们兄弟关系还挺好的，”罗善平攥着拳头，“现在我一回来，那个"日本仔"就要找我打架。”更让他不放心的是脑瓜活泛的武文斌。姐姐罗善英2008年去世后，武又娶了个老婆，住在县城。如今他退了休，爱跳广场舞。由于有些文化，又会说普通话，每次有民间团体或记者来访时，武文斌总会热心地负责外联，充当翻译。他小心地把之前刊登韦绍兰故事的报纸留存下来，连同四张光盘、一些去日本时的资料一起，放在文件夹里。等到再有人需要时，顺便从中索取点儿劳务费和资料费。

    罗善平闯进家门时，"日本仔"罗善学一言不发。武文斌则躲进一侧的房间，不敢露头。

    韦绍兰午觉过后出来时，小儿子已经安静下来。他端坐在长凳上，举止大方，彬彬有礼。

    “你们以后再来要和我联系，我难道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吗？”罗善平语气平和。一直坐到天色已晚，他才搭摄制组的车回到县城。

    谁是爹？

    罗善学又陷入“要找到日本爹”的念头里。2010年12月的东京之行，是他认为最有希望的一次。

    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于会上缺少中国受害者，韦绍兰的案例比较典型，公开做控诉也有影响。

    “我要去日本找爹了。”离家之前，罗善学告诉村里人。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爹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张国通说。

    据《荔浦文史》中《马岭的慰安所》一文记载，1944年的那个冬天，日军侵入荔浦后，在公路沿线乡村都派有驻军，负责组织运送物资和维护通讯，驻扎在马岭镇的日军负责从桂林运送食盐去柳州，共有两个队，三十多人，其中一个小队驻扎在马岭，一个小队驻扎在沙子岭。但具体到哪些日本兵驻扎的马岭，谁经常“光顾”慰安所，则很难找到记载。更何况，韦绍兰在慰安所度过了一段被轮奸的日子……

    2010年，摄影师张国通也随韦绍兰母子去了日本，“对罗善学来说，这个事没公开之前，他可能都淡忘了。但是捅开之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想法了。我和朱弘比较很多个案后发现，韦绍兰这个事情是很特殊的。当时战后，东北留下了很多日本遗孤，这些遗孤不少后来都回日本了，也享受到了日本人的待遇。罗善学其实也应该属于遗孤，但由于涉及"慰安妇"，日本一直不承认。我们就想着，能不能也把罗善学遗孤的身份确定，这样他也就能享受那些待遇了。”

    “罗善学作为所谓日本兵的种子(日本仔)—他有资格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国家提起诉讼，”朱弘的设想是，“罗善学是原告，他的老母亲韦绍兰则作为第一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举打开慰安妇问题的突破口！”

    朱弘坚定地认为，由罗善学递交诉状，可以规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因为这是“半个日本人起诉日本政府”。

    此行，一上飞机，罗善学就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到了机场，朱弘带他到吸烟室吸烟。罗善学和在家时一样，从小布包里掏出烟丝，卷好，大口大口地抽着。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入住中日友好宾馆后，他突然疯了一样，使劲捶着脑袋，从胸腔里发出蕴藏已久的吼声。罗善学在这之前的一次情绪失控发生在朱弘到小谷告屯访问时，同样的歇斯底里。拍摄过程中，他扑到地上嚎啕大哭，“我就因为是日本仔，连老婆都讨不到。我这辈子全完蛋啦！”远在日本，耻辱、贫困与娶不到老婆的阴影依然摆脱不掉。

    “他那是情绪爆发，”张国通迅速抢拍下几张照片，“他是来找爹的，但从小别人灌输给他的就是，你这个爹很坏，让你受这么多苦。他就开始恨他爹了，想要找爹报仇。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一生的委屈和苦难都寄托在这次上面了，希望找到爹，找到老婆，改变命运。”

    另一个让张国通难忘的场景同样发生在日本—

    团队中的一个日本翻译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某次会谈结束后，大家在会场附近吃饭。整顿饭下来，罗善学一口没吃，死死盯着那个女孩，眼神贪婪得让人心酸。一辈子对女人的渴望在他的目光中表露得一览无遗。张国通碰碰朱弘，又指指罗善学。朱弘看了看，摇摇头。

    “他这个人也可怜，从小养父对他不好，眼睛坏了，养父不给他看医生。没怎么读过书，智商也低，种田都种不好，就会放牛，放了一辈子，”即便和罗善学关系很亲近的人私下也略带鄙夷，“而且他性格特别孤僻、怪异，容易歇斯底里，平常很少和人说话……不能给他喝酒，一喝酒，那股劲儿就上来了。”

    同在一个屋檐下，但90岁的韦绍兰和70岁的日本儿子罗善学越来越少说话了。他们不会谈起对方，问到旁人，得到的答案就是关系不大好，也有人说以前还可以，现在不大好了。从日本回国后，罗善学和母亲的关系疏远了许多。张国通发现，在日本，别人送来的礼物和钱，韦绍兰、罗善学和武文斌三个人，谁先拿到，立马装进自己箱子。他们各做各的饭，各喂各的鸡，甚至各给各的鸡拌食。罗善学有近十只，老太太三只。有时别人送来的慰问礼物也要一式两份。来拍纪录片的摄制组看到韦绍兰一大把年纪，还要对着柴火灶吹火，就买了两个电饭锅，母子俩一人一个。

    没找到爹，可罗善学不断设想自己找到了。想着想着，脑子混乱起来，好像就成了真事。

    “我在日本找到我爹了，找到了！可他不敢来，装病，怕我们打他。是该打，他是畜牲！”

    一旁的韦绍兰像是听不懂儿子说什么，也许她根本没去听。她依旧蜷在沙发里，翘着手指拨拉着破旧沙发上裸露出来的线头，像是少女在溪水边玩水。记忆把她带回了儿时的岭上—她和一群娃娃围着十二爹，要他教他们唱歌谣，“你教，我们就帮你放牛”。十二爹清了清嗓子，唱得朗朗的，娃娃们也跟着学，“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