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石油981”是中国首座自主设计、建造的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也是真正实际部署在所谓的争议海域的钻井平台。截至6月底,越南方面冲撞中国公务船已经多达1700多次。
杨洁篪在河内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右)举行有关中越关系与海上问题的会谈前握手。
越南盗采中国石油活动猖獗收入占GDP的30%
正是除了国与国关系外,中越还存在党际外交,才促成了中国高层的“上门说理”。与其他争端当事国不同,对越南,中国不妨以“同志加兄弟”模式谋篇布局、多法运作,对协调、重塑与越南的双边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靠着在海上盗采石油和天然气,越南一跃从贫油国变成了石油出口国。南海石油工业已成为越南第一大经济支柱,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不仅赚取了大笔外汇,也支撑着越南每年7%的GDP增长。
越南的改革可用“经济改革步履蹒跚,政治改革一枝独秀”来概括。目前,越共最高层是由党总书记、政府总理、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构成的“四驾马车”。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权力适度集中的中央。
中国周边领海之争,不止越南一国,为什么可以和越南讲讲道理?
“党际外交。”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丹志一语道破天机。中越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除了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之外,还存在党际外交,因此有更多的沟通渠道。
正是党际外交,使中越之间的斗争,多了一种“同志加兄弟”模式的缓冲。这也为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上门说理”,提供了温情的外交基础。
但是,谁是同志?谁仍是兄弟?越共政治局日前发了一个告知全党书,将一系列反华暴力事件定性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发生的暴力行为”。不料,越南总理阮晋勇却公开表态说,“我对这个有保留。”
他保留什么?是杀得好,还是烧得好?南海的未来,取决于南海的“势场”由谁主导,但从目前的国际国内局势看,该“势场”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国际上,无论是乌克兰事件与伊拉克危机都说明,越南等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枪一炮,越南只有合作一途。而对于越南内部,中国不会放弃“同志加兄弟”模式谋篇布局,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不信找不到朋友。
这些道理,都是越南需要听听的。
上门说理
在中越会谈后的外交辞令里,媒体发现了2个高频词:“管控”与“两党”,前者指向中越克制,而后者则是一种对曾经“同志加兄弟”党际关系的回忆
一个满脸严肃,一个毫无表情,双方的手轻轻地握着。6月18日,杨洁篪与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会晤时的一张照片,成了外界解读中越两国政府高层此次就南海争端进行谈判的依据。
这一次中越会面场面异常冷清。按照惯例,有中国高官出访越南,河内方面总是会“满城都是中国国旗”,路边如林的民间欢迎队伍,但这一次都没有。甚至官方媒体也异常沉默。昔日“同志加兄弟”的热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城紧张。
外界都在好奇双方之间究竟谈了什么?谈得怎样?
先看看会谈后,双方的对外表态。杨洁篪说,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企业有关作业位于西沙群岛近海,是10年来在同一海域勘探活动的自然延续,完全合法合理合情。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确保有关作业安全顺利进行。
越南总理阮晋勇则告诉杨洁篪,中国在越南提出领土要求的海域搭建钻井平台的举动“严重侵犯了越南主权”,越南要求中国撤走钻井平台和守卫该平台的舰船,并依照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从这个表态就可以看出,中越的分歧非常明显。杨丹志就认为:“双方互不让步也是一种结果。中国表现出了在南海争端方面有别于以往的姿态。”
有报道援引一名越南官员的说辞称,在中越的南海争端不断升级之际,中国高级外交官与越南官员18日的对话并没有打破僵局。这名熟悉对话情况的官员说,杨洁篪与范平明的对话没有取得进展。他说,双方仍坚持对立的立场。
“如果要说谈判的结果,那么双方的沟通本身也是一种成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庆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样指出:“及时地进行沟通,以避免进一步恶化,缓和事态。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赵干城认为,当前中越局势的关键是越南是否把聚集在西沙海域的数十艘船只撤回去,否则局势就一定会继续紧张,因为越南的行为不可能动摇中国的决心。此次会谈可以视为双方对相互底线的“初步试探”,双方能否采取一些措施缓解局势,仍有待观察。
当然,也不能据此认为,访问没有成果。其实,分歧并非这次外交的全部色彩。
仔细观察下这样几句外交辞令。杨洁篪表示,对于当前海上问题,双方要从维护两党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坚持管控海上局势;范平明也表示,我们的会面意味着两党和两国有对话的愿望,以解决目前东海(指中国南海)复杂的情况;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表示,越方愿意同中方进行坦率、真诚的沟通,妥善处理海上有关问题,管控局势。
媒体敏感地捕捉到了这几句话里的两个高频词:一是“管控”;二是“两党”。
“所谓‘管控’一词,说明双方其实都不愿意让事态朝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愿意沟通且能够沟通,可以说这是中越两国在南海争端事件上到目前为止惟一的共识。”杨丹志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另一个词“两党”,则更为微妙。中国的海上争端不止越南,但提到“两党关系”的只有越南。对此,杨丹志分析,“由于中越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除了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之外,还存在党际外交,因此有更多的沟通渠道。”
正是除了两国关系外,中越还存在党际外交,才促成了中国高层的“上门说理”。国防大学非战争军事行动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强就分析认为,越在南海铤而走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动因。他说,“解决南海问题,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前提下,不妨以‘同志加兄弟’模式谋篇布局、多法运作,对协调、重塑与越南双边关系,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