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5名日本二战战犯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接受公开审判。2013年7月，中国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史料收集整理研究》课题组，赴日本采访了在中国接受过教育改造的8名日本战犯，他们讲述了在中国所犯罪行，回忆了在中国接受教育改造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和维护中日友好的愿望。

    “在基督教里有‘爱你的敌人’这样的话，但人类是不能做到的。对这个不能做到的事，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对日本战犯做到了。”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1大队机关枪中队下士官的绘鸠毅于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1950年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被宽释回国。在谈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宽大政策时，绘鸠毅评价说，中国政府优待日本战犯，宽赦他们回国，这是一个奇迹。

    稻叶绩在侵华战争期间任日军第3旅团步兵第6大队通信队队长，1956年7月被宽释回国，他也在采访中同样谈到自己对“宽大政策”的理解。“从思想改造到心灵改造，最终到对人进行改造，这就是宽大政策。”稻叶绩说，中国的宽大政策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中国政府对战犯无一人判死刑，而且不只是让战犯认罪，而是通过认罪反省使其更好地为人类作出贡献，这件事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09大队步兵炮中队上等兵的高桥哲郎也表示，“通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我认识到)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实行的政策完全是一种新的政策。经过60年后，我更加理解了这一点”。

    高桥哲郎还在采访中谈及他对“认罪”的理解，“从那时到现在，过60年再过70年一直到死，对侵略过中国这个事实，我们不忘记，对这个事实进行深刻认识，我认为这就是认罪。”高桥哲郎于1956年6月第一批被宽释，归国后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事务局长，他在采访中说，经过60年的深刻认识，他对杀害中国人民和侵略中国的事实已经刻骨铭心。

    受访的战犯中有多人表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让他们在体会到中国宽大政策的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日中友好的重要意义，表示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日中两国的和平交往。

    绘鸠毅1956年被宽释回国后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常任委员、常任委员长，为还原侵华历史、促进中日友好奔走呼号。“我们在对过去谢罪的同时，也立誓不再发动战争，为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努力。”

    生于1921年的难波靖直，曾任日军第39师团步兵第232联队第1大队机枪中队兵长，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第三批被宽释。他在采访中表示，尽管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仍要坚守“抚顺之心”活下去，“不管我到了多大岁数，我都要沿着反战、和平、日中友好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中国政府宽恕了我并让我回国，我表示衷心地感谢的同时，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人也表示感谢”，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09大队第5中队分队长、伍长的久保寺尚雄，1950年也是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第一批被宽释归国。“对于日中友好，我向苍天起誓，我一定尽我所能在我有生之年为之努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