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夏德参加“西藏发展论坛”期间，在布达拉宫前留影。

     据“穿越中国”网站报道，“我们的生命很独特，人没有权利忽略这种存在。六世纪的中国古人就以《文心雕龙》带着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谦卑之心来欣赏和尊重生命，”奥地利汉学家、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说，结缘中国四十年是一生之幸。

     当很多中国人对于《文心雕龙》的印象尚停留在“古代经典”的概念化的模糊印象上，这位来自欧洲的汉学家“非常强烈推荐好好读这本书：尤其在今天这个世界，尊重每个人、每个民族，承认历史的发展，这是对现在和未来的责任。”

     从1974年到2014年，他的中国印象里有刚到中国就赶上的“文革”时批林批孔、学工学农，有向维也纳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有今天作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向世界传递汉语之美、中国智慧。

     “四十年间，从西方到东方见证中国发展变化——空间上有跨越，在时间跨度上也有了一定‘历史距离’。这四十年是我从单纯到思考、反思的成熟过程，对于自己国家、不同制度当今的处境和发展出路也有了多角度思考，”李夏德说。

     循着《文心雕龙》，他随着中国古人从遥远的宇宙去看小小的地球，“每个生命时间在宇宙中显得多么短促，又多么微小而脆弱，如何珍视它的存在都不为过。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该更为理性和公平地对待自己和别人、文化与社会的多样性，处理人与自然和资源的关系。”为此，他将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的院刊定名《文心》，以示敬意。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传统茶文化讲座

     机缘：偶然中的必然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在绝大多数西方人眼中都是遥远而神秘的，很少有外国人能到中国去。“中国和西方开始有了交往，门小心地打开了。突然，一个奇妙的机缘出现了——我得到了政府奖学金到中国留学，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李夏德说。

     “很有意思的是，我小时候对于各种语言尤其是汉语、印度语、阿拉伯语这样的非西方语言都很有兴趣，甚至想过创造一种神秘的语言，”李夏德说，直到1971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大学还没有汉语系，他只好先选择了日耳曼研究并学习英语、古典冰岛语和爱尔兰语。

     1971年5月，奥地利和中国建交。1973年，维也纳大学设立了汉学系，李夏德顺利成章地圆梦成为了第一届学生，还做了系主任的助理。终于有一天，到中国留学的机会摆在他面前。

     “这个决定在当时绝对是勇敢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父母勇敢。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谢他们的当时的支持，要知道他们在四十多岁才有了我，而当时我们对于中国全部的消息就是偶尔关于文革的传闻，不知道中国究竟是怎样的，”李夏德说，爱好旅行的父母在这个决定面前显得比其他人都淡定，给予支持。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

     从五岁开始，李夏德就“突破了小小的奥地利”。他随着父母坐汽车、乘火车几乎游历了欧的东部、西部和南部的所有国家；中学毕业后，他自己又开始游历北欧的国家。

     “早在三岁左右，父母就带我到过奥地利的冰川地区徒步。那时候我就开始见识到自然之美，而这种对美的感受让我在日后接触到汉语、游览中国时有了莫名的亲近，”他说。

     终于，他踏上开往中国的国际列车，维也纳-莫斯科-北京，一路向东，历时十天。从北京火车站出来，奥地利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把他和另外一位同学送到了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从市中心好像没多久就开进了郊区，一路除了军车和公交车，只有很少的其他车辆，自行车倒是显得特别多”。

     “放下行李，我们就买了自行车，等不及去看看北京的样子。结果一骑车出去，郊区没有灯，也没什么车——偶尔有车开来，就是在黑乎乎的下坡路下也不开灯，那是为了节约。”李夏德说，现在反了过来，中国的汽车多了，而欧洲人骑自行车的越来越多了。

     他和同学们还完成了一次今天说起来都印象深刻的骑车旅行，他们从北京西北部的学校一直骑到十三陵，把所有能看的陵寝都参观了，其中除了定陵，都是没有修复的自然状态。他说，“中国的郊区和农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仍然处于非常自然的状态，而今天这种状态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提醒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而小心去思考发展对自然带来的影响。”

     “那时的中国，在我眼里是全新的世界，从未想过，太不一样了，”他说，更感以外的是，在中国一年的留学经历中，他还有机会来到郑州，以及留下毛主席印记的韶山和湘潭。

中国孔子研究院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合作签字。

     1974：只带“好奇”去中国

     在他的记忆里：1974年，整个中国都是批林批孔的气氛，能买到的书很有限，即使有也都是以革命为主的。李夏德和其他留学生们经常看到老师们坐在院子里开会，接触到的论调全是“儒家是保守的，是不好的，革命是好的。”

     “我从来没有失望过，也没有为看到的事心烦意乱，有的只是好奇。因为我从来的那天开始就知道这里不是欧洲，是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世界去观察，”李夏德说。

     李夏德观察到，有的人是带着固有的观点来到中国或者看待这个国家，一旦发现这个国家和自己的观点有差异或者意见相左，就轻易发表观点去指责、批评，而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

     “我对中国的一切都满怀好奇，这里注定会是和欧洲不一样的，看到新鲜的、不一样的事情也不需要去否定自己，”他说，自己积极地找机会体验普通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

     深处滚滚时代洪流中的李夏德和同学们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经历——学工学弄，参与农村和工厂的劳动。他在北京的中阿（阿尔巴尼亚）友好人民公社挖过土，也参加了学校专门给留学生准备的革命样板戏学习班。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今天，很多中国人听到这段颇具“古董感”的革命样板戏或许也会有穿越时空的错觉，它却成了一个奥地利人在以后四十年里经常唱起的“拿手戏”。

     如果历史可以回放，镜头应该是这样的：在满是大大小小钢铁加工件的车间里，刚刚学习汉语一年多的奥地利留学生李夏德为千余名中国工人表演《红灯记》选段《提篮小卖》，节奏明快的样板戏旋律载经受过西方男高音训练的声音唱着中国革命故事……这段演唱对于彼此想来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时代记忆。

     在中国的一年里，李夏德有个最熟悉的中国同伴——他的舍友，一位来自武钢的工程师。一间宿舍，中间有张小桌子，两边各有一张床：奥地利留学生和中国工程师如此地了相处一年。

     “我们经常聊天，也有很多他的同事加入进来，聊一聊，也开玩笑，他们的对奥地利有兴趣，我也讲讲我的家乡，他说，这些聊天总是避开了政治话题的讨论，”他说，既是有什么关于中国的讨论也都是报纸上的内容，大家小心地避免给彼此带来麻烦。

     如同《提篮小卖》一样，这样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

     “现在，我每年从维也纳到中国至少四五次，直飞不超过十个小时就能达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我和学者们能讨论学术，也能讨论各类其他话题。2013年，我还受邀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梦国际研讨会，”他说，今天的中国，和四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李夏德授课中。

     四十年后：向世界讲述中国梦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随着各国相互依存度的迅速提高，单纯的跨文化交流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了解其他文化变得越来越有必要。面对本国历史和社会现状，在无穷的宇宙中、在这个微小而脆弱的地球上，建立一个合乎道德而存在的国际社会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梦想’，在这里，个人、国家、哲学家以及‘普通人’的所有梦想都能获得空间与尊重。”

     李夏德在中国梦国际研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中国梦”。他说，当人类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众多矛盾时，中国传统的全局观念以及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理论也许能够带来一些方法上的启示。

     他说，要实现梦想，必须本着团结一致的精神，努力使人民及其代表之间、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人与人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分享责任与尊严。

     今天，他在维也纳大学和孔子学院给大学生以及汉语爱好者讲授中国文学发展史，从《诗经》讲到鲁迅的《阿Q正传》，当然少不了的是《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化传递出对待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的态度。

     他的学生里，有大学生，有奥地利的外交官，也有不同年龄段的汉语爱好者。他觉得，如果一个学习法律、经济或者其他专业的学生能够学好汉语，这将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史如虎添翼，因为那意味着各种机会和未来的发展的可能。

     他说，“学习汉语对于西方人认识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将非常有助于他们形成多样化的思想，因为这就是我四十年经历的重要经验：它会给你一个机会从多样化的文化背景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和制度，如果还能有机会来到中国、和中国人对话，那绝对不要错过。”

     李夏德把自己从1974年到2014年的四十年历程比作“在两个世界间游走”。未来，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够架设起更多交流的桥梁，促成双向的交流和理解。

     “不要恐惧，不要设限，去学汉语，去中国看看。”他说,如同游泳，站在岸边观察或者评点别人，不如亲自感受。（呼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