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穗耕凭着个人的公关能力，获取上级支持，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以致到了1998年《村民组织法》开始实施时，冼村已经失去了自治的能力。按照这部法律，村民有投票直选村主任的权利，通过选票，村民可以选择自己信任的村官，由此可以对村支书卢穗耕起到制衡作用。

    冼村村民因为缺乏公共意识，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卢掌控一切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没有了选票的制衡，村委会的领导班子就可按照卢穗耕的意图来安排。

    46岁的冼耀均是冼村维权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告诉记者，最初，每到选举，村里会有三个人上门，一个人拿选票，一个人拿投票箱，一个人拿钱。勾完选票递进投票箱，钱就接着递了过来，投票也就完成了。

    选举廉价程度也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投一票给个5元、10元，我自己都拿过两次。”冼耀均说。而在广东一些富裕的村庄，早就有了贿选，一张选票价值千元以上。

    控制 一些有能力的潜在权力挑战者被他挡在村外

    冼村有其特殊的村情。这个村庄的巅峰期，外来人口就有近10万，商业繁荣，租金收入可观，在广州被称作“钻石村”。

    “钻石村”的人口结构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到外面做生意、上班的。这类人比较年轻，有能力，收入可观。外面世界的吸引，导致这部分人淡化了对村级事务的关心。

    第二类人靠租金收入过活，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这类人对村级事务比较关心，但是年龄一般都偏大，介入公共事务的能力偏弱。

    第三类人是家庭条件并不好，要仰仗村里的入股分红过日子。对于分红比周边村庄少的现状不满，但是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村民对选票的漠视，其实是把权力让渡给了卢穗耕，成了强人掌控的基础。而冼村的权力过度集中，又进一步弱化了冼村自治的能力，给强人的出现制造了机会。

    石牌村与冼村相邻，都有大量的土地财富，但是，石牌的权力结构分散，落在28个村民小组手中，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财务人员，自治的能力也就更强。

    典型的例证是，石牌同属于天河区管辖，长期在天河区做一把手的曹鉴燎就无从操盘石牌的土地。而权力集中的猎德、冼村两个村庄的土地，曹就可通过村支书来操盘。

    让冼村村民羡慕的是，石牌村民自治能力强，在融入城市化的进程中，累积的矛盾也少了许多。

    除了一些客观条件外，卢穗耕本人也有一些特殊手段来控制村庄的政治。如党员的问题，卢对新的挑战者的出现，进行了严加防范。

    冼村村民入党由卢穗耕说了算，但也有其掌控之外的党员冒出来，比如村民在学校入党，当兵后在部队入党。这类人有能力，都可能成为新的权力挑战者，卢穗耕的做法是，把他们挡在村外。

    按照惯例，这些村民可以把党组织关系转到村里，而卢穗耕却严阵以待——比如村民冼昭满告诉记者，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入了党，毕业后，党组织关系就被卢穗耕转到了街道办。

    整人 84个维权村民被抓，有的“罪名”是嫖娼

    卢穗耕个人素质也是其长期掌权的一大因素。“心理素质超强，城府极深，为人低调，接人待物上有亲和力，在背后整人又有手段”。

    冼耀均告诉记者，在维权期间，一些村民偶尔遇到了卢穗耕，当面大骂时，卢穗耕“面不改色，满面春风”，一转身，村民就被抓。巅峰时一共抓了84人，这成了卢溃败的一大因由。

    卢穗耕的溃败，有着某种偶然性。

    2009年，卢穗耕编纂的《冼村村志》向村民发售。细心的村民，发现了冼村的财富秘密，在遭遇整体拆迁压力后，开始维权。

    《村志》中一篇《冼村撤村改制成立企业集团的报告》中提到，“联社拥有固定资产3.8亿元，拥有可建楼房的土地330亩，可建厂房的土地130亩”，而这两者一加，一共有460亩，都是冼村的土地财富，但是，村民此前毫不知情。

    按照当地一平米动辄10多万、20多万的价格，这是一笔惊人的土地财富。在卢穗耕外逃后，村民由此称呼其为“百亿村官”。

    巨大的财富去向不明，“如梦方醒”的村民开始追问，参与维权的村民越来越多。当初50元一本卖给村民的《村志》，卢穗耕开始回收，价格一度高达一万元一本。

    恰逢2010年冼村整体拆迁，冼村维权风起云涌。当年，陆续有84个村民被抓，如冼耀均在家中被带走，“罪名”是嫖娼，被收容教育将近一整年。

    44岁的何冠华被抓走时，上百警察堵住了各个巷口，最后破了三道门，用洗澡的毛巾裹着，警察将其抬了出来。何冠华称，后来到法院时，自己被戴了黑头套，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15个月。判决下来时，何已经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来不及上诉，就被放出来了。

    这些村民被抓，是卢穗耕权力的巅峰，但也带来了覆灭。84个村民随同其背后的家族，一共有300多户成了“钉子户”，拆迁陷入僵局，靠权力常年掌控冼村的强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走向了末路。2013年3月被免职，5月卢就悄无声息地外逃了。

    而当年卢穗耕强势拆迁时，村庄被围墙围了起来，同意拆迁的房子已经或者被拆或者门窗卸去，冼村成了一片废墟。

    洗牌 卢穗耕外逃后，冼村的治理结构仍没有变化

    现在4年过去，同意拆迁的村民有家无法回，只能到黄村等地租房居住，也是怨声载道。打破拆迁僵局，让村民重建家园，成了冼村的难题。

    通过维权，村民向国土部门、城建规划、档案馆申请信息公开，逐步了解了冼村部分土地信息，看到了“不平等”的合同：有一份合同中，冼村出地，合作开发的物业，冼村享有的利益只占到三成。“盖楼都是地值钱嘛！”这被村民认为利益被卢及其同盟者侵吞了。

    这些合同，被村民认为是非法的合同，要重新签订合同，收回冼村的利益。村民的根据是广东省的文件。

    按照《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中的第九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成员大会。凡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

    “卢穗耕谈的这些合同，都没有经过全体村民同意，所以是非法的。”冼村部分村民认为。

    拆迁要继续，利益要收回，要化解这些矛盾，冼村自治成了新的选择。但现在的难题是，在《村民组织法》实施3年后，主政天河区的曹鉴燎，通过一些手段，把类似冼村这样的城中村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变更，自治现在也是困难重重。

    2001年，天河区出台《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基本规定》，第七条“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与广东省出台的文件中的第九条相悖。

    正是根据天河区的文件，在卢穗耕时代，冼村只有56个股东代表，其中只有大约10人与卢没有亲友关系，掌控这56人，就可以做出重大决定。

    到卢外逃后，冼村的治理结构仍然没有变化，只是股东代表增加到了88人，但由88个人决定全村事务，已经脱离了村民自治的轨道。

    现在，冼村的村民继续上访，希望按照《公司法》规定直选冼村村公司董事会。而卢穗耕外逃后，88个股东代表选出的董事会，村民们也要求撤销，因为不是直选出来的。

    村民信访的结果，是层层被否决，现在到了广州市，信访结果还没下来，“如果继续被驳回，我们就要到法院起诉。”冼耀均告诉记者。

    冼村政治治理结构上的矛盾，使得村民无从信任现有的村官，合作也就无从谈起，拆迁僵局也无法打破。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时，千疮百孔的冼村，则恍若一片黑洞。留守的村民在废墟里穿梭，同意拆迁的则有家难归，哪天是个头，谁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