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军，强军兴军的时代课题 ——加强新形势下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新闻调查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春的一天，毛泽东站在湖南桂东县沙田村的一个土堆上，郑重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短短44个字，被称为我军“第一军规”。

    走进古田，一件件珍贵的史料，吸引我们去探寻人民军队“法”的源头。

    1929年冬，《古田会议决议》诞生。从此，人民军队划清了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踏上向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发展的新途。

    自建军起，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是我军一条始终坚持的铁律。凭藉这条铁律锻造出的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作风、铁的本领，我军胜利迈过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如今，人民军队走到新的历史关头。面对强军兴军和改革发展的时代召唤，习主席鲜明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把军队法治化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强军基石坚如磐，改革潮涌柱中流。回望古田，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摆在我们这一代军人面前：今天，该如何夯实强军之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铺就法治轨道？

    强军兴军，迫切要求将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法治轨道。摆脱依法治军的现实羁绊，必须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法治思维，需要理念习惯制度攥指成拳

    这是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据对3个旅团级单位调查统计，去年收到各级文电都在1000份以上，最多的3052份，接待上级工作组少则23个、多则62个。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应接不暇，晕头转向”。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同一个师的两个团，因管理理念不同，一个专设互联网吧，一个严禁官兵上互联网。同一片“法治”天空下，“东边日出西边雨”。

    “五多”屡禁不止，规定五花八门，症结何在？

    第54集团军军长戎贵卿一语中的：“部队管理、运行如此随意，关键是法治思维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各级依法用法的习惯还没养成！”

    这个集团军所属某红军团前身，是当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试点单位。戎军长给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形：红军官兵将这些军规写在包袱皮上、门板上、墙壁上，在行军打仗途中背诵、默写，人人烂熟于心，并严格遵行。

    也许，当年红军并不知道“法治思维”这个词，但严纪律、守规矩的法治意识开始在他们头脑里扎根。正因于此，那段历史才有了更加生动的注脚：“哪里有人民军队，哪里就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里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里就有奇迹发生。”

    历史发展到今天，“依法治军”已强调很多年，放眼全军，其成效究竟如何？记者调研发现，进步显而易见，但现实不容乐观。

    ——有的机关形成靠讲话、文电、开会、派工作组指导部队的思维定势，上面“千条线”，乱穿基层“一根针”，“五多”久治不愈、机关“九龙治水”。有的唯上不唯法，只听领导怎么说，不管制度咋规定。有的领导“长官意志”根深蒂固，靠习惯、凭经验和个人喜好做决策、抓工作。某团主官换了3任，营区主干道两侧的景观换了3次，由原先的樟树换成棕榈、雪松，最近又换成路灯。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官兵们说，问题其实很明了：领导在依法决策、机关在依法指导上存在偏差。

    ——基层干部反映，抓基层有《基层建设纲要》，抓训练有《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抓教育有《思想政治教育大纲》，抓安全有《安全工作条例》……按说部队建设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可一年到头基层感到很忙乱，有的连队不得不靠上级通知过日子，经常是“今天不知明天干啥、上午不知下午干啥”。

    忙由何起？乱自何来？官兵们说，原因其实很简单：部队在依法运转、官兵在依法履职上出了问题。

    “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电话”“这法那法，不如领导的想法”……走访基层部队，记者不时听到这样的顺口溜。细细品味，这看似调侃的话语中，夹杂着对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现实之忧”。

    80多年前，面对红军队伍中的军阀做派和流寇习气，党和军队的缔造者们彻夜深思：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捧读《古田会议决议》，我们不难找到答案：确立建军基本原则和制度、编制红军军规、修改管理条例……字里行间，尽显法治光芒。

    随着社会的进步、战争形态的演变，以及军队人员结构的变化，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正在经受时代的大考。

    今天，我们又该如何作答？

    采访中，军委法制局领导的话令人回味：“依法治军是个涉及军队建设方方面面的重大课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转变思维方式，强化法治理念。”

    对此，习主席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改变，正在座座军营发生。第二炮兵某基地党委给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立下规矩：做决策、抓工作，先与规章制度对表。该基地政治部主任周建波说：“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肩负起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个历史担当，迫切需要上上下下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内化为信念、外化于习惯、固化为制度。”

    没有执行力，依法治军就是一句空话。法之必行，不能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散——

    军法如刀，刀刀“见血”方能令行禁止

    “清房难，能有打仗难？”

    这句话，道出了过去不少单位清理违规超占用房面临的窘境：虽然三令五申，“令牌”一道接一道下，通知发了一摞，会议开了一堆，可清房总是不能“见底”。

    原因何在？

    “这难那难，硬起手腕动真格就不难！” 某集团军实现“清房归零”，兄弟单位前来取经，该集团军领导介绍说:“经验就一条，从严执纪，重拳出击，让拒不腾退者付出沉重代价！”

    说起“代价”，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这样一个故事：红军时期，一位屡建战功的连长想到战友被敌杀害义愤不已，遂将俘虏赶到雪地里受冻，导致两人死亡。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禁止虐待俘虏。公判大会上，这名连长被执行枪决。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我军以铁的纪律赢得了拥护，凝聚了力量，最终夺取革命胜利。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从中汲取些什么？

    某防空旅政委王信民斩钉截铁地说：“依法治行，执法必严！军法如刀，刀刀‘见血’不手软！”

    “军法如刀！”那么，这把“刀”在部队用得怎样？从调研情况看，一些现象亟待下大力气纠治——

    “刀”成摆设的有之。一些单位有法不依，把法规制度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表态快、调门高，就是不落实。有的违背法规制度另搞一套，单位小政策违反全军大政策，党委班子集体违规“闯红灯”。

    “刀”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有之。有的部队执法不严，落实规章制度就像拉橡皮筋，弹性大刚性小，可紧可松、可进可退。有的打法规制度的“擦边球”，少数人信奉“大错不犯、小错不断”。

    “刀”锈了、钝了的有之。有的单位违法不究，对违纪违规的单位和个人装聋作哑、避重就轻，不敢唱黑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有甚者，发现问题隐情不报、瞒天过海。

    “没有执行力，依法治军就是一句空话。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执行力就是令行禁止。”某红军团政委梁中辉说。

    一个“令”字有多重？当年，该团“刘老庄连”奉命掩护大部队撤离。一令如山，82名官兵死守阵地，同3000余日军血战12小时，直至全部牺牲。

    说起这段历史，该团所在师政治部主任李民感慨：“执行法规制度再难，还难得过战场的生死考验？！”

    古田会议后，红军内部掀起执行决议、纠正错误的热潮，一批打骂士兵、侵占群众财物的指挥员受到严肃处理，有的还被清理出革命队伍。

    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庸、懒、松、散、软都是战斗力致命的腐蚀剂。执行军规、严肃军纪绝不能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散。

    历史映照现实，也孕育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军委“十项规定”相继出台，军委总部重拳出击整肃军纪、纠治“四风”，坚决查处违法违纪违规现象，军队形象焕然一新，军心士气为之大振。

    变化，体现在这样一组数据上：截至目前，全军共清退违规住房3万多套、清理超编超占车辆2万多台，清理超占兵员3万多名……很多官兵形象地说：“八项规定”和“十项规定”是“新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时代好声音”。

    “天下大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记者从军委法制局获悉，我国现行军事法规制度已达4000多部，基本上涵盖了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采访中，不少部队领导谈到，要以“久久为功、善做善成”的精神状态和力度，推动这些法规制度落到实处，只有这样，强军之基才会更加稳固，军队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从严治军，不容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事和法外之人。要探索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依法治军，成败系于从严治官从严治权

    重回古田探寻治军之道，很多人提到一个名字：郭天明。

    这位红四军的大队长，因为经常打骂体罚士兵，人称“铁匠”。

    “铁匠”官不大，惊动毛主席找他谈话。“铁匠”危害不小，《古田会议决议》专门为他这类人定下一条军规：“废止肉刑”。

    无从考证这是不是我军从严治官的第一道法令，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那时起，官兵一致、官兵平等便作为一条治军原则，写进人民军队法典。

    从当年打人的“铁匠”，到如今危害更大的“苍蝇”“老虎”，面对新的治军形势，一些部队领导思考更深：依法治军的成败，系于从严治官从严治上。然而，有的单位把“依法治军”等同“依法治兵”，把“从严治军”当成“从严治下”。

    记者调研发现，类似现象并不鲜见——

    同样是落实编制，某部机关责令下属单位借调人员限期归队，自己却搞“合理超编”“编外定编”；

    同样是反腐倡廉，有的领导“刀口向外不向内”，在台上讲得头头是道、义愤填膺，要求部属两袖清风，而到了台下却蝇营狗苟、徇私舞弊；

    同样是推进改革，有的机关和领导走不出利益藩篱，要求基层服从大局，可就是不愿动自己的“奶酪”，更不愿割自己的“肉”……

    “作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主体，领导和机关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做到用权有据，防止权力滥用。”采访中，官兵们多次提及习主席的告诫：谁有资格犯大错误？我看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

    依法治军，不容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事和法外之人。如何做到从严治官从严治上？很多部队领导纷纷建言——

    扎紧制度笼子。第二炮兵某基地政治部主任赵全红说，“针眼大的窟窿，进斗大的风”，制度一旦允许“特殊人”“特殊事”存在，就会产生破窗效应，总有一天守不住。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各级领导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强化权力监督。武警某部政治部主任王亚坤建议，健全完善军队巡视监察制度，对违纪问题和不良倾向，要露头就打，不能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当“瓦匠”和稀泥。

    加大惩治力度。海军某部政委喻文兵认为，应让法规成为带血的“红线”，制度成为通电的“高压线”，谁逾越了红线、触碰了高压线，谁就必须受到处罚。

    坚决清除潜规则。有人认为法律条文只是摆在明面上的，具体办事还得靠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往往“正事邪办，邪事正办”。南京军区空军一位领导谈到，潜规则是依法治军的大忌，必须坚决予以清除，绝不能让其潜行、盛行。

    从严治官从严治上，始终是我党我军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抗战时期，红军功臣将领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触犯党纪军规，被处以极刑。建国之初，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被执行枪决。 尤其是近年来，徐才厚、谷俊山等一批大案要案得到查处……

    海军某基地一位领导说：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无论什么人、不管多高职务，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军规，就必须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矛盾、体制性障碍、政策性问题，最终要靠什么破解——

    深化改革，只有严明法治才能攻坚克难

    从古田走来，人民军队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在迈向强军兴军的征途中，一些影响和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重大现实问题，日益成为我军改革发展的瓶颈。

    比如，联合作战能力建设如何推进？

    这，首先要从联合训练讲起。一位军区领导至今记得，那年他们牵头组织军兵种跨区演习，为了协调演练地域，相邻的两个军种部队竟然打起了“太极”：你等指示、我等计划，你等我来人协调、我等你登门拜访……由于缺乏相应的体制机制，一场例行的联合训练却举步维艰。

    联合训练尚且如此，联合作战可想而知。

    总参有关部门领导告诉记者，尽管当前我军已经初步建立了联合作战领导体制，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联合作战规则协议如何制定？各军兵种信息链路如何融合？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如何培育？联合作战保障如何配套？每一个问号，都需要我们拉直。

    “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要解决的大都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起来确实不容易。”习主席这番话，总能引发部队领导的思考——这些强军征途上的重重难关，最终靠什么来攻克？

    他们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得到了一致的答案：法制！法治！越是深化改革，越离不开法治！

    很多同志谈到，曾几何时，我军很多工作靠摸石头过河来推进。而今，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每一项决策，都可能受困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众口难调；每一步创新，都可能面临保守僵化和超越阶段的双重挑战；每一次突破，都可能遭遇渐进式和闯关式的路径选择……官兵们发现，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办法不太好使了，“石头”也是越摸越少，其根本解决之道，只能是法治手段。

    随着采访的深入，大量事实即可佐证——

    由于缺少顶层设计和统一标准，军队信息化建设“烟囱”林立、壁垒森严，系统不兼容、数据难共享、功能不耦合……突破这些“信息化困局”，迫切需要运用法制手段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

    当前，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其长远规划尚不清晰、体制机制有待健全、法规建设仍有空白。装备研发如何统筹、“民企参军”如何规范、社会化保障如何深化等等，都要靠立法来解决。

    这些年，军事设施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在土地、空域、海域、电磁频谱等方面需要统筹协调的问题增多，损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事件屡有发生。尽管出台了很多法规制度，但其执行力在利益驱动下相对疲软，强制效益尚未形成，军地共管缺少规范。

    此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实施、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兵役制度完善、军人退役安置、随军家属就业、退兵和伤病残人员移交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都离不开法规制度的牵引和规范、离不开制度机制的调整和确认、离不开法治手段的支持和保障……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南京政治学院教授邱圣宏反复咂摸习主席这句话谈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贯穿了我军建设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法治化，就没有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没有法治化，就没有改革的破局和成功。

    历史的天空，总有相似的星光交相辉映——

    85年前的古田会议，“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铺下了我军第一段“法制化轨道”。

    85年后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对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军队要贯彻好这一治国方略，最根本的就是加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牢固确立其在军队建设中的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保证军队建设沿着法治化轨道持续稳步前进。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历史启示我们：唯有夯实强军之基，人民军队才能中流击水，再写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