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席卷全国的反腐风暴，从身居高位的前政治局常委到名不见经传的村官小吏，各类“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反腐成果显著。不过也应看到，大小官员落马所暴露的部分地区政治生态污浊成腐败催化剂以及腐败方式隐蔽化、期权化等问题不容忽视。在这背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和交易制度仍存缺陷，失控权力频频将触角伸向市场并沦为“可变现的权力”，从而大幅提升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给深化改革带来极大阻力。《经济参考报》将从今日起推出“反腐启示录”系列报道，从贪腐之殇、生态之忧、制度之弊和透明之道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反腐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难点，探讨破解之策。

    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我国反腐工作浓墨重彩的一年。周永康、徐才厚、苏荣等“大老虎”的落马，将反腐工作推向了新高度。同时，“猎狐”行动让贪官插翅难飞，截至目前，已先后从60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428名。

    当反腐成为“新常态”，官员贪腐手段开始花样翻新日趋隐蔽。作为腐败病毒的新变种，期权腐败正逐渐成为官员和行贿者之间默契的“潜规则”。这种做法违法风险低、安全系数高，未来可能会成为越来越多官员使用的腐败“隐身术”。

    “运气不好才被查到”

    “平时办事不收钱，只在两节期间收。不收正在服务对象的大额资金，若干年后再接受回报。”这是中部某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王某给自己定的“原则”。据他交代，自己收受的所有大额钱款都是在若干年前给他们帮过忙的企业，这样做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

    像王某这样在任时大搞权力寻租却不急于捞取好处，寄希望于权力寻租“零存整取”实现腐败期权化的官员不在少数。

    湖北随州市政协原主席樊建国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经济参考报》记者在监狱见到他时，他仍然觉得自己是“运气不好”才被查到的。他的受贿犯罪行为主要是利用职务便利给部分铁矿、装修、汽车销售、纺织、农业公司充当“保护伞”，为企业违规办理行业证件，操纵招标、人事调动、企业改制重组等。

    樊建国说，自己受贿中最大一笔超过400万元是来自与他有20多年交情的企业老板。“我给这个老板帮了很多忙，他要感谢我时我跟他说，现在不缺钱，等我退休后你再给我花点、玩点。后来，他就把一张340万元的信用卡给了我。”

    早在2008年，皖北某市原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巩某就因年龄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可是快退休的他却因十年前放长线钓大鱼式的“期权”腐败而锒铛入狱。原来，早年担任体改委主任的他，在1995年至1997年间，参与国有企业市自来水公司改制时，利用职权帮助企业负责人违规制定和审批了化国有控股为私人控制的改制方案，致使国有资产损失400余万元。

    巩某说，2008年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便开始积极寻求“期权”变现得利益。2009年，他找到当时帮助其改制成功的企业负责人，要求购买其子公司的一处三百余平方米的商品房，并明确说：“你们公司以前扩股时我给你们帮过忙，现在买你的房子，你也得给我帮帮忙，不能多收我钱。”随后，这家公司负责人为了答谢巩某便将原销售价为238万元的别墅以15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他，使其变相违法所得数十万元。

    据了解，与过去官员“一事一收贿”的腐败方式不同，在反腐力度加大的情况下，官员们从开始贪腐时就有了较强的“反侦察”意识，想尽办法规避党纪国法。这些期权变现有的是在官员退休后，以经商的名义来“洗钱”，通过办企业，将在职时约定的贿赂“洗白”，使之看起来合法化；有的则是在职时进行“权力投资”，等到退休或离职后，就来到自己曾为之谋利的企业，坐上之前约定好的交椅，拿取原来预约的“报酬”；还有的是利用剩余的政治资源，动用自己熟悉的行政关系网，为企业谋取利益，自己则放心地笑纳在职时不敢拿的贿赂款。

    “逢年过节送钱是规矩”

    因受贿罪入狱的中部某市原计生委干部刘某说，逢年过节给领导送钱都是规矩，否则好像说不过去。潜规则大家都在做，领导也知道。不仅自己收，而且还用公款送。每年部门报预算都要多报四五十万的活动经费在业务资金中，账上看是拨到了基层，但实际上都和地方说好，到时再返回来，拿着这些钱再往省里、部委跑，联络感情协调关系。

    从昔日风光官员到如今困于监舍的囚徒，尽管各地贪腐官员罪行不同，但他们的贪腐路径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以吃请送礼的“人情往来”为“马甲”收受钱财，几乎是每个贪腐官员的第一步，“人情腐败”正在成为近年来贪腐的重灾区。

    在南京监狱，《经济参考报》记者见到赵克顺时，他的头发已被剃光，身穿蓝色条纹监服，刚刚从缝纫机线上劳动下来。虽然入狱改造时间不长，但说起自己的贪腐犯罪，他悔恨深刻。“错不该把老板的礼金红包当正常的人情往来！”

    赵克顺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2个月，案发前任南京市某高新区综合办主任，主要负责开发区的渣土车运输管理，平日里和车队老板打交道多，渐渐熟络起来。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事，这些老板们都会奉上红包礼品，因为钱数不多，赵克顺自认很正常。“每次也就几千块钱，跟那些动辄成百上千万的贪官比，总觉得我这算不上事。”

    2006年到2013年间，赵克顺几乎每年节假日都收受个体老板的钱财礼金，总计金额达到24万余元。“以前在职时，我一年各种收入加在一起也有近二十万，现在算下来受贿金额只抵过去一年收入。我这样做实在太得不偿失了。”赵克顺悔恨道，“那时对年节礼金红包查得不紧，如果像现在这样对过节过年的人情往来要求严，我可能就不会犯这事了。”

    和赵克顺一样，不少受贿官员都是在“人情往来”中开始了贪腐的第一步，也都因为没有把“小恩小贿”当回事而渐渐越陷越深。

    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无期徒刑。他这样描述其任县长、书记期间的“送礼风”：“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基层干部就会以汇报的名义到我办公室送钱，节前送不掉节后送，在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家里，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

    毋保良说，送礼者是看中他的权力进行“感情投资”，而他则错误认为吃吃喝喝、请请送送是密切与干部之间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必然途径，而且节日收礼也可以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有时发现有的干部节日期间没有给自己送礼，思想上还会有想法，是不是这个干部对自己有意见，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了他，直到这个干部补上礼金后才算放下心来。

    “收钱的人不办事，办事的人不收钱”

    采访中，不少入狱贪官还谈到，以人情往来遮掩受贿行贿只是初级手段，寻找腐败利益的“代言人”是不少人隐蔽贪腐的又一办法。

    今年48岁的海南儋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权晓辉曾是当地一名年轻有为的干部，他的贪腐手段也更加“与时俱进”。在2002年到2013年间，他多次以“借款”名义索贿，收受贿赂超过1300余万元。他坦言，以他人名义圈地经营谋利是他的贪腐幌子。

    自2000年开始，权晓辉先后以三家公司名义承包了儋州、三亚等地的近两千亩土地，而每亩土地的年租金分别只有35元、60元的超低价，最高一处仅500元，租期都在30年以上。这种最长期限、最低价格的圈地经营获利丰厚。据了解，为了逃避监督，这三家公司他都是以其亲属名义注册。

    不少落马贪官表示，他们寻找的利益代理人既有亲朋好友、又有情人弟兄，不管是谁，都希望能达到掩人耳目逃避组织调查的目的。

    毋保良在收受了大量钱财后他害怕出事，就想了一个自认是“万全之策”的办法，动员自己的弟弟开酱菜厂，把自己的钱财投入到酱菜厂。他认为自己弟弟开过多年大酒店，有些积累，以他名义办厂顺其自然，不会引起外界和组织上怀疑。

    收钱的人不办事，办事的人不收钱”是一些领导收受贿赂时的“规矩”。因受贿29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安徽省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某表示在任太和县委书记时，从未自己收过一分钱，没有和开发商有直接经济往来，但他的情人却暗中接受开发商请托大肆敛财，利用刘某的权力为开发商在批地拆迁方面牟取利益，当地一度出现“没有刘点头，谁也进不了太和的房地产市场”的垄断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