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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因违法违纪而落马的高官已经高达99名。而最近，这些高官被密集审判，根据罪责轻重，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刑罚。

    相对于犯了什么罪、收了多少钱、有多少“内幕”这样的表面现象，我们更注重的是这些落马贪官的深层分析—他们都是因何犯事？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已经被绳之以法的官员，其身上的“标本”意义是独特而有价值的。

    本文尝试回答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将落马官员“分门别类”。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这些标本揭示了贪腐的共性和原因，也可以折射出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中存在的问题。

    他们当中，有的别具“特色”，值得警醒；但也有些人可能存在着许多共性，身兼数种“类型”，这种情况更值得警醒。

    1 政坛“双面人”

    3月底的中纪委网站，首次将一个省部级高官，打上了“两面人”的标签。

    他是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2月17日，因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000余万元等问题，王敏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则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但“王书记”的落马，却让许多济南干部颇感“意外”。因为，就在落马当天，王敏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作“廉政警示教育报告”的新闻，依然是当地报纸的头版甚至头条。而这位领导，也常常把“守纪律、讲规矩”挂在嘴边，让当地干部觉得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没有“不对劲的地方”。就连中央巡视组巡视山东时，收到的关于王敏的举报都不多。

    类似的情况，在落马高官中不乏少数。比如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在一些基层干部中，一直是“敬业”“勤政”“能干”的印象。经常塑造“高调反腐”形象的他，在任黔东南州委书记的时候，还曾特别重视“监狱反腐”的形式。

    又比如广州政协原主席朱明国，2007年，在十七大广东代表团发言时，他还曾总结说，“要预防贪官摔在批地上、倒在高楼下、毁在红包中、垮在买卖关、死在路桥边、烂在色情里”。

    一语成谶。

    这位出身贫寒的“苦孩子”，还曾经标榜“自己这个年纪的干部从小就是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学习、成长起来的”，“焦裕禄是我们从政的老师、标杆，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王敏常常自诩“对党忠诚”。独自看红色影片时，他经常“激动难抑、泪流满面”，即使看上几十遍，依然“感动至此”。他自己说，“当时的感动是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

    说一套做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最终让这些“双面人”身败名裂、身陷囹圄。而他们的落马，则很多与“身边人”有关。

    2 家族腐败

    在对江苏的中央第二轮巡视反馈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此前很少见的词：“一家两制”。

    通俗易懂的一个词，让人很容易想象到对别人要求严格、对家属及身边人骄纵的场景，甚至联想到一手执权、一手利益输送的景象。事实上，许多地区的中央巡视反馈报告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存在领导干部利用职权，纵容亲属在工程招投标、矿产土地出让、房地产等领域进行黑箱操作、权钱交易的现象。

    在这方面，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是一个典型。2014年9月24日，这位曾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官员，在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受审。公开起诉书显示，在其收受的3558万元贿金中，有97%都是通过其儿子刘德成收受。

    这个从普通钢铁工人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干部，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用“利令智昏”来形容自己。但更让人感到警醒的，是他对纵容孩子的一段话：“养不教父之过，对他的犯罪，因为构成共同犯罪，我应该负全部的和根本的责任。”

    而在今年两会上，到福建代表团参加讨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则将“副国级老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称为“家族腐败”的典型—“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

    这样的现象，在落马的高官中是一个不鲜见的现象。有的是兄弟几人有人做官，有人经商，当官的利用权力给亲人的项目提供便利，形成家族利益共同体，并且共同进退、掩盖腐败，“共同发财”；有的则是管不好“枕边人”，自己在台前当官，夫人在身后收钱，当“二号首长”；更多的则是溺爱孩子，孩子开口，自己就没法“拒绝”。

    只不过，到东窗事发之时，这些人也都是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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