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04年以来，我国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2012年全国共有310余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离婚率增幅首次超过结婚率增幅，2013年攀升到350万对，比上年增长12.8%。

    婚姻是公民的权利，结婚、离婚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然而，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结婚或离婚过于功利化，而缺乏应有的道德感和责任担当。极端利己、有悖道德的婚姻往往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伤痛和危害，特别是成为孩子心灵上不可承受之重。

    究竟是谁动了我们的婚姻？离婚多重根源何在？如何打赢婚姻保卫战？(专题策划编辑：王永霞)

离婚凶猛拉响警报

    ——离婚率何以“十连增”(上篇)

    半月谈专题调研小分队

    离婚率居高不下：有多少劳燕分飞的故事在上演

    “今天，你离了吗？”这虽然是人们之间开的一句玩笑，但也折射出当今一部分人的婚姻状况。让我们看看半月谈记者采自一线的以下数据：

    2011年，3.2万对；2012年，3.8万对；2013年，5.4万对……近年来，北京市的离婚人数逐年攀升，2013年同比增长42.6%。这意味着在北京每天有近150对夫妻协议离婚、家庭解体。

    上海市民政局公布的年度婚姻登记统计情况专报显示，2014年，上海市共办理离婚登记53244对。因感情不和或破裂、性格不合等离婚的占总数的95%。

    江苏省民政厅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2014年该省共有837942对新人结婚，178899对夫妻离婚。与2013年相比，结婚登记人数减少7万多对；同期，离婚人数增加2898对，即每3分钟就有一对夫妻分手，各奔东西。

    湖北省婚姻登记机关2014年共办理各类登记141.7万件，创历史新高。其中，结婚登记为61.47万对，离婚登记13.7万对。与2013年相比，结婚人数基本持平，但离婚人数增加8000多对。据湖北省民政厅工作人员介绍，自2003年以来，全省离婚登记人数以每年1万对左右数量增加，高峰时1年能达到1.3万对。

    半月谈记者从吉林省民政厅了解到，该省2012年至2014年，离婚登记人数分别为9.83万对、11.12万对和11.26万对，离婚率(年度离婚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分别为7.14‰、8.1‰和8.2‰。长春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介绍，从离结比(年度离婚人数与结婚人数的比率)来看，这个区的离结比连续3年超过35%，属于较高状态。

    重庆市婚姻登记收养管理中心提供数据显示，近年来当地离结比一直保持在1：3，相当于每3对夫妻中就有1对离婚。

    中国婚姻家庭工作联合会今年发布的《中国人婚姻家庭安全报告》指出，仅从离婚统计数字来看，其攀升速度令人震惊：从1979年到2012年，全国当年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之比已从4.7%上升到23.4%，其中，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这一比例已接近或超过30%。

    “从统计数据看，遭遇7年之痒而分开的夫妻占据离婚主流。”苏州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该市结婚平均年龄30岁，其中男性为30.8岁，女性为29.2岁；离婚平均年龄36.9岁，其中男性为38.1岁，女性为35.8岁。这意味着，结婚7年左右的夫妻最易散伙。

    北京市言大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訾英涛调研也发现，30岁至40岁年龄段的人离婚现象尤为突出。在民政局办理的离婚登记中，40岁以下的离婚者占登记总人数的70%以上；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40岁以下的当事人也占诉讼人数的70%。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认为，中国婚姻状况的剪刀差——“结婚对数的下降”与“离婚对数的上升”说明，国人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绝大多数离婚者还会选择再婚，故社会的再婚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当前，离婚浪潮凶猛，到底是什么摧毁了国人的婚姻？

    观念变化、责任弱化、立法变革，导致“离婚脱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人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离婚已经不再是一个闻之色变的敏感词，让生活在不幸福婚姻中的人们，尤其是女性有了结束一段婚姻的勇气，提升了婚姻质量和人生幸福指数。

    维情集团婚姻医院院长舒心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出于对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追求，主动提出离婚，走出不幸福的“围城”，这是值得肯定的社会进步。

    婚姻家庭咨询师苏小林说，以前婚姻观念比较保守，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得过且过”观念的影响很深，一些家庭虽然经常发生热暴力和冷暴力，甚至夫妻双方长期没有性生活，也能凑合着过。但随着婚姻观念的转变，夫妻双方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一方拥有不良习惯、双方性生活不和谐、甚至一方感觉另一方情商低等，都有可能造成离婚。重庆启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所做的调查显示，离婚人群中约80%处于无性婚姻状况。

    从深层观念看，离婚问题凸显也折射出一部分人婚姻契约精神的淡化和婚姻家庭道德责任的弱化，一些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亟待提高。近年来，有的人片面强调个人幸福和婚姻自由权利，而忽视婚姻生活应秉持的道德伦理准则和应有的奉献、应尽的义务。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李洪祥认为，当人们对婚姻不再抱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信念和期待之时，婚姻的“信号”功能和约束力就随之减弱，从而引起离婚率上升。

    除了婚姻道德观念变化的主观因素外，离婚立法的变化在客观上也导致了高离婚率。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之后，1953年人民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117万件，在被封建婚姻束缚数千年的古老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次离婚井喷；1980年婚姻法首次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后，1981年离婚绝对数即大幅上扬，较1980年增加了4.8万件；2001年4月婚姻法(修正案)颁布施行后，离婚绝对数大增；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离婚的手续，这一方面保障了离婚自由，另一方面也给那些冲动型离婚或草率型离婚打开了方便之门。

    李洪祥在长期调查中，用大量翔实的资料证明，中国离婚率伴随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制度出台，每一次都出现离婚高峰。尤其是2003年10月1日，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实施后，离婚登记在1个月内办理改为当场拿到离婚证，手续简便，直接导致了离婚人数的大幅上升。

    一些基层民政干部也表示，新条例要求登记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要充分尊重当事夫妻的意愿，因此在办理离婚手续时无法多言，一般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劝阻。一位离婚登记处工作人员坦言，办理离婚的速度虽然提高了，手续简便了，但大家对婚姻的态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草率了，一周婚姻、一月婚姻、半年婚姻现在已非个别。

    美国一位著名法学家在分析离婚自由成本时指出，婚姻越是容易解除，人们对婚姻的承诺就会越少。如果允许想离就离，那么结婚者花费在婚姻搜寻上的时间就会更少，结果是夫妻更不般配，这转过来又会破坏婚姻的伴侣性，并由此增大离婚的可能。

    社交网络，成为婚恋麻烦制造者

    与网络技术发展进程对应的群体中，80后是网络世界的移民、90后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如今，这些移民、原住民正值婚恋“黄金期”，网络带来的影响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他们的感情生活。

    在半月谈记者采访的婚恋人群中，很少有人觉得社交软件可以增进双方感情，倒是不少人对手机、网络给他们感情生活带来的影响大吐苦水，有的甚至走到感情破裂的边缘。是技术进步带来了争吵，还是使用者忘却“初心”，将主观原因“嫁祸”网络？不同观点的交锋在社会舆论场中不时兴起。

    “我绝不会在丈夫面前使用社交软件，因为那样会产生各种争吵。”1988年出生的刘芸(化名)已经是一名7岁女孩的妈妈。她是一名理疗按摩师，时而忙碌，时而“闲得发慌”，闲时用陌陌聊天成了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瞎聊，搜附近的人，发一些好看的照片，会有好多帅哥和我打招呼。”她笑着说，“得偷偷玩，要不丈夫会和我吵架。”

    刘芸的心思在许多年轻人中存在，追求新鲜和刺激让一些人忽视了伴侣的存在，隐瞒和欺骗是避免纷争的最好手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表示，常常出差的他在寂寞时会在当地打开各种社交软件寻求约会，“其中有一次吃饭时拍了亲密照片，结果被苹果手机的云服务同步到了家里的平板电脑上。”他苦恼地说，“被妻子发现后大闹了好多天，现在还没彻底平息，我不知道会不会因此离婚。”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陈一筠说，陌陌、微信一类应用程序，特别是“摇一摇”、自动定位等功能的增加，使得这些工具成了坊间俗称的“泡妞工具”、“出轨利器”，冲击了一些原本就已脆弱的婚姻关系。

    壹婚姻网提供的数据显示，通过微信、陌陌平台找“小三”发生婚外情的案例在几年间增加了20%。心理咨询师刘莉萍经过对大量案例分析，发现约有40%的离婚是因外遇导致。

    在北京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于琨从接触的实际案例中发现，80后的离婚咨询中，多达一半以上的婚外情都与网络有关。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在淘宝上，一款名为“男友忠诚度测试”的商品受到关注，不同程度、不同时长的“测试服务”收费从28元到500元不等，商品简介称，可通过社交软件测试伴侣忠诚度，“本店100余名测试员都经过专业培训，会坚定捍卫用户隐私，让‘渣男’‘渣女’现形。”如果测试成功发现用户的伴侣出轨，店铺还会送出一份爱心服务抚慰用户“受伤的心灵”。

    东北师范大学传播学教授金振邦说，一边是方便的交流、交友渠道，一边是防不胜防的信息获取途径，某种程度上，网络和社交媒体催生了婚恋伴侣间的信任鸿沟，细小的痕迹都会给双方关系带来困扰。

    流动之变、独生一代等，动摇城乡“婚姻大厦”

    “城镇化、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离婚率相对就会提高，也可以说离婚率的提高是城镇化、工业化的社会效应之一。”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表示，社会较开放的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对开放和多元，职业和地域流动比较频繁，因人口迁移、两地分居所导致的家庭亲和力减弱，夫妻关系受到严重影响。

    重庆市婚姻登记收养管理中心主任陈泓熹说，这种情况在外出农民工群体中比较常见。农民选择离开乡土进城务工，虽然增加了家庭收入，但是精神生活往往是空虚和贫乏的。夫妻长时间分离，无法进行正常的心理沟通和情感交流，会导致性压抑、性饥渴，进而带来烦恼、焦虑。时间久了，双方容易出现信任危机。

    临县是山西省最大的劳务输出县。“来这里登记离婚的人形形色色。”临县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李芳告诉半月谈记者，有的是因为夫妻性格不合，有的是因为遭遇家暴，更多的则是因为夫妻一方有了外遇。

    “离婚率攀升，的确与农民外出流动有着密切联系。”山西省委党校研究员刘宁认为，外出打工使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发生变化。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带给他们巨大诱惑，加上不少夫妻长期分居，婚外情乘虚而入，婚姻最终解体。

    浙江省社科院妇女与家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平说，如果没有子女或子女留守的情况，夫妻关系更是不稳固。流动人口婚姻关系圈的不断衍生拓展，增加了其补偿、替代的可能性。

    拥有102万人口的鄂东农业大县黄梅县，近年来离婚登记人数以每年100多对的数量在增加。黄梅县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桂志勤告诉记者：“春节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和高考后夫妻陪完孩子考试，成为农村地区两大离婚高峰期。”

    独生一代的个性特征和为人处事方式也影响着对婚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心理辅导师戴慧芳说，有些80后、90后在婚姻生活中表现得很任性，既不能容忍对方，自己又不想改变，矛盾便会升级。以为离了婚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却不想如果自己不肯让步，当遇到下一段婚姻时，同样的情况还是会再现。

    小王与小潘是一对80后夫妻，他们一见钟情，并决定于今年3月份登记结婚。当天一大早，他们兴高采烈地领到结婚证。正式成为妻子的小王觉得，当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和小潘商量吃顿大餐庆祝一下。很不巧，小潘因为当天要上班，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小王觉得丈夫不重视自己，而小潘也觉得妻子不理解自己，双方争论起来。当天下午，他们又来到婚姻登记中心，要求离婚。

    山西1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首席专家王洁说，从本世纪初开始，8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姻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生长在备受家人呵护的环境中，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和夫妻矛盾，缺乏夫妻双方所必需的包容、忍耐，极易导致离婚。

    近几年还有一些奇葩的离婚原因，与感情无关。随着购房、入学等政策限制及与之挂钩的利益凸显，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褪去原先神圣的外衣，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成为不少家庭规避政策的工具。“近年来，重庆一些区县甚至出现离婚对数和结婚对数持平甚至超出的情况，这主要是受政策影响，比如涉及拆迁补偿等问题，群众为了获益而离婚。”陈泓熹告诉半月谈记者。

    此外，一些影视明星、腐败官员的畸形婚恋事件通过媒体曝光，导致一些年轻人跟着模仿。有些人寻找刺激，想尝尝鲜，可一旦进入就无法自拔。“我跟新来的大学生随便玩玩，没想到她不依不饶，逼着我离婚，要跟我结婚。结果我离了，她又不同我结婚。”最近，一位男士找到心理咨询师求助。

    这样拿婚姻、感情当儿戏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重复上演着。

    离婚代价有多大

    ——离婚率何以“十连增”(中篇)

    半月谈专题调研小分队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离婚率升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进步、人性自由的体现，可以将人们从失败的、苦闷的婚姻生活中解脱出来。然而，浮躁的社会风气也使很多人在茫茫人海、滚滚商潮中迷失了感情的本真，模糊了婚姻的本质。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的基座。当前，居高不下的离婚率甚至“婚姻赤字”现象所带来的诸多社会负效应亟须引起正视与警惕。

    当离婚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结婚是为了过得很好，而离婚是为了过得更好。”维情集团婚姻医院首席咨询师明丽认为，现代人敢于对不幸福的婚姻说“不”，值得肯定。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邵晓莹告诉半月谈记者，传统观念中，贞操对于一个女性是十分重要的，选择了自己的婚姻就等于决定了自己的一辈子。而当今社会，贞操不再是人们评价女性纯良的唯一标准，婚姻也不再是束缚女性的枷锁。女性经济上的独立也让她们不必依附于丈夫生活，有能力和更多机会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感情生活，而不必隐忍。要看到其进步性，即使有些离婚并不具有积极意义，但属于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多元选择，亦无可厚非。

    “通过我们咨询离婚问题的，80%最后维持婚姻，15%暂缓离婚，5%确实无话无情无爱的成功离婚。”维情集团婚姻医院院长舒心告诉记者，蔡女士就是属于成功离婚的一个案例。18年前，在她生孩子时，丈夫目睹了她撕心裂肺的难产过程，丈夫觉得自己愧对妻子，从此留下心理阴影，不再和妻子有性生活。

    蔡女士曾经和父母说过想离婚，但父母给她的建议竟然是：人不吃饭会死，没有性生活绝对不会影响你的生命，何况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因为这个离婚的。等蔡女士找到维情婚姻医院咨询时，舒心明确告诉她无性婚姻应该离婚。通过做通夫妻双方的工作，最终顺利离婚。

    “如果蔡女士不是等孩子上大学了才来做咨询，就不会耽误自己那么长时间，早点离婚还能早日重新寻找真爱，早日开始新的生活。”舒心惋惜地说。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事离婚干预方面的专家普遍不赞成凑合着过的夫妻，认为夫妻双方如果都不积极面对、查找、解决家庭问题，还是离婚好，否则会对家庭里其他成员产生不良影响。

    “我曾经干预过一对夫妻，老公吸毒，而且在外面还有情妇，非但不管家里的事，还经常在家里闹，殴打老婆和孩子，给家人心理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心理咨询师苏丹说，“这种情况我们就觉得妻子选择离婚会更好。”

    心理咨询师刘莉萍也认为，两个人确实没有了感情，并且都没有意愿去修复这段感情，这样的婚姻存在无益。

    苏州人于某和夏某自小青梅竹马，2005年步入婚姻殿堂。然而，由于妻子夏某性格多疑，经常对丈夫产生怀疑，两人婚后生活矛盾重重。一次，于某参加同学聚会，与几位女同学拍摄了一些照片，夏某看到其中一张照片后，认为于某对一位女同学有“不一样的感觉”，哭闹不止。心中委屈的于某一番埋怨，招来了夏某的一记耳光和拳打脚踢。第二天，于某向法院提交离婚诉状。而此时，夏某又后悔了，在双方父母劝说下，于某撤回了起诉。此后，这样的情景反复上演了5次，历时近两年。最终夏某承认两人之间只剩下争吵，自己也被这场婚姻折磨得疲惫不堪，同意离婚。

    “这样的放手具有积极意义，能让双方重新获得机会寻求幸福生活。”苏州市姑苏区法院民四庭法官袁琴分析认为，对于一些名存实亡的婚姻来说，勉强维持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勇敢放手在某种程度上能提高婚姻质量，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自由权利。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洪祥长期从事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他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婚姻需要男女主人公共同经营，不能把板子打在某一方身上，也不能简单评价离婚率升高就是一件坏事。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需要综合审视，全面评估。”

    “离婚后没有一方完全是赢家”

    “尽管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观念的转变，离婚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事，但对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庭而言，没有一方完全是赢家，也可能是两败俱伤，并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与创伤。”江苏建湖法院上冈法庭审判员陈浩说，最近他审理的就有这样一桩离婚案例。

    小芳和小平2012年底经人介绍成为恋人，在经历一段蜜月期后，于2013年8月登记结婚。然而婚后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甜蜜，两人经常因为婚房迟迟没有落定而吵架。2014年3月的一天，小平在得到妻子怀孕的消息后，一再表示一定将房子敲定。时间一天天过去，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在一次大吵后，小芳去医院做了人流手术。这一举动给小平的精神造成了莫大打击，精神恍惚的他从2014年5月开始与小芳冷战并分居，半年之后，他向法院起诉离婚。

    “审理中我发现，小芳和小平仍然存在一定的感情基础，如果就这样离婚，两人都将生活在痛苦之中。”陈浩说，最终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希望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多些宽容与理解，在做决定的时候多一些思量。”

    山西1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首席专家王洁说，很多人离婚后对婚姻产生了恐惧症，觉得婚姻是不可靠的。今年37岁的王成刚(化名)在两年前离婚。“结婚之前就没有充分了解，婚后才发现彼此性格差异很大，很难生活在一起。”离婚之后，他也谈过两次恋爱，但每次都觉得女朋友或多或少性格有些古怪，怕以后生活在一起再重蹈覆辙，因此迟迟不愿迈入婚姻的殿堂。“一次失败的婚姻让我变得谨慎的同时，也有些神经质。”

    某企业高管王女士与丈夫是大学同学，相恋10年，结婚3年后离婚。“离婚前后折腾了近一年，犹如两人不停地在拉扯牛皮筋，受伤更深的往往是后放手的那一方。”王女士说，离婚对夫妻双方的伤害是持久的，尤其是还没有遇到新的情感对象前，很难走出过去的阴影。“时常处于失眠状态，有时候要靠吃安眠药才能休息。对生活、事业的积极性也大幅下降。”

    步入中年的倪先生日前刚刚打完漫长的离婚战。房子、车子、存款他都可以舍弃，但女儿的抚养权是他紧咬不放的。倪先生说，其实回头想想，导致离婚的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及时化解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矛盾，以至于积重难返。

    离婚不仅对夫妻双方是一种打击，而且让两个家庭也付出沉重的代价。2014年，连云港市民小谢和妻子小李闹离婚，结果小谢的父亲老谢因为孙子抚养权一事，与亲家公老李发生纠纷。老谢脾气暴躁，对老李一通拳脚，致使老李鼻骨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老谢须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老谢通过检察机关申请调解。最终老谢和老李达成协议，老谢向老李赔礼道歉并赔偿医药费10万元，老李对老谢表示谅解，不再追究其刑事及民事责任。

    “这样一场离婚风波，最终让双方老人失了和气又损失了金钱。”邵晓莹说，离婚还会对双方老人心理造成伤害，有挫败感、觉得丢面子，没有尊严感、幸福感。有些甚至导致身体不适、健康恶化，严重的会出现心脏病突发、高血压、糖尿病等症状。

    刘莉萍说，目前多数父辈的思想还比较保守，他们不太容易接受离婚。在一些案例中，有的父母因为子女离婚无法接受，甚至以死相逼。

    山西临县人民法院审判员武广明告诉记者，在一些诉讼离婚的案件中，当事双方的纠纷常常转化为两个家庭乃至家族之间的矛盾，由于财产分割等问题导致恶性案件发生。尤其对于男方，因为娶妻时花销巨大，离婚后造成人财两失，彩礼追不回来之后可能不惜动用武力去解决。

    婚姻解体，孩子心灵不能承受之重

    “孩子可能是一场失败婚姻的最大输家。”舒心说，婚姻不睦导致亲情冷漠，离婚的痛苦过程和父母分手的结果，会使孩子失去正常的成长环境。在不完整的家庭中，父爱或母爱的剥夺会使孩子安全感受损，可能导致他对两性关系产生疑虑，从而影响到未来的择偶和婚姻质量。

    王洁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来做心理咨询，她的父母在她1岁时离婚，她被判给了父亲。但父亲觉得带着孩子很难再婚，又将她送回母亲。父母双方推来推去好几次，最终是母亲心软留下了她。然而，幼小的她内心深处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她总觉得有人拿着刀往她头上砍。”王洁说，父母离婚给她留下了一生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心理教师康成表示，离异家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感，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甚至在遭到嘲笑后，容易形成抑郁、憎恨、易怒、多疑、嫉妒、孤僻、胆小、情绪不稳定等心理特征。专家表示，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出现显性心理问题的比例明显高于正常家庭的孩子。

    “大多数情况下离婚官司的夫妻双方都是想要孩子的，孩子被迫要在不可分割的父子与母子关系中选择一边，跟了一边就感觉好像背叛了另一边，这种复杂的、撕裂的情感会影响和伴随孩子一生。”浙江光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生裕说。

    在当今高离婚率的环境中，离婚对于孩子的影响已经在校园中显现。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校长李国荣自2001年起在学生当中展开家庭情况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发现学生中离异家庭班级最高的占到23%～27%；2013年，再次开展学生家庭情况问卷调查后发现，离异家庭班级最高的超过50%，最低也达到30%。

    “这种现象亟须引起重视，因为离异家庭开始带来连锁反应。”李国荣告诉半月谈记者，父母离异后，很多孩子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有的跟随单亲父母重组家庭生活，有的丢给爷爷奶奶，有的独立生活，这样的家庭在学校统称为问题家庭。“我们的老师如果在不了解孩子家庭情况时而盲目批评，就会导致孩子出现逆反，有的甚至会离家离校出走。”

    专家表示，单亲家庭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不限于成长期。由美国实验中心、美国婚姻家庭教育联合会、美国价值观研究所共同撰写的报告《为什么婚姻重要——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21个结论》指出：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后来发生非婚生育和遭遇离婚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完整家庭的孩子。

    心理咨询师游红曼表示，“离婚传承现象”的确是个很典型的情况。“我们发现，父母离婚的子女8成以上都要离婚。”

    比“离婚传承现象”更严重的，是单亲家庭孩子的高犯罪率。从统计概率上看，近年来青少年的犯罪率、心理疾病患病率和自杀率，几乎是与离婚率同步增长的。据天津市社科院的一次关于“城市闲散未成年犯”的调查，少年犯中认为父母关系不好的占34.89%；而对照组的普通家庭孩子中，只有9.9%的人认为父母关系不好。少年犯中承认自己与父亲、母亲关系不好以及遭受暴力侵害者的比例，也大大高于普通家庭青少年。

    父母的管教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约束力，一旦缺乏这种约束，很可能会误入歧途。“2014年我碰到一个案例，重庆九龙坡区杨家坪派出所辖区一个家庭内的两个儿子，大的20岁，小的18岁，因轮奸罪分别被判刑3年和8年。他们说，之所以会走上歪路，就是因为小时候父母离婚了，他们跟随婆婆生活，父母从不管他们。”婚姻家庭咨询师苏小林告诉记者。

    父母离婚会使孩子产生抱怨心理，这是导致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心理因素。陈浩说，他曾接手一个少年犯罪案件，当事人10岁时父母离异，他跟着父亲生活，父亲不怎么管束他。他越来越产生逆反心理，抱怨父母、顶撞老师，之后便沉迷网络，慢慢和社会上一些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最终因犯罪被捕。陈浩说，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服刑的30岁左右的女犯，80%来自离异家庭。该监狱的高级心理咨询师苑志敏表示，父母离异后，对孩子或疏于管教，或过于溺爱，导致孩子很自我，人格发展不健全，长大后处理问题容易走极端。

    “我就是为了报复父母，因为他们离婚我不同意，我就选择结婚后离家出走进行报复。”服刑人员闫某今年26岁，父母离异后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为了弥补缺憾，对她有求必应，而父亲虽然不和她生活在一起，也是尽量在物质上补偿她。久而久之，她养成了自我的性格，认为父母的给予都是应该的。闫某与丈夫结婚不到1年就离家出走，一个人到南方生活，后来无钱生活下去，就选择盗窃，最终被判入狱。

    研究表明，离婚带来的经济状况不佳也容易对孩子健康成长产生不利影响。“一个人抚养孩子、男方抚养费不到位、就业歧视等因素都加剧了单身母亲的贫困化，她们已经构成了城市里新增的隐性贫困群体。”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陈一筠说，自己曾经对北京两个城区法院诉讼离婚的120多对有子女的中青年夫妻跟踪调查，发现85%的子女都由女方照顾。离婚5年之后，男方再婚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女方再婚比例不到20%。离异女性中，经济状况恶化的占65%，身患疾病需要医治的占15%。“而这样的经济状况，都会严重影响到孩子的身心成长。”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婚姻

    ——离婚率何以“十连增”(下篇)

    半月谈专题调研小分队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某种程度上，家庭也处于转型期。家庭不可避免会被社会潮流所裹挟，许多人在茫然、困惑中跌撞前行。面对不断攀升的离婚率，面对被侵蚀与瓦解的夫妻感情，面对日益复杂的家庭矛盾，亟须在社会治理、价值取向、家庭重建等方面多管齐下，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法律系统等携手共治，促进人们拥有更加理性的婚姻观，学会理智地理解爱与被爱，更加认真、负责地对待现代婚姻与爱情。

    疏导干预：挽救濒临破裂婚姻的社会管理新举

    及时干预、化解危机，是维护婚姻稳定的有效举措。然而长期以来，婚姻危机干预工作是社会管理中的短板。

    据婚姻家庭服务网站壹婚姻网的研究显示，我国在婚姻方面的干预显得很薄弱，依旧是基于各级妇联组织评选“好媳妇”、居委会调解、离婚前婚姻登记所劝诫的“老三套”，缺少科学内容和专业人员的参与。

    维情集团婚姻医院院长舒心说，传统婚姻家庭正面评选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带动其他家庭的效仿与参与。当婚姻真正出现问题时，居委会调解也只在邻里熟悉的老社区才会进行，一些流动人口的聚居区往往找不到专业的婚姻咨询机构和协调指导组织。

    婚姻危机干预的缺位，导致很多夫妻一遇到婚姻问题第一反应就是离婚。翻着一页页离婚调解记录，苏州市姑苏区婚姻辅导室工作人员杨翠珍很是惋惜，她每天都会遇到因为一点家庭琐事就吵着要离婚的夫妻。“晚饭过后，夫妻两人都不洗碗，于是就闹着要离婚。”杨翠珍说，这样的事听起来匪夷所思，却不是什么奇谈。

    据苏州市民政局统计，该市近年间冲动型离婚占比约3成，其中80后、90后为大多数。针对冲动式离婚，苏州市今年起推动建立离婚劝导站，徐州市贾汪区法院调解离婚则采取了“感情冷静期”机制，对有和好可能的夫妻，要求6个月内暂不离婚。

    近年来，各地民政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成立婚姻家庭辅导室，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工辅导等方式，在离婚登记前进行危机干预，挽救破裂婚姻。

    重庆市九龙坡区曾是全市离婚率最高的区县，当地民政部门探索引进启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员进行离婚干预。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僩说，目前中心有30余名专业人员，开展婚姻疏导干预，仅2014年就开展涉离婚个案辅导服务2103例，其中劝和694对，劝和率达到33%。“很多冲动型离婚者经过专业疏导后，很快放弃离婚打算。”

    重庆市婚姻登记收养管理中心主任陈泓熹介绍，针对全市离婚率逐年上升的趋势，以每个县提供5万元经费的标准，逐步在各区县推广离婚干预，全市41个区县中已有16个设立了离婚疏导室。

    走进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一楼的离婚登记室前，需要从一间隔离封闭的婚姻家庭辅导室旁经过。心理咨询师李敏正在做案例登记，记者在她的咨询记录中看到，前来接受咨询的夫妇，大多因性格不合、家庭暴力、婆媳矛盾、对方外遇等原因来闹离婚。

    武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主任孙剑刚说，这个婚姻家庭辅导室属于政府出资购买社工服务，借助专业社工帮助分析夫妻关系危机原因，梳理矛盾焦点，提供合理建议，减少闪电离婚、赌气离婚等现象。仅2013年，接受咨询的252对申请离婚的夫妻中，就有137对成功劝和。

    “婚姻咨询辅导是个长期而系统的项目。”李敏说，业内普遍观点是面临危机的夫妻每周需要开展一次，因此仅靠民政部门婚姻登记中心开设的家庭婚姻辅导远远不够，还需要国家在婚姻咨询机构的建立健全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鼓励。

    浙江省民政厅首批特聘婚姻家庭问题咨询师初阳表示，目前群众组织、社会公益团体，包括一些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陆续创办公益热线和服务机构，提供法律、心理、婚姻、家庭教育等方面咨询服务，但仍然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社会需求。

    法律护航：提高离婚成本，公平保障权益

    法治是家庭和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认为，我国婚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对婚姻义务和权利的规范，以及离婚程序和夫妻双方的权益保护方面，尚存在诸多缺陷。

    当前，我国申请协议离婚是“立等可取”，给急于离婚的当事人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为一些“负气离婚”的人留下遗憾。加之我国信用制度不完善，近年来因拆迁、限购等导致的政策性离婚屡屡发生。

    “协议离婚，只需缴纳9元的工本费。即便起诉到法院，离婚案件每件只需交纳50元至300元。”九三学社社员刘玲媚等专家认为，无论是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社会舆论成本、个人名誉成本还是程序成本等，我国都堪称世界上离婚成本非常低、离婚异常自由的国家之一，使法律为婚姻家庭护航的作用难以体现。

    目前我国杭州、广州、深圳、青岛、兰州等城市相继推行了预约离婚制度，设置情绪缓冲期，一周到两周不等，取得了良好效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妇女》杂志总编辑尚绍华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我国立法机关、民政部门应仔细研究我国离婚率逐年攀升的现状，参考其他国家设立离婚冷静期的先进经验，修改离婚程序，在夫妻提交离婚申请后，设立3至6个月的冷静期，让夫妻双方慎重考虑后，再批准离婚。

    “对婚姻弱势一方的权益保护不足，无疑加深了高离婚率带给社会的危害。”维情集团婚姻医院首席咨询师明丽说，在自己经手的上千单咨询案例中，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女性在丈夫出轨后依然不愿意轻言离婚，但这并不代表这段婚姻就一定有挽救的价值，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女方长期处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对家庭财政缺乏足够的掌控能力，更对自己离开“围城”后的感情生活迷茫，这个时候就更需要从法律上给予无过错方以经济上的保障。

    然而在实践中，经济强势方出现过错离婚时，无过错方的权益保障却依然困难。“即使知道男方包养了二奶、有小三，女方的重婚诉求提请在现实中取证往往很困难。”舒心说，当前我国在婚外情方面尚存在法律真空，应当修改相应法律条文，提高离婚成本，保障无过错方利益。

    河南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余学军等法律界人士认为，当前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对房产方面规定，婚后一方父母全款为子女购房，则自动推定为其婚前财产，这就意味着在离婚时对方就无法分割。由于中国多数为男方购房，此规定也让男方的离婚成本更低。建议进一步完善婚姻法等法律条文，对过错方加大惩处力度，使其不能随意越轨，轻言离婚，轻而易举放弃对家庭的责任。

    “在离婚夫妻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下，任何达成离婚协议的条款都应经过法院的认可。”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洪祥说，根据离婚双方的具体情况，依照子女最大利益原则进行修改，未经法院认可的有关子女监护和抚养归属的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这在很多国家都是通行做法。

    价值引领：学校、社区、政府，多方联动形成合力

    经营婚姻，降低离婚率，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学校、社区、政府等多方联动，方能“固本培元”。

    首先在价值取向上，应结合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加强国人的道德修养，倡导男女双方坚守婚姻的忠诚度、忠贞性，提高婚姻道德水平，履行家庭责任义务。男性不但要在工作中施展才干，也要更多地分担家庭事务，尽到家庭责任，包括对孩子的成长教育责任。有条件的女性要更多回归家庭，承担起相夫教子的责任，营造温馨之家。

    当下，尤须重建家庭功能，彰显家庭价值。有识之士呼吁，引导人们建设书香家庭和美德家庭，传承、发扬良好家风，提升家庭成员的整体素养，把家庭真正打造成命运共同体、道德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

    江苏省妇联最近出炉的《江苏家庭建设状况调查报告》中，在2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中，有44.7%的女性对婚恋节目中的“宝马女”“拜金女”“豪宅女”持认同态度，年轻人的婚姻观念有功利化趋向，感情成分减少。“培育公民健康向上的婚恋观，需要我们从源头上填补公民婚姻家庭教育。”江苏省政协委员、南通市妇联主席钱锁梅认为，婚姻家庭教育应从婚前教育入手，推动高校设置“婚姻家庭理念教育”必修课，帮助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增强责任感。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在心理课程中，融入相关婚恋知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正确的婚姻价值观。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康成认为，类似的教育不应该单纯从学生入手，应该使家长也接受相关引导，让其意识到离婚对于孩子的深刻影响，在婚姻面前不要做草率决定。

    除学校外，社区作为社会组织的细胞，也应承担起婚孕教育的职责。半月谈记者在重庆江津区几江街道采访看到，当地通过在社区建立“婚姻家庭课堂”教室，定期邀请婚姻专家、心理咨询师等为社区居民集中授课；建立社区婚姻家庭志愿服务队伍，免费为居民提供夫妻关系调适、婚姻障碍排除等专业咨询服务，传递着幸福家庭正能量。

    针对农村离婚率快速攀升的现象，政府部门一方面应不断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路子，使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实现就业，减少农民工的远距离流动，避免出现留守妇女在家独守空房的现象；另一方面，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对农民工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住上廉租房，使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同时，督促企业要保障员工的探亲休假权，让分居异地的夫妇多一些团聚的机会和时间，稳固婚姻关系。

    对于社交网络，应当净化不良信息，引导正能量传播。心理咨询师红月认为，网络是情绪的宣泄场所，像催化剂一样影响家庭，但离婚根源还在夫妻双方本身。

    专家认为，自律自爱与包容体谅依旧是婚恋关系和谐发展的“不二法门”。针对网上兴起的各种窥探、测试伴侣的“绝招”，专家们并不认同。“工具关键在于用途，社交媒体、网络也是如此。”东北师范大学传播学教授金振邦建议，“少背对背上网，多面对面交流。”

    他山之石：教育与法律形成婚姻“稳定器”

    不少受访专家表示，尽管文化背景、国情特点各异，但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巩固家庭婚姻，降低离婚率方面的有效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美国作为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使离婚率逐年下降。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介绍说，美国大多数州自上世纪70年代起实行无过错离婚法后，离婚率持续攀高。高离婚率带来的单亲家庭贫困化趋势严重，离异家庭孩子福利下降等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此后，美国的家庭政策受到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家庭婚姻研究、婚姻心理咨询和治疗、家庭生活教育也快速发展。此外还相继出台“家庭保护和支持法案”、“健康婚姻法案”，在税收上对已婚者给予经济激励等举措，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离婚率就一直呈下降趋势。

    据介绍，早在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确定政府每年拨款3亿美元，支持各州的健康婚姻运动。此项资助款主要用于婚姻教育和夫妻关系训练，以增加社区中享有幸福婚姻的夫妻数量，从而降低离婚率。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田国秀表示，美国的离婚教育，由司法部门负责离婚期间调解与干预，教育部门主导离婚之后的辅导与援助，社区组织承担离婚前后的婚姻建设与改善。有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一半或四分之三接受过离婚教育的夫妻，能够达成和解，双方沟通积极，亲子关系得到改善。

    李洪祥介绍，世界上不少离婚率飙高的国家，纷纷认识到稳定婚姻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降低离婚率。比如韩国政府自2008年6月起强制实施的“离婚熟虑制”；日本把女性结婚法定年龄提高两岁以求稳定婚姻；印度法院在收到离婚申请书后，先要给申请人半年的考虑时间。

    在德国，离婚夫妇也要受到“缓冲时间”的法律条款限制。德国现行的离婚法规定：夫妻双方以没有任何继续共同生活的意愿为前提，分居1年便可申请离婚。有分歧的话，还得等到分居3年之后。为了更多保护结婚后成为全职太太、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女性，该法甚至限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男方未承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即使婚姻破裂也不能离婚。

    此外，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夫妻离婚的财产分割都有相关规定。法律明确认为，女方是弱者，在分割财产时应给予充分的考虑。原因在于妇女在婚后对家庭的贡献大于男性。在财产分割中，除非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否则法院会更多地照顾妇女和婚生子女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杀手锏是婚后赡养费，这对离婚后男方是个不小的负担，迫使每个男人离婚前都要三思而后行。(记者：李劲峰 韩振 刘巍巍 张颖 刘硕 毛伟豪 俞菀 王菲菲 周蕊 段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