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深入京津冀调研了解到，在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环保问题凸显的很多障碍其实都是经济障碍，体现在地方政府、环保部门、企业和百姓的环保实践中，就是实实在在的“四笔账”。

    保住环保战果 不能不算“四笔账”

    2015年以来，华北地区的不少民众都有这样的感觉：蓝天白云的日子似乎比往年多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为了扭转雾霾困境、治理环境污染，2014年，北京淘汰退出污染企业392家，实现减排挥发性有机物1.6万吨，减少燃煤量280万吨左右；天津实行机动车限行，淘汰黄标车和老旧汽车14.3万辆；河北共压减炼铁产能1500多万吨，压减炼钢产能1500多万吨。

    然而，环保的成绩，往往是以地方政府、环保部门、企业、百姓为之付出为代价。记者发现，基层有“四笔账”，关系着治霾的成效。

    第一，地方政府的账本。以河北省为例，2014年其经济增长6.5%，低于预期1.5个百分点，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表示，化解过剩产能、治理大气污染影响河北省生产总值增速约1.75个百分点。

    第二，基层环保部门资金缺口。记者采访了解到，与越来越细化严格的环保执法工作相对的是基层执法人员和资金的严重短缺，河北省沙河市环保局局长曾社斌介绍，全局财政供养的一共有60人，其他200多人都不在编。记者四月初采访时，他说：“我从财政局借了100万元，才把1、2月份工资发了，3月份还没着落。”

    第三，企业成本。我国对企业环保要求逐渐增多，天津大无缝新矿业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王世委说，“脱硫脱硝每吨就要增加20元成本，而且这些设备每年得增加1300万的电费，我们在脱硫之前的利润每吨也不够50元，料场密闭还得花三、四千万元，运营维护还要每年500万元，如果再上设备造成碳排放超标需要购买指标，那成本就更高了。”

    第四，百姓支出。以燃煤为例，河北省沙河市副市长裴沛华说，百姓买的含硫韩粉尘煤每吨约400元，去年县里推广高标准型煤，但虽经市县两级补贴，这种煤每吨仍需600元，百姓购买每吨煤需多花200元。

    “经济障”产生多重负面压力

    记者调研发现，有上述“四笔账”所造成的“经济障”产生的较高成本，也造成了各方面的负面压力。

    首先，当前环保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在短期影响了经济和就业。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都表示，他们明白环保的重要性以及“不以GDP论英雄”的道理，但地方发展仍然需要得到保证。河北邢台德龙钢铁公司总经理阚永海说，公司原有职工4700人，绝大多数为本地人，2014年却因公司拆除两座高炉而分流出600多名工人，影响当地就业。

    其次，环保队伍缺乏资金，环保力度存在地区差异，易造成环境污染持续隐蔽存在。公众的期待以及新《环保法》的出台，期待环保部门有更加严格的执法，但目前基层执法人员大多不在编，缺乏财政支持。如果遇到需要司法鉴定的样本，几十万元的鉴定费用更是他们无法承受的，“一个基层环保局一年的经费可能都做不了一个鉴定。”环保部环境监察局行政执法处罚处处长姬钢说。

    此外，许多负责人都谈到一个问题，由于不同地区环保标准不同，本地区企业在环保上投入很多，而外地企业没有投入，如果没有严格公平的竞争机制，环境污染在很多企业会隐蔽地存在下去。

    再次，当前环保工作惩罚机制有效性依然不足。以秸秆焚烧为例，对于百姓而言，虽然各地都有不同标准的处罚，但似乎未能阻止这种行为。曾社斌说，“我以前在乡镇当书记，有个老人家烧秸秆，我说你不能烧，得罚款，他二话不说捡起一块石头打破了自己的头，说没钱处理秸秆，也没钱交罚款。”

    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说，有的地方对秸秆处理的补贴和惩罚都是几百元，有的农民干脆拿了补贴之后焚烧，然后再交罚款。

    破除治霾“经济障” 不是没办法

    业内人士建议，要想突破环保“经济障”，必须善用市场机制。

    第一，建立灵活的考核系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前提是要为其设立一个合理的规则。环保现在不仅是生态问题，更是民生问题，所以，不少基层干部建议，各地考核系统应该在考核上对环保有所倾斜。据邢台市临城县环保局局长张冀峰介绍，目前当地的考核中，环保已经占到19分，GDP仅占5分，环保效果显著。

    此外，在重视环保的基础上，考核也应注意因地制宜。据河北廊坊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介绍，在2014年全省环保系统考核中，廊坊环保日常工作落实得分最高，但污染物排放下降指标一项，却把廊坊拉了下来，总排名第六，就是说我们降得不多。“有的地方，拆掉一个烟囱，空气污染物就可以下降很多。廊坊没有大型工业企业，所以没有重污染，所以降幅只能一点一点，降的绝对量自然就少了。”

    第二，加大对基层环保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同时确保地区间公平竞争。包景岭建议，对于企业而言，首先要严格执行统一的环保标准，其次，在提高排污收费基准的前提下，要对大幅度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激励更多的企业积极减排。

    第三，引入社会机构，补贴用“渔”非“鱼”。仍以秸秆处理为例，包景岭认为，农业上秸秆处理对雾霾影响很大，应该由专业公司进行规模化处理，将国家补贴用于奖励这些专业公司，而不是分散地发给个人，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记者李鲲、巩志宏、乌梦达、罗争光、倪元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