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
“减刑是对我的侮辱”
狱警拿他训诫其他不听话写申诉的犯人:“你看杨明,快20年了,有什么用?”
杨明不服判决。在监狱,他拒绝劳动改造,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申诉上。
监狱里有几条生产线,做丝锥、齿轮等零件。劳动的好,会得到加分、减刑的奖励。
“我要写申诉,没空。”拒绝劳动改造的后果,是除了一次被关进几个人同住同吃的狭小牢房,不能出去活动外,他很少遭受惩罚,更没有被减分。杨明后来慢慢明白,“很多狱警都知道我的事,他们同情我,所以对我比较宽容。”
他不停地写申诉。从看守所写到监狱,每天至少6个小时。写到手麻得不听使唤,方块字成了无法辨认的线条条。
如果手不受伤,他可以写得更快。杨明说,他的右手留下了刑讯时的伤。字写多了,手指吃劲,牵着整个胳膊疼。他要不时地甩胳膊缓解疼痛。
申诉材料的每页信纸上,他都用大拇指按下两个清晰的红手印。
他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贵州省相关机构等寄出了反映冤情的控告信,他记得很清楚,一共寄了625份。他也向全国各地的律师事务所、媒体发出求助信。
他直接写信给有关领导,后来这些官员中很多人都落马了。杨明忍不住乐起来,他描述如何满怀虔诚地写给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的周本顺,“亲爱的周秘书长……”“谁知道后来也落马了,”他叹息起来。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申诉材料转一圈,又回到原点。
他记得监狱里的信箱,等管理人员去开锁取信时,锁锈住,不得不用棍子撬开,犯人们塞在里面的待寄的信落了厚厚的灰。很多时候,申诉材料发不出去。
杨明一次次跑去问有没有回执,管教人员用一个字回复他:滚。
他成了监狱里的反面教材。狱警拿他训诫其他不听话写申诉的犯人:“你看杨明,快20年了,有什么用?”
杨明还拒绝减刑,拒绝死缓减刑为无期。有人问他,不怕死吗?“不怕,绝对不怕。”
杨明说,“从头到尾,都自信。有理走天下。”
监狱管理局的一位干部多次找杨明谈话。这位干部告诉杨明,即便他不争取积极表现减分,也可以考虑给他减刑。
杨明一口回绝:我没罪,谈何减刑?减刑是对我的侮辱。
监狱最后还是给杨明减了刑,从死缓减到无期。
潮湿的环境下,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开始跑步。在监区外,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场地,他一天跑30多圈。
杨明说,在监狱里,人的机能是会慢慢衰退的,比如记忆力。很多人没事做,就只能数蚊子,还有身上的包。
夏天的牢房是被蚊子包围的,每天身上都咬出百余个大包。他甚至学会了辨识监狱里的蚊子和外面的蚊子的区别。监狱里的蚊子,从远处飞来时,突然加速向人进攻,不像外面的蚊子,嗡嗡嘤嘤地着陆到皮肤上,让人很难察觉到。
在狱中,杨明听到了最好的消息,也等到过最坏的消息。女儿考上大学,父亲去世。他说,没有最绝望的时候,每一天都是绝望的。
转机
“要么死在牢里,要么清白出来”
“20年了,他自己从没有放弃,一直不认罪,一直在申诉,这让我们很震撼,也坚定了他无罪的信心。”
转机还是来了。
2013年初,北京律师张磊和贵州律师王宗跃接手了杨明的申诉案。
张磊说,详细了解情况后,发现此案存在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只凭一个证人的间接证据定罪,而且是在证人处于关押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但这样的关键证人最后却没有出庭。”
张磊说,让他下决心代理这起案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杨明的决心。“20年了,他自己从没有放弃,一直不认罪,一直在申诉,这让我们很震撼,也坚定了他无罪的信心。”
张磊对一次会见杨明时的情景记忆深刻,那天一整天都在下着很大的雨。在监狱办公室里,杨明习惯性地低着头说,我没有杀死她,我是无罪的,我要申诉,要么我无罪走出这里,要么我宁愿死在这里。
2014年10月,贵州省检察院启动复查“杨明故意杀人案”。2015年4月13日,贵州省检察院发出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该院以“生效判决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向贵州省高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今年8月11日,贵州高院再审判定,杨明故意杀人的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判决杨明无罪。
杨明的无罪释放,令杨家欢欣鼓舞。而被害人王家凤的家人则感到愤懑。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疑罪从无”。
王家凤的父母和哥哥均已去世,今年6月11日,杨明故意杀人案再审第一次开庭,王家凤的姐姐出庭。
在法庭上,她大声质问法官,“不是他还能有谁?”
8月11日,王家凤的弟弟王家军,听到了杨家接杨明回家的鞭炮声。这让他很不满,认为杨家大张旗鼓。他认同当年办案的一位周姓警官的说法,这名警官也听说杨明将无罪释放。“他很确定地和我说,凶手就是杨明。”
“我们就是要一个真凶,”王家军说,“如果他不是,那凶手是谁呢?”
指证自己杀人的恋人杨雪梅,在杨明入狱两年后死于一场意外,在广东打工期间坠楼。“我一开始挺恨她的,但知道她去世的消息,我的仇恨逐渐消解。她当时被无故关押了50多天,估计也吃了不少苦,身不由己吧。”
将来
“一切从头来”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他说一定要追究下去。“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从监狱出来后,相关部门找到杨明说要给他恢复在火电厂的工作。但他没心思考虑这些,他和母亲暂时住到了贵阳的亲戚家。
他参加了两次小范围的同学聚会,他尽量不去聊收入、房子这些话题。“同学们也怕我尴尬,都不提这个。”杨明说,大家都只谈孩子、老人。可他还是明显感到了落差。同学们都有自己的车,有的还是奔驰、宝马。“坐在车里真舒服啊,”他感叹,随即又开始失落。“我不是嫉妒,但想想自己啥都没有,越想越凄凉。”
同学特意载着他在贵阳市区转了一圈,高楼间一条条繁华的商业街,让他不住感叹,“发展太快了,和上学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
同学邀请他去家里坐坐,他客气地婉拒了。同学们都在市区有房子,有的不止一套房了。他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家。那座四层的小楼,在他入狱后,不得不卖出去一半,维持给他申诉的花费。房子年久失修,屋子潮湿发霉。
入狱后,他在三层的卧室摆设还保持着原样,家具都是20多年前结婚时置办的。只有过年时,母亲周德英会把家人召集到这间屋子,一起坐着,看电视里的春晚。老人认为这是对身处监狱的儿子的一种怀念。
回来后他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以前没见过的,比如电梯。他搞不清楚怎么按楼层数字,经常坐错。他看到女儿上网,感到很稀奇,“这个看着挺好,我要学。”
女儿帮他注册了微信,他在介绍里写道:“一切从头来”。
对于申请国家赔偿,他没有什么想法。“你说赔多少能换回我20年里失去的?”
具体的打算呢?他说不清楚,51岁了,做什么都晚了,身体也早不如前,他感到迷茫。
“在里面待太久了,先出去转转吧。”他很想去北京、上海和香港。那里曾是他梦想生活的地方。8月27日,他去社区警务点提交了办理身份证的申请。他说等办好了身份证,就动身。
一个人静下来,他总是想监狱里的事。恨自己的20年就这样没有了。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他说一定要追究下去。
“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想了一会儿,他说,我要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