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簋街某饭店门前,三名代驾在聊天。
9月25日,簋街,一名代驾把自己的脚踏车放进雇主的后备厢。
9月25日,三里屯,一位代驾在饭店门口联系雇主。
2011年5月开始,醉驾入刑,酒后找代驾越来越成为一种刚性需求,据一份《2015上半年酒驾安全形势报告》,2015年1至6月,全国代驾使用次数3300万次,同比增长210%。而根据预算,中国的代驾日单量将可能达到500万单,年市场规模超千亿元。
而在互联网+的大潮下,就着智能手机平台的美酒瓜分这块蛋糕的公司也越来越多,而此前传统代驾行业存在的问题却依然存在:代驾出事故后理赔难、招聘司机把关不严、小公司业务不济跑路……
近日,记者体验“应聘”互联网代驾司机,发现面试过程简单,可轻松上岗,代驾公司甚至连应聘者的驾照都不看。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长久以来,汽车代驾行业一直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和机构来规范运营,处于无主管单位、无行业规范、无准入门槛的“三无”状态,行业参与者基本处于自律的状态。
代驾前传
草莽时代,鱼龙混杂
北京人卢泳今年56岁,5年前成了一名专职代驾司机,目前,他服务于某知名代驾软件。5年的代驾生涯,他经历了传统代驾公司到互联网代驾的变革。
最开始干代驾是2010年6月份,卢泳加入了北京一家大型国企旗下的代驾公司,他回忆,当时还是传统代驾的天下,公司对司机的要求不是很高,5年以上驾龄就行,上岗就是在家等公司派单。
“有时候三天一个单,有时候一个月才能等来一个活。”100元的起步费,20%归提供中介的餐厅,其余部分和公司对半开,活少赚不到钱,两个月后,卢泳辞职。
那时候,除了一些代驾公司,还有不少个体代驾司机出没在簋街、工体等地趴活。“也有一个小头头联系三五个司机组成的草台班子,也就是常说的黑代驾。”
一位代驾业内人士称,那时候代驾收费高,起步就是两三百,没有统一标准,都是口头议价。出了四环五环,甚至会收到四百五百元。“还有司机看车收钱,比如你开了辆路虎,直接就问你四百走不走。”
除了随口要价,一些黑代驾到了目的地后还会临时加价。再加100块,因为回去得打车,有时客人不愿意,他们还会威胁道,“你不给,我可知道你车在哪。”
卢泳还记得,自己拉过的一个客人就遭遇过黑代驾:司机上车后表现得很生疏,开上路晃晃悠悠,一问,拿本一年,没摸过几次车,车主一路上都担惊受怕。
行业过渡期
软件盛行,传统代驾式微
从那家小公司辞职后,卢泳加入了另一家有300人司机团队的代驾公司,据他讲,这家公司的规模在北京代驾市场已经算数一数二。
跟第一家不同,这家公司要求代驾司机参加上路考试,刚入职的三个月,属于培训见习期,每天下午,师傅都得前往固定的地点,接受服务流程、礼仪话术、操作规范等方面的培训,通过测试后,才能正式上岗。
上岗后,司机需要在公司固定的站点等活,干完一单后得打电话向公司报单,然后才能等下一单。
到了后期,这家公司也用上了手机软件,但当时的软件并不好用,有时候抢到的单比较远,赶过去就得半个小时,“还有时候你在地图中连自己的位置都找不到。”
代驾过程中的事故理赔,也是卢泳觉得不能安心干活的一点。当时,代驾公司基本都规定先走车主的保险,不足部分则需要司机自己承担。有的轮胎扎了,不在保险范围,或者保险刚刚过期,就得代驾师傅自掏腰包。
也是在这个时候,卢泳再次跳槽,加入了目前代驾领域一个较为知名的公司。新公司的软件好用了很多,在他看来突破了传统:新公司的软件会把活派给最近的司机,对双方来说省事很多。
此外,新公司会收取每单2元钱保险费,出了事故公司会出面理赔,司机干起活来也踏实了许多。逐渐的,一些传统公司的单子越来越少,司机也留不住,“只能自生自灭。”
市场现状
代驾招聘 驾照都不看
黑代驾安全没保障,通过手机软件叫来的正规代驾就一定靠谱吗?
近日,新京报记者体验应聘总部设在北京的一家互联网代驾公司。该公司规定,驾龄达到5年,有本市户籍人员担保,通过笔试、路考即可入职。
这也是大多数代驾软件招聘司机的要求,但事实上,该公司的入职标准并没有这么严格。
先在网上填写一张表格,两天后,这家公司就发来短信通知面试。面试的过程非常简单,工作人员拿来一份代驾平台使用协议,让求职者读完无异议后填写入职申请表。
拿着填好的表格,对方问了一些问题:“以前干过代驾吗?”、“对北京的路熟吗?”、“酒仙桥在什么位置?”、“五道口呢?”
记者简单答出了大致方位,对方说,看来你还不太熟,以后多看看地图。至此,面试算完成了,记者也并未被要求出示驾照验证驾龄。
工作人员称,接下来就可以办理入职手续了,交100元的服装费和500元个人充值金,下载司机端软件,接受安全知识、礼仪、软件使用方法的培训,当天晚上就可以接单干活了。记者询问,是否需要路考,对方说“不用考试,直接交钱就上岗。”
对于公司宣传时规定的外地户口司机需要找本市户口人担保,对方并未提及。
当天,与记者同时前往应聘的一名男子称,他的驾龄确实达到了五年,但实际上很少“摸车”,好在公司没有实际考察。
■ 行业准入
非强制性行业规范将出台
市场很大,问题频频,一些业内人士表示,长久以来,汽车代驾行业一直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和机构来规范运营,市场参与主体鱼龙混杂,处于无主管单位、无行业规范、无准入门槛的“三无”状态,行业参与者基本处于自律的状态。
记者从国资委主管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了解到,早在去年2月,该协会就组织相关专家起草了《代驾经营服务规范》,《规范》对代驾企业与代驾司机都列出了明确规范,包括代驾保险、培训、上岗等多个方面。目前《规范》已经报送商务部审核。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称,这是一个非强制性的推荐行标,对代驾企业如何自律管理、规范经营可以起到引导作用。如果规范实施了,协会可能还会在行业内进行达标企业的评选,给消费者一个参考。
今年1月份,该协会发起成立了中国代驾联盟,来自全国26个地区的101家代驾企业成为代驾联盟会员。中国代驾联盟成立后,将逐步解决目前行业普遍存在的规模小、管理不规范、无序竞争等问题。
该联盟常务副秘书长柳静向新京报记者介绍,按照联盟条例,成员必须是具有一定经营管理实力、品牌影响力及服务水平较高、运作规范的代驾公司,且需要拥有50位代驾司机,并保持不低于10%的年增长率,不少于30单/天。
柳静举例,规范内明确规定,代驾公司必须购买代驾责任险,以保证车主和代驾司机的权益。此外,未来的代驾司机可能会持证上岗,“规范的企业肯定都希望所有代驾员持证上岗。”
乱象1
抢地盘闹群殴代驾酒后上岗
不过,一些地方的黑代驾依然存在,这时,通过软件接活的代驾司机们成了弱势群体。
卢泳说有时会去东单附近的一家KTV外等活,常会有人来驱赶他,“说影响生意,我们就坐到马路对面的长椅上等,对方也会跑过来赶人,甚至会动手。”
卢泳所说的为抢地盘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
今年3月,在广州沿江中路的一家酒吧门口,保安与某互联网代驾公司司机发生冲突,两名代驾人员在酒吧门口揽客时,保安上前“劝阻”并踢了代驾司机。之后对方叫了很多人,围住酒吧,双方共发生3次冲突,一直从凌晨两点持续到早晨六点。
此外,酒后代驾的新闻也常见诸报端。今年6月10日晚间,一辆丰田小汽车在北京朝阳区安立路慧忠路口处,追尾了一辆沃尔沃小汽车。经鉴定,丰田车代驾司机郭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4.9mg/100ml。
在警方现场拍摄的事故视频中,郭某已经意识不清,甚至醉倒在地扶不起来,而三位乘客也醉酒严重。
庭审中,郭某对指控罪名没有异议。他称来京代驾已有数月,平常都是在酒店旁边揽活,事发当晚有三个醉酒的人从酒店出来,他正好路过就为他们代驾了。
郭某称当天自己喝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上车了,“真的非常后悔。”最后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一审判处郭某拘役5个月,罚金5000元。
今年5月,还有媒体报道了一起代驾拍下醉酒女司机裸照敲诈的案件。
一次醉酒后,温州女子阿琳让熟识的代驾小周将自己送回家,第二天醒来却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宾馆的床上。小周趁她不省人事时,拍下裸照和视频,并勒索20万元。
代驾小周一度威胁称,如果阿琳报警,就把照片和视频都传到网上。一番交涉后两人约定,阿琳拿两万元赎回照片,而在交钱时,小周却因为胆怯没有出现。
阿琳最终报警,法院以敲诈罪(犯罪未遂),判处代驾小周有期徒刑八个月。
乱象2
理赔无标准 代驾撞车车主掏腰包
虽然大多数客户的使用习惯和信任程度已逐渐向app代驾倾斜,但因为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和门槛,事故理赔难问题依然存在。
今年4月20日晚,北京车主孙洋和朋友饮酒后,通过某总部位于上海的手机软件叫来了一名代驾司机。服务开始后,车还未驶出车位,便与一辆奥迪车相撞,当时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孙洋的车负全责。
事发后,代驾公司表示需要孙洋先垫付两车约4万元的修理费,随后再对其赔偿。
但赔付的过程并不顺利,该公司表示,经过调查后发现,当事司机早已离职,事发时并非其签约司机,所以不能报销相关费用。
孙洋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他是通过软件叫来的代驾,当事司机的手机截屏也显示,其司机端软件明确有当时的订单。
今年8月,有媒体报道此事后,该公司工作人员再次联系孙洋,表示愿意报销其损失。但车主告诉新京报记者,该公司许诺之后再未联系他,报销事宜又一度搁浅。
事实上,各家公司对代驾服务中的事故处理办法不尽相同,一些主流的代驾公司规定,出险后由车主自身保险先行赔付,不足或拒赔部分,再由代驾公司赔付,并对因事故可能造成客户次年保费上涨部分进行补偿。
一些规模较小的代驾公司则直接规定,事故造成损失由当事司机承担,公司只负有督促责任。
乱象3
代驾公司欠薪跑路 司机维权无门
除了车主会在代驾服务中碰到麻烦,一些加盟的司机们也遇到了维权难的问题:账户工资无法提现,找上门发现公司已经跑路。
2013年12月,张海成为了北京7080代驾的一名司机,公司与他约定,客户通过手机支付的服务费将存入后台账户,司机可以定期提现。今年8月份,他按往常那样发去提现短信,申请将账户里的2000余元提出来,但这次钱却迟迟没有到账。
此时,公司客服和业务经理的电话也打不通了,他赶去公司办公地点,发现原址已经是另一家公司在办公了。
张海打了110,警方表示,因为他和公司签有协议,这种情况无法立案,只能通过诉讼解决。此后,他还前往朝阳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为自己与公司属于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申请未被受理。
在维权过程中,张海了解到公司有300余名司机和他面临同样的问题。他加入了一个有49人的维权群,经过统计,这些司机中少的被欠500元,多的有5000余元。
除了公司跑路,在整个代驾行业生态链的末端,一些小公司也很不靠谱。
今年3月,北京人李文在网上看到了一家代驾公司的招聘启事,“公司名没听过,但一百度能搜到它的很多广告”。
入职后,所有司机都需缴纳500元的信息服务费,培训时李文发现公司的规模并非他想的那么小,和他一起培训的有上百人。
而此后的半年间,李文一个活都没接到过,最后连公司的电话也很难打通了。”
有意思的是,记者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并没有找到该款代驾软件,只能通过扫描公司网站上的二维码下载。
9月17日晚上8点44分,正值代驾需求的高峰期,而该软件在全北京范围内,只有6名司机在线。
李文说,遇到同样情况的不止他一人,面临公司惨淡的业务情况,在他想终止与这家公司的合作时,却发现想要回500元钱的信息费却并非易事。
公司与司机的合作协议写着,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无特殊情况不得解除合同,而这份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特殊情况则为“自然灾害、乙方违法犯罪、亡故或直系亲属亡故”等。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自己一年后才能申请将这笔钱拿回来,“而一年后,我还找得到他们吗?”(记者 赵力)(文中卢泳、孙洋、张海、李文均为化名)